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革命：蒙代爾只猜想一半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21日 19:35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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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吉緋

　　2008年歲末，消費券話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11月18日，中國臺灣地區宣布將發給每名居民3600元新臺幣消費券。12月14日，“歐元之父”蒙代爾建議中國對全民發放1萬億元購物券。12月15日，成都市向城鄉低保、五保、城鄉重點優撫對象(總計約38萬人)每人發放一百元消費券。12月18日，成都市向返鄉農民工、未就業的大中專畢業生、企業經濟性裁員的失業人員(總計約15萬)每人發放500元就業培訓券……

　　目前理論界對消費券還有一定爭論，但關于“發放消費券無害”是沒有任何疑問的，關于“發放消費券短期有利”也無疑義。唯一存在爭議的問題是，發放消費券是否可持續，是否長期有效，是否可以作為一項拉動內需的有效工具經常使用。

　　既往發放消費券的經驗表明，蒙代爾和弗里德曼(1955年提出教育券理論)等支持發放消費券的經濟學者，雖然找到了癥結所在和治療方向，但藥方只說對了一半，所以實踐效果不盡人意。

　　美中不足的理由

　　正因為蒙代爾等學者只說對了一半，實踐者也只做對了一半，所以消費券遭到了不少質疑。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

　　1. 消費券沒有乘數效應。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內需的效果比較快，涉及的產業鏈比較長，可帶動機械、建材、物流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問題，為后期吸引更多的投資創造環境。而消費券只適用于流通鏈條的末端，還有時間、范圍等限制，帶動能力很弱。

　　2. 消費券存在替代效應。民眾按照政府的設想用消費券消費，沒有問題，但可能減少相應數量的現金支出。本來元旦就要花100元買米買菜，花掉消費券以后，現金就省下了，如果大家都這樣做，民眾總體的消費支出并無增加。當年日本派發消費券后，當年GDP為此僅增加0.1%。

　　3. 消費券難以持續。成都此次發放消費券的總額，約為當地全年GDP的萬分之一。考慮到當前地方政府的財力與物力的現實情況，如果消費券完全由財政掏錢，不可能做到像工資一樣月月發放，必然杯水車薪，難以持續。

　　4. 消費券治標不治本。區區100元消費券，并沒有改變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即使采納了蒙代爾的建議，全民發1萬億消費券，平均到13億人頭上，每人不到800元人民幣，也買不到多少東西。長期來看，政府應該將大量支出投向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老百姓沒有后顧之憂，才會放心消費。

　　5. 消費券操作起來難度很大。消費券適用的特定人群應該怎么確定？會不會有人“吃空餉”？消費券的流通，會不會導致黃牛黨的投機行為？出于利益的誘惑，會不會出現偽造的消費券？發放消費券的工作量不小，會不會增加政府財政成本壓力？

　　表面上看，這些理由都無懈可擊，似乎將消費券逼進了死胡同。然而，只要我們從規模需求的角度出發，找到現有理論方法所欠缺的另一半，就會豁然開朗。

　　理論方法的飛躍

　　1. 消費獎勵引發乘數效應

　　筆者先問一個問題：假如成都市發放的近4000萬元消費券，不是消費券而是實物，跟平常送溫暖活動一樣，那么民政局在指定商場購買米面油鹽的時候，會不會以零售價格成交？假如一袋50斤的大米，零售價格為100元，民政局這4000萬元專款，是不是只能買回40萬袋大米，然后再分別發給特定群眾？答案肯定不是的，政府采購本來就能夠享受到一定的折扣率，如果以零售價格成交，豈不成了冤大頭？

　　假設以九折計算，本來應該買到約44萬袋大米，現在變成消費券發放以后，變成了老百姓個人去買，還是零售價，相當于少了4萬袋大米。之所以要發消費券而不發實物或現金，是因為實物的流動性不夠，可能有人不需要，而現金的流動性太強，可能被克扣、挪用，或者存起來。只有消費券，有一定的選擇性，能夠規避二者的弊端。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發放消費券就隨隨便便丟掉4萬袋大米的優惠。

　　這4萬袋大米(10%的優惠)，是因規模需求而來的，筆者已經在理論上定義這個概念為貨現率(對放棄儲蓄行為或選擇特定消費的一種補償)。如果把利率看做貨幣的價格，貨現率就是需求的價格。

　　關于消費券，蒙代爾只說對了一半，這一半就是主張發行定向的、只具有消費功能的貨幣替代物，即筆者定義的子幣。但是他的錯誤在于，沒有輔之以貨現率。因為沒有優惠獎勵，人們還是不愿意花錢，至少不愿意把自己的錢變成消費券，都在等天上掉餡餅——政府補貼消費券。

