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在經濟危機中的培養生機的能力，以及為自己尋找未來之路的眼光，也許可以為正在摸索中的中國企業提供他山之石

　　文/白益民 袁璐

　　我們今天所知的日本是從二戰后的廢墟上經過集體意志的努力而獲得新生的國家，這種集體主義觀念成就了日本獨一無二的財團體制，而財團體制也成為了日本貿易和產業立國基本國策的物質基礎。

　　日本現代財團體制形成于戰后日本經濟復蘇時期，之后日本分別經歷了4次經濟蕭條。它們分別是1964年日本舉辦奧運會后，日本經濟從假象的繁榮墜入了急性蕭條之中;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給日本工業帶來了非常大的沖擊，當1973年原油價格上漲三倍的時候，日本真實的GDP增長率從60年代的10%降低到1974年的負增長，并且隨后出現了4年的經濟蕭條;1985年7月發生的日元風暴中，日元在廣場協定簽署后的兩周內升值了100%，這導致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幾乎是一夜之間，日本的產品就在國際市場上變得昂貴了，日本的工資水平達到了世界最高，這使日本經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日本財團的根基主辦銀行受到極大的打擊，經營環境逐步惡化，不良債權越積越多，利潤率不斷下降，壞賬總額曾高達73萬億日元(約合6500億美元)。

　　競爭的實質，“商權”之爭

　　這4次經濟蕭條，幾乎是每隔10年發生一次，這不僅是經濟周期性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國家和國家較量的產物。日本經濟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伴隨著激烈的競爭和爭奪，其慘烈程度不亞于在戰爭中的拼殺。貿易立國和制造業立國的國策在實際的執行過程就體現在“商權”的爭奪上。這個“商權”爭奪的具體體現就是不放過從上流的資源到下流的市場整個產業鏈中的每一個環節。

　　日本財團的核心企業——綜合商社在這個“商權”爭奪戰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綜合商社在貿易、投資、金融、人才、情報和物流發揮著綜合機能的特殊作用，實質上成為財團內部乃至日本社會實質上的經濟總參謀部。在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擴展的過程中，綜合商社一定是最先進入某一市場的，它的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在于打開當地的“商路”，進而控制“商權”，為制造業企業的進入開路。

　　以日本最大的綜合商社三井物產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中國以來，三井物產總投資額達到4億美元左右，參與投資的企業有152家，但其在華的業務量只占其全球業務量的8%左右。對于三井物產這樣的跨國巨頭來講，4億美元的投資額顯然不算很大。但三井物產這樣的大型商社，其實是一個投資放大器，4億美元的直接投資至少可以帶動40億美元的投資。三井物產有自己獨特的投資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都很少有自己百分之百投資的項目，大多數項目都是攜其成員企業一同投資。

　　三井物產基本沒有自己品牌的產品，但集團當中有很多世界性的大企業，豐田和東芝這樣的日本跨國公司都是三井財團的成員，三井甚至把美國通用和中國寶鋼這些日本之外的大公司也視為自己的成員單位。歐美的投資往往是直接投資獲取利潤或者靠資本培育來賺錢，三井物產對企業的投資與歐美金融機構的理念完全不同，三井物產的投資很少會控股，往往是帶著它的成員企業共同投資。三井物產更加重視的是與企業建立商業伙伴關系，投資往往是長久的，是戰略性投資。對三井物產的投資來說，利潤是第二位的，建立長期合作伙伴關系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的投資回報也是長期的，也可能是間接的。

　　作為制造業企業的引路人和產業的組織者，綜合商社幾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會做。用三井物產中國副總代表魏林的話來說:“問我們做什么，不如問我們不做什么。我們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彈藥這些違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機會我們都可以做。”“商權”一旦掌握財團的相關制造業企業就蜂擁而入占領市場，日本的汽車、電器、電氣、半導體等產品能迅速占領歐美市場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控制“商權”是日本財團駕馭日本經濟的重要砝碼。

　　轉型創造新生

　　制造業的成本最主要的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人力成本，二是原料成本。日本企業正是利用財團掌握的“商權”，把大量資產和生產能力轉移到人力和原料成本很低的東南亞國家。日本綜合商社、大型制造業企業和主辦銀行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了大量投資，這里需要提到的是日本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通過相關財團的主辦銀行和金融機構借貸實現，這和歐美國家的企業通過股市融資不一樣，所以說日本經濟的命脈(金融危機前)在于各大財團的主辦銀行。

　　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日本金融業在大藏省“護衛艦隊”(各大金融機構和法人企業互相持股穩定股價)保護下,一路順風而行,主辦銀行以其穩定、安全和高效率成為信譽優良、具有國際

　　1997年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才是真正動搖日本根基的“巨大危機”，不過日本企業畢竟實力雄厚，靠著財團內部的互相扶持和政府的金融改革，日本經濟才慢慢地轉危為安。為清理呆賬壞賬，日本政府通過“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資給銀行體系，以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對破產銀行實行國有化，另外保護銀行儲戶的利益。此項軟中帶硬的舉措和改革，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金融局面，為銀行業復蘇創造先決條件。另外，日本銀行業內加速合并或組成聯盟，現在已經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團、三菱東京金融集團、瑞惠金融集團。

