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導讀：無論是人數還是理念，他們都是少數派

　　墻上掛上一塊綠色的皺巴巴的桌布，辦公桌前架上一臺攝像機，匆忙系上領帶，卓陽就這樣一個人對著鏡頭開講：“光大，你必須給我們講清楚……”

　　目前在深圳經營一家量化投資管理公司的卓陽是臺灣人。8月18日他放棄周末休息，連夜錄制完這段視頻之后，趕緊傳到網上，并發布在自己的微博里。他的這一舉動被人評價：臺灣金融人士真的是急了！

　　8月16日光大證券烏龍指事件爆發之后，有光大證券內部人士對媒體爆料說是公司里的“臺灣團隊”導致了這次烏龍指事件。不過，調查結果證實，本次事件和“臺灣團隊”沒有關系。

　　1991年就進入臺灣證券行業的卓陽是2006年來內地金融界打拼的。2007年，他曾擔任和訊網的金融顧問。對于臺灣和內地的證券、期貨圈子他自忖還是足夠熟悉。他覺得，自己有責任給在內地的券商和期貨公司等金融機構打拼的臺灣人討個明明白白的說法。

　　一場光大烏龍指事件，也“烏龍”地把“臺灣團隊”推向了前臺。

　　 事實上，在國內券商、期貨、基金等金融機構內部，臺灣人的確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尤其是2010年股指期貨正式推出之后，有一些臺灣地區金融專業人士開始來到內地的金融機構打拼。

　　少數派

　　“臺灣團隊？現在這樣說，可能還為時過早。”48歲的方證期貨副總經理、高級顧問方士圣告訴《環球企業家》，目前在內地券商工作的臺灣地區金融界人士，比較集中在券商下屬的期貨公司工作。

　　據他所知，這個數字沒有超過30個，而且基本上還是散布在各期貨公司。

　　至少方士圣自己，雖然自2005年就來到內地，而且還是業界公認的內地期貨公司中首位來自臺灣地區的高管，他也不認為現在方證期貨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臺灣團隊。

　　8年前他放棄在臺灣知名期貨公司復華期貨副總經理職位，孤身來到內地；8年過去后，在現在的公司，他手下并沒有其他臺灣人。“公司和我，都沒有說一定要找或者不找臺灣人加盟，關鍵是看合不合適工作。”

　　方士圣雖然一直在內地工作，但作為1994年就入行的臺灣第一批期貨從業者，他一直和臺灣期貨界保持密切聯系，目前他仍是臺灣期貨工會的理事，對于有多少臺灣同業像他這樣跨過海峽，他比較清楚。

　　基本上，在內地期貨公司工作的臺灣人，要么是像他這樣當顧問做高管，要么就是做交易員工作。

　　永安期貨量化交易研究團隊的負責人張冰，比較認可這種說法。在他印象中，業內的確是有一撥臺灣人的存在，但他所知道的主要是做營銷這一塊，在期貨公司研發這塊，似乎并沒有什么臺灣人。

　　“如果有，應該做得也不好，不然我們不會不知道。”張冰說，他知道的真正做量化、衍生品研發好的臺灣人，是有團隊，但基本上都是給自己干了，會成為期貨公司的大客戶，基本不會呆在機構里。他所在的永安期貨，做得很牛的大客戶中，就有一些臺灣團隊。比如一個名為“言程序交易團隊“的，在業界就聲名赫?赫。

　　“現在內地券商的臺灣人，應該年輕人比較多一些了。”卓陽對《環球企業家》說，目前在內地金融機構做高管的臺灣人很少，多數做得好的也不過是部門主管。他2007年給和訊網當了一年的高級金融顧問，之后就離開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個基金公司，主要研發量化交易程序策略，提供給客戶。

　　 葉云（化名）算是在內地券商工作的臺灣人的“另類”。年近6旬，有著超過30年證券從業經驗的他，也是8年前來到內地，服務了兩家券商。他就在常規的券商經紀業務部門工作，沒在臺灣人比較多的期貨或自營等量化交易部門。

　　葉云認為，臺灣金融服務業比較突出的就是營銷服務管理這塊，在軟件開發產品設計方面，談不上有特別的優勢。因此，在內地金融機構，臺灣人還是做營銷服務管理比較好。

　　 自華爾街回國創業的“寬客”、名策數據董事長祝清認可葉云的說法。在他所從事的量化交易研究領域，碰到的臺灣人少，但他在和國內銀行業打交道的時候，驚奇地發現，內地很多銀行包括國有四大銀行的營銷隊伍中，臺灣人不時閃現。

