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寧偉

　　企業要持續成長和發展，主要依靠兩條途徑：一是依靠內部積累與投資，逐步擴大本企業的生產規模，這是一條在企業自身機制上發展壯大的途徑，通常被稱為“內部增長”；二是通過企業之間的聯合與并購活動，以迅速達到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的目的，這是一條企業外部謀求發展壯大的途徑，通常被稱為“外部擴張”。事實上，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第五次并購(Merger & Acquisition，M&A)浪潮的掀起，并購活動在國際、國內都在不斷的升溫，多數企業已將并購作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成長方式，在實踐中廣為使用。的確，無論是發展的“內部增長”，還是并購的“外部擴張”，都給予了企業更多的機會，也帶來不少收益和利潤。然而，在企業規模逐步增大的過程中，伴隨著“規模經濟”的還有不少副作用，值得企業管理者警覺、警醒和警惕。

    本位主義

　　伴隨企業規模不斷地擴大，本位主義在規模化的所有副作用中首當其沖，其形成主要是因為企業龐大，特別是當代世界盛行的壟斷企業和跨國企業。首先，在一個擁有上萬甚至幾十萬員工的企業中，員工來自于全國甚至世界各地。許多員工互相未曾謀面，更不要提熟悉，由此導致各部門、各區域、各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的差異化、被動化和復雜化。其次，部門設置的界限使得原定一體化的組織中產生“割斷”。換句話說：企業本身的成型源于組織邊界的經濟選擇，企業中部門的設置也是由此。由于“部門邊界”使然，自然產生了部門的隔斷、隔閡、甚至隔絕。再次，由于部門龐大，崗位序列眾多，員工一般只精通于本崗位，熟悉本部門業務，有能力者也只能夠了解個別聯系緊密的部門的流程。而熟悉企業整體的運作，了解宏觀運行的企業員工和管理者則相當奇缺。如果沒有輪崗、轉換、交流等人力資源管理環節以及扁平化、矩陣化、團隊化等必要的組織結構保障，把自己崗位重要性最大化的“本位主義”將在企業內部逐步盛行，由此引發更多的負面效應。

    利己主義

　　利己主義與本位主義是相輔相成的。當然，這是一種對企業發展的負面影響，是現代企業管理者不愿意看到并極力回避、規避甚至躲避的問題。利己主義首先由本位的利益引發，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部門與部門之間存在較大的權力制衡，因此想要突出本部門位置，擴大本部門影響，強調本部門作用，就必須為之爭取足夠的利益。但是，在爭取正當部門利益的時候，往往難以達到“適度”的標準。一是由于企業內部部門利益本身難以量化；二是由于部門利益本來就是一個“相對量”，部門與部門之間需求不同、差異很大，正所謂“此之良藥，彼之砒霜”；三是由于企業內部的各方面關系和制衡也不斷變化，舊的矛盾未了，新的問題又現。其次，利己主義與管理者“短視”有關。研究表明：許多管理者特別是高級管理者在面臨企業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平衡時，出于自身績效、資產效率、資本效益的考慮而往往選擇前者。由于管理者更傾向于以當前的利潤水平來作為他們成功與否的主要決定因素，因此導致一些企業管理者最關心現在或短期績效，而非長遠的目標。其中，中國的企業更傾向聚焦于確定性和安全的短期回報的結果，而常常犧牲長期回報。最后，利己主義本身就是人類的通病。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中的員工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離團結協作、大局觀強、承擔責任、規避風險之“企業人”的真正要求尚存在很大差距。

　　獨裁主義

　　獨裁主義的問題主要通過委托代理關系的局限來體現。調整企業組織結構，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是企業組織管理的目標之一。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一般由以下組織組成：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在現代企業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關系，主要包括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經營者和管理者，如分公司經理、職能部門經理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管理者和員工的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代理關系的費用支出體現為代理成本。從理論上講，企業應力圖使委托代理關系的總代理成本最小，然而在實際中，客觀存在的種種復雜因素又影響著代理成本。首先，從人本身的因素看，個體及群體行為的基本規律是“需要產生動機，動機決定行為”，由于企業委托人的需求與受托人不同，其行為動機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次，從委托人的方面看，由于自身能力限制、信息失真、溝通差異以及績效需要時間長期檢驗等問題，使得委托人難以揣摩受托人的動機，難以領會受托人的行為。再次，從受托人方面看，其經營動機一般是希望以盡可能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因此，為滿足其個人的需要，在特定情況下，受托人可以不擇手段，容易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而忽視長期效益，甚至會做出有損于委托人利益的“獨裁行為”。此外，中國企業中這一類不道德的行為還與受托人的年齡、性別、雇用狀況、地域關系以及所在機構的規模和類型有關。對此，委托人只得加大監督力度，通過訂立合約、依靠法律、采用激勵和約束手段等方式防范受托人的不規范行為，特別是不商量、不通報、不告知的“獨裁行為”，這就提高了直接的合約成本以及監督成本，使規模化的管理成本加大。

    官僚主義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最早論述“官僚主義”的學者之一。但是，要深入認識規模化下的“官僚主義”，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仔細梳理。首先，在規模化過程中，必定會有大量的資金流出。高昂的并購支出和其他費用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因并購帶來的債務負擔和資本充足率挑戰這有可能使企業經營管理更為困難，發展受到束縛，從而滋生官僚主義的適宜土壤。其次，規模化后龐大的新機構內部沖突、運轉效率降低以及文化差異有可能導致原來雙方管理層行為不協調，并可能激化雙方矛盾，從而導致企業績效下降。再次，美國學者勞倫斯?彼德(Lawrence Peter)提出的彼德瓶頸(Peter’s pretty pass)認為：在工作的層級組織中，如果你的上一級職位被每個不勝任者，即所謂“擋路人”占住，那么你花再多的力氣或者你的“貴人”再有心提拔你，也都將徒勞無功。由此，去掉不勝任者的途徑只有兩條：一是你造反，推翻他；二是你等候，直到他退休或者亡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