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危機中，高管要以這種薪資計劃犒勞自己，是極為不負責任的”

　　《上海國資》見習記者 熊曉輝

　　國企高管薪酬又起風波。

　　近日，一份從公司內部流傳出來的《2009年國泰君安證券總裁陳耿工作報告》曝出，國泰君安證券2008年的薪酬及福利費用高達32億元，較年初預算20.41億元的大幅增長57%。

　　資料顯示，國泰君安員工數大約在3000人左右，按照報告中32億元的總薪酬及福利費用計算，平均每個員工去年獲得的總收入約百萬之巨。

　　盡管國泰君安很快給予回應:薪酬總額由歷年節余、當年計提和當年發放三部分組成,而非全部當年發放。但是如此高的額度仍然難以服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各國經濟均出現明顯衰退，其始作俑者正是金融行業。

　　2月4日，為平息外界對一些金融企業高管“自肥”的憤怒，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宣布對華爾街高管限薪計劃，得到政府資金救助的美國金融公司高管工資將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

　　在國內外企業紛紛降薪裁員以降低成本度過危機之時，國泰君安這份“百萬年薪”的天價薪酬確實讓人難以接受。

　　再加上同處上海的國企高管也紛紛加入降薪隊伍，國泰君安的“特立獨行”顯得尤為扎眼。

　　天價薪酬

　　就常理而言，薪酬與業績掛勾，如果國泰君安在2008年取得了足夠的經營業績，高管們愿意拿高薪，或許也“不足為外人道也”。

　　從報告中“2008年公司各項收支預算完成情況”來看，國泰君安2008各項實際收入情況較年初預算的完成率普遍不高，主要項目都低于年初預算數，特別是數額較大的業務，年初預算收入超過3億元的業務均未完成。

　　報告顯示，國泰君安2008年實現經紀業務凈收入49.77億元，而年初預算是80億元，完成率僅為62%；其中零售客戶收入為45.43億元，而預算是75億元，完成率達61%。而國泰君安證券投資部收入最慘，2008年虧損1.44億元，完成率為-9%。此外，國泰君安銷售交易部、香港公司資產管理總部也都沒有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標。

　　經營目標沒有完成，公司卻逆勢大幅提升“薪酬和福利待遇”，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如果國泰君安只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管拿高額工資倒也無可非議。

　　然而，國泰民安卻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國有控股證券公司。資料顯示,國泰君安排名前三的股東分別為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中央匯金公司和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23.81%、21.28%、11.15%。

　　據《上海國資》記者了解，早在2001年，國泰君安以賬面價值31.25億、評估價值18億元的逾期債權打包，與大股東上海國資公司進行了一次資產置換。后者則向國泰君安注入3億元現金及估值11億元申能股份、大眾交通的法人股權；同年，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注入了中石化法人股5.87億股，每股價格僅低至2.5元。

　　事實上，國泰君安2008年盈利的主要來源，正是法人股減持收益。陳耿在報告也特別指出：公司在2008年初果斷減持部分法人股，實現近45億元盈利，一舉奠定了全年的業績基礎。

　　一位業內人士對《上海國資》表示，很多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與經營能力不成正比，更多的是靠壟斷地位與優惠政策謀取利潤，而不是靠市場化的運作或者高管超高的盈利能力。“從國泰君安的兩大塊收入來看，無論是法人股減持收益，還是傭金收入，都是制度性紅利的象征，而非經營能力的體現。”

　　“如此巨額的薪酬及福利費用支出，有假公肥私、瓜分國有資產之嫌。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如此作為的確讓人心寒。”上述人士稱。

　　同城國企主動降薪

　　其實，經濟遇冷，更多的企業選擇主動降薪來應對寒冬。

　　1月31日《上海國資》記者從上海市國資委獲悉,上汽集團、電氣集團、百聯集團、錦江國際、東方國際集團、國際港務集團、廣電集團、紡織集團、中鋁上銅公司等9家大型國有企業高層將率先帶頭減薪，并采取縮減差旅費、會務費開支等措施應對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據悉，上海此次國企高層減薪幅度不少在15%-20%，最高降幅達40%。

　　據介紹，這9家企業將本著合理有據、慎重有度、有獎有減的原則，對系統內領導和職工收入分配提出明確意見，要求領導與職工同甘共苦，職工不增加工資，則領導不增加工資，職工減工資，領導首先減工資。

　　此外，這些大型國企還提出嚴格控制差旅費和會務費開支，勤儉辦企、增收節支，來應對這場金融危機。上海電氣集團提出過“緊日子”的十條措施，要求2009年度壓縮管理費用10%，銷售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下降到3%以內。

　　“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于中國企業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國企此時降薪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決心和表現，值得贊賞。”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上海國資》表示。

　　全球限薪行動

　　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升級，全球掀起限制高管高薪潮。

　　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在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同時激烈宣稱:“為了重振金融體系，我們要恢復信任,為此我們要保證納稅人的錢不會用來補助華爾街高薪計劃。在經濟危機中,高管要以這種薪資計劃犒勞自己,是極為不負責任的,是無恥的。”

　　2月6日，歐盟委員會鼓勵歐盟成員國效仿美國，對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機構高管薪酬設限。德國政府隨即出臺了與美國類似的規定，救市方案中受益的銀行高管薪酬不得超過50萬歐元，只要銀行負有政府債務，其高管就禁止獲得分紅。

　　實際上，中國監管層也出臺有類似監管規定。從去年年底開始，相關部門針對企業高管的薪酬問題就陸續出臺了一些限制措施。

　　在2008年12月15日召開的央企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示，“無論是企業負責人薪酬還是職工薪酬，都必須和企業以及企業的產品競爭能力相適應。”他同時還強調，如果企業要降薪，首先就應該降負責人的薪酬，然后才能開始考慮降職工的薪酬。

　　1月24日，財政部下發通知，要求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規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級機構負責人薪酬。通知中尤其強調，“要堅決防止脫離國情、當前經濟形勢、行業發展以及自身實際發放過高薪酬。”

　　“盡管國資委對國企降薪有一些指示文件，但是沒有明確的規定，具體監管，操作起來仍有困難。”一位國資委內部人士對《上海國資》表示。

　　“國企薪酬監管的難題在于，很難將業績與薪酬掛勾，國企或多或少都有壟斷優勢和政策扶持，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和它從行政那兒得到的優惠，這兩塊是無法分清的，國有企業的市場盈利中競爭盈利和制度紅利也是無法分清的，進而國企高管的業績中哪些是因為經營管理有方，哪些是因為體制給予的利益也是無法分清的。”財經評論員葉檀分析。

　　韜睿咨詢全球合伙人柴敏剛則認為，如何保證國企高管定薪的合理性，治本的方法是建立真正專業盡職、有效運作的薪酬委員會和董事會，建立嚴格而市場化的高管考核機制，高管人員進行市場化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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