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玉龍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讓世界矚目，一個“企本社會”和“人本社會”也已經到來。作為處于其中的個人，并不必然意味著必定要為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日本式犧牲。尋找人本管理是企業實現持續成長和走出國門的必然結果。

　　企本社會與人本社會

　　中國社會已經從政治社會過渡到經濟社會，中國的經濟形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階段，人才、知識、市場和資本等要素的流動性已經具備，中國社會也從一個政治社會走向公司社會或者叫企業社會，企業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命脈和社會的主體，突出表現為人們也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企業，人的自我伴隨這些要素展開，企業的形象正在影響著社會價值觀的形成，也就是企本社會的形成。與此同時，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社會也正在形成，人生活在家庭當中，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也必然到來，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氛圍也必然興起。

　　人本和企本現在是在矛盾對立之中，如何達到這兩者的統一呢？這正是“新家庭主義”研究的主題。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如今，一個人對自我發展和自己價值的肯定，通過收入和社會地位體現而得到出現，同時，這個價值觀也用來表征他們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這也是對人本理念的一個獲知。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人們價值觀也從仇富到羨富的一種轉變，工作和事業的成就成為獲得這一地位的唯一途徑。對家庭經濟地位的過分追求可能帶來的是對感情的淡漠和婚姻關系的改變，也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子女的精神教育。社會的變革讓這一代人有機會創造財富，而這一代人的父母，很多并不創造社會財富，由此產生了時間上對父母的照顧不夠，在感情的隔閡和不理解。同時，在朋友的交往上，思維方式也變成了盡量少付出或者不付出，這是一個不健全的價值觀，因為經濟因素的驅動，使很多人對家庭越來越不重視了，也產生了更多的社會問題。有很多人是迫于就業壓力、迫于工作機會，迫于競爭。

　　如今，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單元的功能已經不是簡單的傳宗接代，生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掙錢，更重要的是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了家庭，那么就是說工作或家庭作為一種生活的產物，所以對家庭也賦予了一個生活的意義。

　　日本家庭是受害者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迎來高速的發展，是以犧牲家庭的幸福為代價的。

　　日本家庭的男人在公司工作，女方則在家料理家務。這一分工造成了日本家庭離婚率有兩大高潮。一是年齡特別低的，一見鐘情之后結婚，到了去度蜜月的機場就離婚；一個是年齡高的老人在退休之后。一貫推崇儒學的日本，講究家庭和睦，老年人更會相濡以沫，為何出現這一離奇的現象？

　　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男職員都是上班的，完全是一個職業人，除了工作以外根本沒有其他愛好，很單調，業余消遣只是唱卡拉OK、桑拿和喝酒。他們畢生都在努力工作，對生活的愛好本身是不夠的，退休以后在家里感覺不適應，才發現需要尋找所謂真愛了，于是導致了離婚率的升高，太太平時不上班，雙方沒有共同的溝通，于是選擇離婚。

　　針對這一現象，日本開始出臺法律對老年人的婚姻進行保護，比如，如果雙方離婚，老頭的退休金起碼半數以上都要分給老太太。因此，過于“把公司當成家”也有它的局限性，造成了日本的社會問題。

　　而在成熟的美國社會，曾經有一個CEO要辭掉自己年薪500萬美元的工作，他認為，他個人的價值不在于CEO或者500萬美元，兒子的價值也是500萬美元買不到的，這是一個人本社會，是一個成熟的社會。這對很多國家都有啟發意義。

　　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國家，它的經濟繁榮犧牲了一兩代人的快樂和幸福，這似乎是必須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是創造的一代和奉獻的一代，延續了我們父輩那一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