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祿 北京市政府顧問、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制度變化，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國成為最大的制度變革的試驗田。

　　在制度體系變革的過程中，如何去突破原有的制度成為最大的難題。最常見的是打制度的擦邊球，從舊制度體系的一條小縫隙開始艱難的變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進行的制度變遷是漸進式的模仿和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也開始了以激勵為導向的技術創新制度體系建設，現在正在進行的是以限制型的企業制度為主，以誘導型的社會制度為輔的循環經濟的制度體系。

　　如果以限制為核心，搞一刀切，就會出現以下問題：對民營企業限制很容易，對國有企業很難。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復雜，導致新制度的執行困難，推進就更加困難；對公民個人來說難以執行，例如垃圾分類提倡了很長時間都無法執行。因此，對企業的限制措施要清楚、要嚴格，政府要提出可執行的指標，這樣才具有可操作性；對公民個人要出臺誘導性措施，鼓勵個人從事相關服務行業，自覺遵從循環經濟的新制度。

　　循環經濟是與生態相關的，是在中國逐步發展出來的，靜脈產業發展水平決定了垃圾處理能力，垃圾處理能力決定垃圾分類水平。最近在北京發展的靜脈產業，諸如餐廚垃圾的處理、污泥的處理、園林廢棄物的處理等，這些產業大大加強了北京垃圾處理的能力，提升了垃圾分類的水平。現在有些人認為要做仔細的分類，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仔細分類依賴于垃圾的處理水平，政府應該加強靜脈產業即垃圾處理產業的發展，隨著垃圾處理產業的升級再來提升垃圾分類的能力。

　　循環經濟本質上是社會的事，深入研究循環經濟和社交化之間的關系十分必要，用社交化的開放性把循環經濟推動起來。社交化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熱情納入循環體系中，更重要的是社交化還能把政府原本該開放卻不開放的領域開放出來，比如用能大戶、用水大戶的動態變化，各種污染源的信息公開。循環經濟的發展動力就在于開放，開放就能解決北京的霧霾問題。

　　循環經濟既然是限制型的制度，就應該對制度有足夠的檢驗手段，所以建立循環經濟的制度實驗室非常有必要。我們現在的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先拿到制度實驗室中去驗證。循環經濟制度體系在創新過程中，要花更多的精力來進行制度實驗和檢驗。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下一步要在科技創新、智慧城市、循環經濟這三個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們不能單純的照搬西方的經驗，要自主研究。

　　循環經濟的發展靠制度，制度的創新靠研究和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