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李路陽 李留宇 實習記者陳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并取得長足進步。然而，長期過分追求GDP增長也帶來了經濟效益、社會發展、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嚴峻的問題，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轉型已是不得不做的選擇。經濟轉型的著力點在哪里？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要注意哪些問題？政府又應如何鼓勵民企的投資與創新？為此，《國際融資》記者獨家專訪了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先生，為您解答中國經濟轉型之道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ince the openness and reform. However, there comes a series of severe problem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s high time to practi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focu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should we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How should government encourag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To find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Song Xiaowu,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Reform Foundation.

　　不應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而應重視高質量發展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其主要問題有哪些？

　　宋曉梧：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發展，年均GDP增長達到了9.4%，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成績的前提下，我們也要看到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把GDP增長作為首要目標，這在當初物質財富十分匱乏的國情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GDP只是增量不是存量，國民財富才是存量，據世界銀行[微博]的統計，中國近年來GDP增長很快，但國民財富的增長則比GDP慢得多。例如2002年到2005年，中國人均GDP增長了54%，但人均國民財富只增長了34%。同期美國、日本的人均國民財富增長率都高于人均GDP增長率。

　　我們以往的經濟增長是在高消耗、高污染、低勞動力成本的背景下取得的，到一定程度就很難持續下去。長期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存在著質量不高、投入大、效益低等問題，給社會和環境帶來了很大影響。過于追求GDP的增長，特別是地方政府GDP的競爭，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也造成了很多后遺癥，尤其是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上積累的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

　　記者：那么，在經濟層面上，我們面臨著哪些困難？

　　宋曉梧：從經濟層面上看，中國的GDP增速很快，但投資效益卻沒能得到提升，一方面是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是資源消耗過大。中國每單位GDP能源消耗量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三倍左右，是日本的四倍以上，與此同時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此外，中國經濟的區域發展不夠平衡，差別也很大。盡管我們實施了很多的區域發展戰略，但總體上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絕對水平還在擴大，西部、東北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仍然很大。其中主要問題是中國仍然以行政區劃為競爭主體，產業結構的扭曲和地方間盲目GDP競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此外，以往我們的外向型經濟過多地依靠出口來拉動，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及隨后的歐元區債務危機發生后，中國的出口受到了影響，雖然今年前兩個月有所恢復，但是長期看仍然面臨著很多困難，大量的產能積壓在國內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消化過剩產能需要很長的時間。而隨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升，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面臨著轉型。

　　記者：在社會層面上面臨的困難又有哪些？

　　宋曉梧：從社會層面上看，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經濟這條腿長，社會這條腿短，社會問題積累更為嚴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相比落后了15年。我們的社會流動存在階層固化問題，社會應該是一個活躍的體系，有本事的人可以從下層走到上層，但現在人們感覺這樣的機遇越來越少，很多甚至要靠“拼爹”。

　　在一次分配上，我們面臨著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盡管這幾年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提高了，城鄉差距表面上看起來縮小了，但中國的基尼數還在0.47左右，遠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高于所有發達國家，僅僅低于南美和少數南部非洲的幾個國家，這也造成了社會上低收入人群的強烈不滿情緒。

　　在二次分配上，我們近期推出了養老金的并軌制度，這是一大進步，但我們還存在著大量的逆向轉移問題，比如越富裕的地區社會福利越高，這是不合理的。一個國家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統一，國家提供的義務教育條件應該是公平的，交通等基礎設施應該是公平的，基本福利待遇也應該是公平的，否則就會造成競爭起點的不公平。

　　這些問題，導致了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間的斷裂。有調查研究顯示，中國的社會分配既不是金字塔型，也不是橄欖形，而是一個倒丁字形，幾億的農民工和普通工人都在社會的最底層，只有少數高收入者在頂端，這對社會倫理道德和社會文化氛圍都會有很大影響。

　　記者：在如此困難的形勢下，今后我們的經濟發展應注意什么？

　　宋曉梧：中國的經濟要換擋減速，不應盲目追求增長速度，而是要追求質量效益。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這是一個正常的過程。我們要特別注意環境保護問題，不要造成過多的污染，不要對能源、資源造成過多的浪費。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大家就已經認識到了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轉變。所以“十二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主線，抓手是調整經濟結構，這個觀點是很正確的。所謂“新常態”就是要從原來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轉到追求質量效率的層面上，在“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們應相對弱化GDP指標，把注意力放到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方面。

　　經濟轉型要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記者：目前，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比較嚴峻，您認為這一問題該如何解決？

　　宋曉梧：今年初，民企的投資有所下降，央企的投資有所上升。我認為，政府和央企不應再往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民企可以做的事，要給他們留下足夠的空間。民企投資下降說明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使得民企不敢再往里投資。在服務業方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例如針對老齡化高峰的到來，與老年護理結合的養老產業就有極大的需求。但是民企反映他們想進入這一領域，在用地、融資等方面困難很大。另外，更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千萬不要再推波助瀾，不要盲目提供優惠措施來吸引投資，現在中國光伏、風電、水泥、鋼鐵、平板玻璃等產業的產能過剩，很大程度上就是前幾年地方政府盲目上項目甚至違規上項目造成的。

