許小年：計劃經濟國家轉換模式難在政府職能定位

　　3月25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論壇”移師中原，在河南鄭州大河錦江飯店舉辦一場名為“中國經濟增長新模式與全球化新挑戰”的論壇。以下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教授許小年作主題為“新經濟增長模式與制度建設”的演講實錄：

　　許小年：感謝河南日報朱總編，感謝光大銀行鄭州分行董建敏行長，感謝中歐商學院河南校友分會，謝謝各位對這次活動的支持，我們要特別感謝張副省長到會給我們講話，這

是對中歐校友、學員以及教授非常大的鼓勵。非常高興今天能有機會在這里跟大家就中國經濟以及社會的一些問題，在這里做一些交流，我的題目是“兩個模式的轉變”第一個是增長模式的轉變，第二個模式的轉變,跟第一個有關系，但是又不盡相同，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模式的轉變，這兩個轉變是連在一起的，最后談一下要實現這兩個轉變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第一關于增長模式的轉變，最近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以及領導人講話都已經闡述的非常清楚了，我們

　　國家發改委最近列舉了十幾個產能過剩的部門。在經濟層面上來講，從微觀層面來看，過剩的產能使企業競相降價，因為在產能的壓力下，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有定價能力，這種競相降價到宏觀的層面上表現為通縮，所以我們最近經常看到的一個爭論是中國經濟道路是通脹還是通縮，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清晰，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通脹而是通縮，而這恰恰是因為在過去十幾年間我們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來進行推動，而這樣的投資形式、過剩生產能力是通縮。通縮擠壓了企業的利潤，因此通縮對企業的帶來的負效應是不言而喻會帶來銀行資產的惡化。除此之外，過度依賴投資的增長，還使得我們在過去的幾年中間，經濟的結構朝著高耗能產業、高資源消耗產業方向發展。我們的能源利用率沒有改善，反而是下降了。再一個后果是中型工業的發展造成了環境的惡化。所以這樣的一個增長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約，首先企業贏利水平的制約，受到銀行資產質量的制約，受到能源供應的制約，受到環境的制約，這樣的一個模式沒有辦法持續下去，所以中央及時提出要下決心轉變增長模式。

　　關于過度依賴投資所帶來的負面的影響，我這里有一些數據，跟大家做一些討論。關于過剩產能對物價造成的壓力，中國經濟重會通縮已經不是一個預測，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紅線是重工業工業生產者的價格藍線是輕工業的生產者價格指數，重工業指數雖然還在增長，但是已經從峰值到了今年一月份6%。而輕工業是有可能受到通縮影響的，他在一月份價格增長幅度變成了零，今年上半年非常有可能輕工業生產價格指數進入到通縮也近來負增長。所以通縮是擺在我們面前今年特別是對于工業行業對于制造業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剛才我已經提到了就是因為過剩產能的壓力下廠家沒有定價的能力，價格在不斷地下降，這張圖上顯示的是鋼鐵制品，鋼鐵制品進入通縮已經有幾個月了，這條藍線是鋼鐵行業價格指數的變動百分比，到今年二月份，整個行業的價格指數已經是負7%的增長，這是和去年二月相比。所以在價格下降的同時給企業的贏利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條紅線是全國規模以上鋼鐵行業銷售利潤率，我們看到，他的銷售利潤率已經從2005年初期高峰6%、7%，逐漸地下降，盡管下降地幅度比較緩慢，到今年的時候，他的利潤率已經到了5%以下，大概只有3%或者4%。所以這種依靠投資的增長模式產生了過剩產能是無法持續的。

　　關于能源利用效率我們做了一個數值方面的分析，中國每單位GDP耗電量，在90年代初以來一直是下降的，說明我們能源利用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卻在最近一次經濟周期中出現了反轉，自1999年以來單位GDP電力消耗開始上升，到2004年的時候更是大幅度地上升，表明宏觀總體水平上能源消耗在惡化，對于一個缺乏能源的國家來說，這不是一個吉兆。