　　盡管組成聯盟并不能減少壞賬、提高資本充足率，但卻可以通過精簡機構、優化人員配置、合并業務、調整經營策略等方法獲得成本效益，使銀行整體規模加大和承受壞賬的能力有所加強。重組后的銀行集團將加快從“穩定持股”向流動持股轉變，同時也從“保護型”的協調競爭向“開放型“的競爭轉變。

　　進入21世紀，日本經濟獲得了復蘇，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國特需”，日本在全球的跨國經營活動重點正在向中國轉移，表面看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資本，實際上是加強了對中國經濟活動的影響力、滲透力和控制力。隨著財團內部大型制造業成員營業額和利潤的增加，主辦銀行的貸款和壞賬問題也不斷得到解決。日本已經毫無疑問地鞏固了多年來世界第一債權國的地位，伴隨著其海外資產不斷壯大，它正在向著金融帝國的目標邁進。

　　在日本的大財團體制的支持下，很多日本大型制造業企業在過去幾年所謂的經濟低迷階段實現了在全球范圍內的大肆擴張。特別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業逐漸消化了IT技術和數字技術，應用于其具備優勢的制造業中，為這些企業創造了巨額利潤。同時也刺激了日本制造業設備的升級換代，進一步確立了它們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借助知識產權的保護，日本制造業通過跨國經營的產業分工，將核心技術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時，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優勢，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全球家電產品領域和汽車產業中的領導地位。

　　日本改變了過去那種鋒芒畢露的競爭態勢，正在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追趕美國的信息技術，并且確立了從“科技立國”向“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轉變。同時，日本謹慎而有序地進行著新的經濟制度調整，主要表現在各財團主辦銀行間的合并和綜合商社的轉型，不斷強化對全球資源和物流的控制。經過一段時期相對低迷階段，日本經濟于2003年顯示出了新的活力，并顯示出再次崛起的勢頭。

　　日本特有的“儒家資本主義”崇尚創造價值而非“金融資本主義”掠奪式的賺錢，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強大的制造業無疑是在創造價值，更重要的是強大的制造業是任何國家崛起的根本，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都經歷了這個過程。金融工具是無法取代實物商品，金融業的發達與制造業的低迷是不可能長期共存的。如果一個國家偏重于靠金融獲取利潤而忽視通過制造業創造價值，那么這個國家經濟的根基是相當不穩固的。

　　他山之石

　　金融危機以后，日本經濟陷入真正的低迷，2001年4月小泉內閣上臺以后，由于日本經濟不景氣以及銀行不良債權問題日益惡化，日經指數一路狂跌，到2003年4月28日更是跌到了7067.88點的低點。但是從2003年開始的4年間日本經濟從調整期向上升期轉變，截至去年10月，日本景氣恢復已持續了4年10個月。

　　日本各大企業抓住美國和亞洲經濟強勢增長契機,在營業銷售和利潤均實現“大豐收”,如豐田汽車、松下電器、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佳能、任天堂等企業的經營業績都再度刷新歷史紀錄。匯總日本各大上市企業新近公布的2006年度上半年(4至9月)的財務決算報告顯示，制造業平均銷售額增長10.3%，純利潤增長27.2%。非制造業的平均營業額和純利也分別增長10.3%及23.2%。其中,豐田汽車、三菱商事和三井物產在利潤排行榜位列三甲。需要強調的是，這三家企業都是傳統的財團企業，其中兩家更是財團的核心綜合商社。

　　作為日本財團的核心的五大綜合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紅在2005年度純利潤合計為9300億日元，較2004 年度大幅增長83%，與日本四大鋼鐵企業的利潤總和9230億日元并駕齊驅。利潤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能源價格上漲，五大商社積極參與海外能源項目獲利頗豐，如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亞的煤炭項目獲利達1000億日元，住友商事參與北海油田開發，使其全年利潤達到1650億日元;另一方面，機械設備和不動產在2005年度也行情漸好。

　　在強大的能源供應壓力下，日本財團旗下的各大公司對節能技術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并且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的生產。石油危機成了日本在節能方面取得全球領先地位的催化劑，這一領先地位的獲得曾經使許多產業受惠。石油危機還促使日本進行創新并在先進技術產業(如汽車制造業和電子消費品制造業)立足。結果在電視機的生產方面，降低能源消耗的渴望促使日本制造商較早地從真空管轉向晶體管，這一轉變還帶來了其他的許多好處，如產品的可靠性、多功能性和易生產性。

　　日本在金融危機以后加速處理不良債權、加大金融業的改革重組，銀行效益有了明顯改善。據統計，日本六大金融機構2005財年中期的稅后純利估計達到1.4萬億日元，創歷史同期最高紀錄。東京股市日經平均價格指數也在2006年11月突破14000點重要關口。

　　無疑，日本在戰后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走過了”無艱不商“的心路歷程。21世紀的今天，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在經濟上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同時這種挑戰也是巨大的機遇。在波譎云詭的國際競爭中，中國稚嫩的企業能否擔當得起復興中華民族的重任。我們學習的目標難道只有美國的金融業和所謂戰無不勝的”對沖基金“嗎？

    相關鏈接：

日本財閥治理文化的變遷
日本財團巨頭如何整體作戰
日本財團不是昨日黃花
日本六大集團簡介
中國可以從日本公司治理中學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