　　解決產能過剩只能靠自身結構的調整轉型或者對外輸出，我看主要還是靠國內的結構調整。比如京津冀地區污染最嚴重，“京津冀一體化”的提出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壓縮過剩產能。據估算，僅河北一個省壓縮過剩產能影響的就業就在40萬人以上，困難很大，還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一帶一路”規劃是外向型的，改變了過去板塊式的區域發展結構，既有“塊”又有“帶”，這是新的區域發展布局。借此，我們可以幫助處在“帶”、“路”上的一些國家發展基礎設施，特別是高鐵等項目，如果做得好，這將能消化國內的一部分過剩產能。實施“一路一帶”戰略，不僅僅是跨國的經濟合作問題，還要看到地緣政治、宗教勢力以及大國角逐的復雜國際影響。如果一廂情愿地輸出資本，搞不好可能會事與愿違。

　　記者：在您看來，經濟該如何轉型？如何讓市場發揮作用？

　　宋曉梧：從深層次看，經濟轉型有兩大根本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

　　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來看，以往我們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是政府起主導作用。前些年，中央對地方的考核主要是以GDP為指標，但是這容易走偏，我們的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貧富差距過大等都和這個問題有著直接的關系。地方上，經濟績效成為考核官員的主要依據，比如地區GDP、財政收入、出口創匯等經濟指標都成為了官員必爭之地。每年的GDP增長、投資增長、招商指標等甚至會層層分攤下去，分解到每個干部的考核上。長期以來，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形成的一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行為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地方政府忽略了政府應有的職能和定位，變成了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

　　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往往會給企業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不少地方推出了零地價、免費建廠房、免費使用資源等措施。有些污染企業，因為是地方的納稅大戶，沒有當地一把手的批準，環保部門甚至不能進去檢查。這種行政干預市場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好在我們終于認識到了這些問題，這是令人欣慰的。要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無論在前階段對推動GDP增長起了多大作用，今后都不能再搞下去了。

　　許多地方官員擔心，淡化GDP指標會造成考核失去目標，工作沒了抓手，他們一時感到很不適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實際上，我們經濟、社會存在著很多問題，很多方面都可以成為抓手，比如養老、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還有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方面政府欠賬很多，宏觀調控也有大大改善的余地，怎么能說淡化GDP指標就沒事可干了？發達國家其實很少以抓GDP增長為目標，中國政府應該超脫點兒，該管的要管，不該管的就不要管。

　　記者：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發揮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呢？

　　宋曉梧：長期以來，土地、資本、勞動力這三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行政控制、行政分割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

　　以勞動力方面為例，現在存在的問題，一是城鄉的行政分割，二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和一般競爭性行業的分割。像農民工和城鎮職工的差別，同樣的工作，但因為身份不一樣，工資能差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近年來，這一狀況得到了一定改善，主要是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民工荒的出現和勞動力上漲等原因，迫使企業提高農民工的工資。但從總體來說，是戶籍制度的行政分割導致了勞動力市場上同工同酬無法實現。另外，如果真正按市場競爭來確定職工工資水平，行業的工資差距大概在兩倍到三倍，而在中國卻達到了五六倍，遠高于其它國家，這不是市場合理的勞動力資源配置。土地和資本這兩個重要的生產要素，也都還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分割與干預問題。

　　現在大多數消費品基本上都是市場定價，但是生產要素還沒有實現市場定價。一般消費品與要素商品的這種二元配置，也是腐敗得以滋生的體制性原因。土地由政府管制，但開發商拿到后以市場價出售，有多少官商勾結的土地腐敗案件由此而發。這方面，政府不應過分干預，如果政府能夠放開一些限制，市場自然會發揮配置作用，包括要素的配置作用，當然政府的監管要跟上。

　　新型城鎮化應以人為中心

　　記者：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正不斷加快，也出現了不少“鬼城”，未來要使中國城鎮化健康發展，亟待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什么？城鎮化的著眼點究竟應放在哪兒？

　　宋曉梧：目前，新型城鎮化進程如火如荼，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現在很多地方的城鎮化建設沒有從實際需求出發，很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廂情愿。比如一些地方盲目上馬開發房地產項目，很多新城都是比照國際化大都市的樣子去規劃設計的，但他們卻忽視了真正的需求，這也導致了許多地方出現了“鬼城”，不少新區都是空蕩蕩的。要消化這些過剩的地產項目不是一天兩天能完成的，可能需要五年或十年的時間，甚至更長。這是不可取的。