　　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辦？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既然投資不能夠保持高增長速度(10%、20%)，是不是應該去刺激消費，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出路不在于刺激消費，因為在消費領域里，除了住房和汽車，消費具有相當大的剛性，在過去幾年里消費增長一直是非常穩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它一直是以10%的速度增長，所以在刺激消費方面除了汽車和住房兩大項以外，沒有什么上升的空間。因此，靠消費來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不現實的。

　　那么該如何維持中國經濟高增長呢？一定要轉換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把從數量型增長轉換成依靠提高效率的增長，繼續培育和擴大市場，特別是服務行業的市場，如金融地產、信息處理、研究等等，強調研究、強調自主開發與創新，只有把增長模式從外延的數量增長，轉為內涵的以創新為基礎的增長，中國經濟從過去20多年中間所實現的高增長才能夠持續下去，但是轉換增長模式我們已經談了很多年，為什么總是轉換不過來呢？這個話題不光是我們在談，在前蘇聯計劃體系之下的時候也在談這個話題，所謂外延式增長和內涵式集約式增長，這兩個名詞就是由蘇聯經濟學所提出的。就說明了增長模式的轉換，對于有著計劃經濟傳統模式的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不困難我們就不會在這么長時間里反復談這一問題。

　　對于有著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轉換模式之難，首先難在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政府的職能在經濟中的定位，這一轉換的實現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現在的數量增長，我們現在的GDP掛帥都和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有著非常大德影響力分不開的，對于政府來說是GDP、掛帥，永遠是追求規模而不是效益，這是由政府本身的模式來決定的。我們經濟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國有經濟，它也具有追求規模的傾向，而不是追求效益。因此要轉換經濟增長模式首先要改變政府的角色，充分定義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政府從市場中退出，把政府配置資源的作用轉換為建設制度，維護制度。我們在這里所說的制度建設的功能，主要有法律特別是產權的保護，我們現在提自主創新，政府部門擬定了非常宏偉的規劃，但是實際上我們回顧一下歷史，進行自主創新最有效的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就這一點我曾經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學員的課堂上做過調查，中國的企業不做研發，中國企業研發占總收入比重在世界各國排名中最低，在世界上技術比較領先的公司經常是3%，5%甚至更高，我們的企業為什么不做研發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學員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回答，有一位民營企業家告訴我，我今天做了研發，第二天仿制的產品到處都是，我的高科技含量的產品，賣不出價格，被水貨、低價所壓制住，因此我的投資沒有辦法收回來，所以我為什么要做研發，我用現有的產品賺一筆快錢就可以了。所以我們所觀察到的例子，以及世界上的經驗都表明，為了促進企業的研發，首先要加強產權地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使這些進行研發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上獲得研發地回報，使得企業家能夠有進行研發的積極性，這就涉及到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的建設。

　　自主創新還需要教育，需要勞動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知識的更新，政府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功能還包括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因為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是有成本的，如果要把投資的速度降下來，要縮小傳統工業的相對規模，要增加高科技行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在這樣的一個轉換過程中，依賴投資的重工業必然會造成一部分人的失業，這就需要政府建設好社會保障體系，來降低轉型的個人成本。

　　政府從經濟中退出，把他的資源配置功能轉變為制度建設中這個轉換的本身，政府的激勵作用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這就涉及到最近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總提出的要推進政府體制的改革，如果政治改革不跟進的話，政府轉換他的角色就缺乏激勵，我們怎樣轉換模式仍然是停留在紙面上，無論你做多少宏偉的規劃，無論你定下多么高的指標，基層沒有辦法加以配合，沒有辦法跟進。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轉變，它的核心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轉變，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是在最近宏觀調控過程中提出的。為什么這樣講呢？在最近的經濟周期中，關于宏觀調控引起了各方面的爭議。我們大概看一下，關于中國經濟是否過熱，要不要進行宏觀調控，分為了兩種意見，再仔細加以分析，實際是由利益決定的。主張調控的我們看到包括國務院、央行和部分學者，不贊成調控的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部分學界人士，證券公司、

　　調控措施出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關于公平性的爭論，政策部門用行政的手段來進行行業和企業的調控，結果是打壓了民營企業，有人提出了為什么要調控，不僅是在民營企業和國營經濟之間產生了公平性的問題，而且就是在國有企業占主導部門之間也產生了公平性的問題。到底要不要調煤價，電價是否跟著向上調，成品油的價格大家可以通過這個圖看到，原油的價格已經翻了一番，而成油的價格只上升了10%，造成了煉油廠的虧損，在這樣的情況下，成品油價格是否要放開，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利益問題。