　　例如政府全民發放每人100元的消費券，全國總計1300多億元，力度已經很大。但是對于每個消費者而言，100元還是顯得太少了。如果有貨現率的機制，即政府財政100元人民幣能夠買到110元消費券。那么除了政府免費發放的消費券以外，企業和個人，還會自動自發地，用現金向政府部門購買額外的消費券。如果消費者愿意，他可以把自己的工資的一部分買成消費券，在領工資的時候將面臨多種選擇，既可以拿2000元人民幣，也可以拿1000元人民幣加1100消費券等組合。

　　這樣一來，消費券的使用數量就會迅猛增加，從而起到比投資更大的乘數效應。顯而易見地，消費券拉動內需比投資更有優勢，因為將國家投資與市場化行為有機地統一起來了。消費者在市場終端，自主決定該去哪里，買什么商品。而刻意增加的投資，可能打亂市場自然競爭，使得那些被新增投資鼓勵的行業中，一些本該倒閉的企業因此繼續生存，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裁判的角度看，市場本身肯定比宏觀調控的準確度更高，反應速度更快。

　　2. 消費獎勵減少替代動機

　　由于現金的替代彈性為零，人們都有流動性偏好。因此很難徹底打消民眾把消費券轉換為現金的沖動，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消費獎勵，盡可能減少替代效應。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現在以及從前所發放的消費券，跟現金與商品的價值比例，是100︰100︰100的，如果使用貨現率進行獎勵，其比例將改變為110︰100︰110。這樣的話，三者相互比較，持有現金是最不合算的，而消費券跟商品的價值比例一致，因為消費券必須在指定期限內花掉，過期就作廢了，所以人們會傾向于選擇消費，持有商品。

　　如果此時仍然有很多人寧愿吃點虧，也要把消費券轉變為現金，存進銀行，只可能存在兩個原因：一個是貨現率獎勵的程度還不夠大，另一個是消費券的選擇范圍還不夠多。

　　選擇范圍的意思，除了即期消費的特定商品種類、指定商戶范圍、使用消費券的地區和時間以外，還應該涵蓋非即期消費。如果消費券可以買到一個未來某個時間、有限但充分的若干種商品的提貨權力(即規模需求理論中的貨權或消費儲蓄)，人們會更加愿意花掉消費券。

　　3. 消費券 = 廠商 + 消費者 + 政府

　　前面討論過，10%的貨現率優惠，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政府采購本來就可以拿到的折扣(實際的折扣可能比這更多)。對于廠商來說，是有能力接受的。

　　在供給過剩的買方市場，消費券等于事先確定的需求訂單，即規模需求。生產廠家和流通商家因此可以相對精準地安排生產和服務，避免了產能過剩和資源浪費，減少了生產和營銷的成本，完全有能力做出一定程度的讓利：出廠價、批發價跟零售價的差異，遠遠不止10%的折扣。

　　消費券有了這個本來該有的優惠獎勵以后，消費者也愿意自己花一部分錢進行消費，廠商當然樂于因此接到額外訂單。否則，就只能通過政府財政補貼來刺激民眾消費，勢必無法持續的。現在，政府財政補貼一部分，廠商讓利一部分，消費者自付一部分，共同完成拉動內需的任務，一箭三雕。

　　4.拉內需不必坐等社保體系完善

　　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需要很長時間，遠水不解近渴。更何況，社會保障與拉動內需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

　　從微觀上看，高收入群體沒有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依然選擇少花錢，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也許收入10000元只花5000元。反而是那些迫切需要社會保障體系幫助的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高，也許收入2000元花掉1500元，購買那些必須的基本生活資料，即使全部消費了，也只是從1500元拉動到2000元。就算考慮到中低收入群體比例較高，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對內需的拉動作用也是有限的。

　　從宏觀角度看，某國的消費率與其社會保障程度的相關性也不明確。英國是有代表性的高保障、高福利國家。其消費率一直較高，2005年為87.1%。但是作為社會保障程度極低的國家，柬埔寨的消費率也很高，2005年為89.1%。對中國來說，建國初期消費率曾高達78%，改革開放后，消費率出現穩步下降的趨勢，在55%-65%的區間波動。2001年以來，消費率一直處在60%以下，2007年為48.8%(含政府消費13%)，難道我們的社會保障改革完善之后，就能夠保證消費率自然增加到80%左右嗎？

　　5. 操作性問題總能技術性解決

　　不可否認的是，權力出租、回扣賄賂等腐敗行為，并非消費券獨有的問題，不管我們用什么方式，即使發放現金或實物，都可能出現這樣的尷尬。所以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是要通過盡可能公開透明的操作和嚴格的監督、監管，讓商家公平競爭，讓消費券用得其所。何況，消費券具有使用范圍和期限，貪污、挪用、倒賣和造假的成本高、風險大、收益低，是比較不容易出漏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