　　從某個角度可以說，中國前20年的城鎮化是創造了將近兩億農民工的城鎮化，而今后的新型城鎮化則是兩億農民工及其家人市民化的城鎮化，不圍繞這一點，而去盲目修路、蓋樓，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現在有很多農民工已經在城里工作了十幾年，20多年，中國四五十歲的農民工將近四五千萬人，他們本應當是產業工人了，還積累了豐富的實際工作技能，然而卻沒有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務，老了以后在城里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只能被迫回到農村，這是熟練勞動力的極大浪費，也是當前城鎮化面臨的社會問題。

　　總的來說，新型城鎮化應是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主要的是讓現有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能在城市里生活，并享受到城市人的各種待遇，真正實現市民化。如果我們在思想上明確了這一點，而不是盲目追求國際大都市的氣派，50年不落后的時髦，就能探索和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記者：農民工市民化的難點有哪些？

　　宋曉梧：由于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同，農民工市民化的具體政策也不一樣。目前，農民工的流動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往一些農民工輸出地，很多人已經選擇了在當地就業，這一部分人實現市民化的成本相對比較低。而對于農民工輸入地，實現轉移的過程就比較麻煩，且成本高。比如，目前國家財政的教育經費是按照當地戶籍人口撥付的，那么，外來農民工子弟就無法納入當地的統計中，在入學教育上就會受到影響，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所以，農民工市民化的異地轉移過程中，不僅要解決戶籍問題，還要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農民工市民化面對的主要是轉化成本問題。我看了多個相關調研報告，按測算，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約是十幾萬。目前中國的農民工有兩億多人，扣除就地轉移的那部分不算，異地轉移的農民工大概有1.7億人，假設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十萬元，那么，總成本就是20多萬億元，中國的GDP也才60多萬億，這么大的一筆轉移費用從哪里出將是個問題。當然，農民工轉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過程，應循序漸進。另外，農民工是中國產業工人的主力，建筑、基礎設施、煉鋼、煤炭、水泥等行業工作崗位上，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他們基本上都集中在“苦臟累險”的崗位上，他們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理應得到回饋。

　　政府應開放更多投資領域，營造創新環境

　　記者：隨著中國市場化過程的不斷加深，在開放民間投資和鼓勵企業創新上，您有何建議？

　　宋曉梧：在投資方面，很多領域都需要政府進一步開放。現在，我們的很多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還沒完全開放，一些社會上有極大需求的領域，民企都不能投或不敢投。比如剛才提到的醫療和養老領域，由于人口老齡化，中國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客觀需求。現在醫院都不愿意上門服務，這對于老年人而言是非常不方便的，即使有社區醫院，很多服務也實現不了。一些民企其實是可以解決這方面需求的。比如，有些民辦醫療機構已經開始嘗試流動醫院的服務，解決老人在家就醫的問題。但目前民企想要投資這些方面，總體上還是有很大困難，企業往往遇到土地拿不著，貸款貸不到，人員招不上等問題。再比如金融服務，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民企面臨的頭號問題，大銀行不放貸，小銀行又沒足夠的資金，所以它們只能進行民間借貸，而與之相對的則是有些金融機構不知道該把錢往哪兒投。近期，國家在民營企業進入中小銀行方面已經有所改革和開放，這是一個好的轉變。其實，只要政府能夠真正開放這些領域并給予一定支持，民營企業自然會進來。

　　在創新方面，要承認風險的存在，就要允許企業失敗。我們既要營造一定的創新環境，也要讓創新失敗的企業有一定的退路，比如完善失業保險和其它基本保障制度，并且還能給創業者再次創業的機會。現在互聯網的發展非常快，“互聯網+”的提出，能夠增加很多就業機會，比如淘寶網[微博]，就解決了眾多賣家和快遞員的就業問題，這方面我們還是有潛力的。與市場貼近的、集成性創新的項目，政府不應該過多參與，而應放手讓企業去做，企業最能貼近市場的需求。喬布斯、馬云[微博]這類創新企業，沒有一家企業是政府規劃出來的。

　　記者：對于今明兩年的經濟形勢，您有何預判？

　　宋曉梧：今明兩年的經濟形勢很嚴峻，今年中國GDP增長如果能達到7%就將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了。因為我們原來的問題積累得比較多，這兩年消化過剩產能的任務也很嚴峻，還有很多經濟社會問題需要調整、解決。我們的發展正在轉向“新常態”，或者說有了一些“新常態”的苗頭。但應當看到，轉型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既然認識到了多年來積累的問題很嚴重，相應就該有過一段艱苦日子的思想準備。（攝影 王南海）

　　點擊宋曉梧

　　宋曉梧先生現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他也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社保30人論壇成員。他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兼秘書長、宏觀體制司司長，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兼國務院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勞動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勞動部國際勞工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廠長（經理）工作研究會副秘書長等職。

　　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與改革的實踐，基于對企業改革，勞動、就業、社保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深入調查研究，他撰寫了一系列有理論創新和應用價值的論著、文章。有關研究成果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勞動部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他的學術成就被收入國家“十二五”重點項目《二十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第三卷）》，主要學術觀點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