　　在原油比較豐富的公司和原油比較匱乏的公司之間就產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政府通過價格管制來進行宏觀調控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有一些廠商從中獲利，但是又有一些廠商利益受到了損失，所以這一次宏觀調控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公平性的問題，它和社會上所討論的公平性問題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到底如何來討論公平性問題，到底如何來實現社會公平，都是我們以前所沒有碰到的問題，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的利益提是單一的由國家代表全社會進行資源的配置，但是經過經濟改革我國社會中多元的利益主體已經形成，你已經沒有辦法忽視一些團體的利益，已經沒有辦法忽視民營企業，沒有辦法忽視弱勢群體，強勢群體，已經不可能再由國家代表全社會來制定一項政策，政策的制定過程，不可避免變成了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處于一個很尷尬的地位，如果在這個利益博弈中，政府作為超脫的制裁者出現，社會公平的問題仍然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所以在現在的利益協調的過程中，政府應該逐漸中立化，應該逐漸從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變成了游戲規則的執行者，而游戲規則的本身只能由參與博弈的各方來進行協調的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公平，公平的定義是什么？評價公平與否的標準是什么？實現公平的道路到底在哪里？這是改革深化之后，不可避免出現的問題。我們該如何來處理這些問題，就目前情況來看，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下，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礎之上，能不能找到一個利益協調機制，我們目前還在探索。

　　在利益多元體已經形成的今天，我們需要一個各方都能夠充分表達自己利益的平臺，第二還要有一個平衡達成妥協的程序。在這個平臺上各個利益團體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訴求，但是訴求之后，在多元利益的格局下，大家都要學會妥協，不妥協就沒有辦法形成決議，沒有辦法形成政策。因此除了這樣的一個平臺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個各方都能夠爭取自己的利益，并且通過平衡和妥協，達成共識的程序。

　　第三還需要一個政策決策的程序，在利益各方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訴求之后，經過妥協形成共識，最后轉化為政策，政策形成的程序也是我們所需要的。最后政策制定出來了以后，需要有中立的司法體系來執行這些政策，正如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當前要盡快地推進政治改革。除了政治的改革以外還有立法和司法的改革。

　　為了實現這兩個轉換，我們需要什么？我們需要政府的遠見，要站在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站在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上，要啟動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為實現這樣兩個轉換創造條件，我們還需要知識分子的良知，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社會問題是以前我們未曾經歷過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問題面前富有責任，他應該是獨立于利益集團認真地研究問題，本著對學術、社會負責的立場，提出自己的方案，供決策者參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民眾的理性，因為觀念的現代化是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基礎，我們一些陳舊的觀念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改變。民眾的理性還表現在我們都要遵守游戲規則，尊重游戲的結果。在利益多元體共存的社會中要和諧共處，社會要向前發展必須要有規則。而游戲的結果一旦產生了以后，每一個公民都要遵守，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還要特別尊重他人的權利。我們什么時候開始尊重他人的權利，才可以說這強調研究、強調自主開發與創新，只有把增長模式從外延的數量增長，轉為內涵的以創新為基礎的增長，中國經濟從過去20多年中間所實現的高增長才能夠持續下去，但是轉換增長模式我們已經談了很多年，為什么總是轉換不過來呢？這個話題不光是我們在談，國際在前蘇聯計劃體系之下的時候也在談這個話題，所謂外延式增長和內涵式集約師增長，這兩個名詞就是由蘇聯經濟學所提出的。就說明了增長模式的轉換，對于有著計劃經濟傳統模式的國家來一間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不困難我們就不會在這么長時間里反復談這一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經過了20多年市場化經濟改革，到今天我們在經濟增長模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上，都面臨著重大的轉變，有很多新的問題，新的社會現象不斷地產生，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要有創造力，特別是對于學者來講要進行獨立、認真的研究，來設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后，我們的經濟增長會跨上一個新的臺階，我們社會的發展也會跨上一個新的臺階。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