　　祝清不無感嘆地說：“他們的會議營銷模式已經完全占領了內地銀行。”在祝清看來，招商銀行的信用卡營銷工作之所以做得好，臺灣人功不可沒。

　　葉云在目前所在的證券公司總部已經工作了四年，也是唯一的臺灣人。他主管過財富管理，職位相當于部門副總。不過，自年初工作調整之后，他雖然依然享受和之前一樣的年薪80萬人民幣左右的待遇，但已經被“掛”在一邊，有個顧問頭銜，不再做具體的工作。

　　到年底，葉云和公司的合約就到期了，公司和他互相都不再有合作的意向。不過，依然豪情滿懷的葉云，絲毫沒有回臺灣養老的念頭。

　　前段時間，兩岸簽訂了服務貿易協議，臺灣券商被允許進軍內地證券業，可以和內地非金融機構一塊設立合資公司。現在的他，正好有大把時間和那些躍躍欲試的臺灣本土的券商聯系。

　　畢竟，像葉云這樣經驗豐富，又對內地證券業非常了解，還在大金融集團下屬的券商總部擔任過高管的臺灣人，非常少。

　　為何而來

　　2005年，葉云決定來內地工作時，已經年過五旬。那一年內地股改，這個訊息極大地刺激了葉云。

　　其實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內地證券市場開始形成伊始，葉云就在密切地關注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也通過各種機會和證券主管部門一些工作人員、券商高管有了交往。在正式來內地工作之前，還曾被證監會的一些下屬部門邀請到各地做專業講座。

　　在他看來，盡管臺灣證券市場發展比較早，比較成熟，算得上自由市場，但臺灣市場容量極為有限。而內地就不同了，盡管證券市場才剛起步，但一旦開始，容量和潛能應該都是驚人的。

　　股改的消息，更讓葉云覺得內地證券業市場化發展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間，于是，他不顧高齡，毅然決定來內地“探險”。他第一站是福建，然后是上海，四川，最后才是北京。

　　方士圣和葉云同一年來到內地。不過，他是被邀請而來的。

　　作為臺灣第一批期貨從業者，他不但熟悉歐美等國際期貨市場交易規則還有豐富的經驗——因為1998年臺灣期貨市場開閘之前，臺灣的期貨公司主要做的是國外的期貨，也親身見證了臺灣期貨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2005年的時候，方已經是年薪1000萬臺幣開著豪車住著別墅的金領。當時他所在的復華期貨，公司一半的業績都由他創造，在臺灣期貨界他算得上屈指可數的狠角色。

　　也正因為這樣，2003年、2004年間當開始有大陸期貨同業高管前往臺灣參訪時，他都會被請來做交流。內地的高管們對他印象非常好，在臺灣地區見過之后，就邀請他到內地去講課、指導工作。2004年，方士圣幾乎每個月都要來一次上海。

　　 到了2005年，上海中期公司盛情邀請他加盟。和葉云一樣，方士圣被內地巨大的市場所吸引。在他看來，好的金融產業應該是建立在完善的實體產業上的，臺灣的實體經濟體量是有限的。

　　顯然，內地的實體產業體量是驚人的。事實上，方士圣已經做了十多年的期貨，作為業界資深人士，他真正看到實體的期貨交割倉庫還是來內地工作之后。

　　在熱情邀請之下，方士圣決定接受這份收入遠不及臺灣的內地期貨公司工作。無他，看中內地期貨市場的巨大潛能。剛剛踏入四十歲門檻的他，決定到內地來“賭一把前途”。

　　不過，多數來內地證券、期貨公司工作的臺灣人，沒有他倆這么早的“覺悟”，多數都是在2010年之后才萌生了念頭。那一年，股指期貨正式推出。臺灣量化、衍生品市場已經做了十幾年了，有著比較豐富的經驗，也積累了一批人才。

　　在中國量化研究學會發起人、理事長丁鵬看來，內地股指期貨這樣的量化衍生品推出前后，共有四撥人在這個領域成為比較有特色的存在。第一撥是從美國華爾街回來的，第二撥是韓國人，第三撥就是臺灣人，第四撥是像他這樣本土成長起來的。

　　“為什么還有韓國人和臺灣人？”祝清解釋，主要是因為韓國人和臺灣人開發的量化交易程序是按照散戶思維來設計的，比較適合國內散戶占絕大多數比例的市場特征。

　　這樣，國內市場引進了韓國和臺灣設計的交易程序之后，就需要一批懂技術會營銷的韓國和臺灣的金融從業者來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和韓國比起來，臺灣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

　　水土不服？

　　提起葉云，他的同事感覺頗為遺憾。在這位同事看來，葉云在業務上的確比較專業，也有著比較豐富的經驗，還非常敬業，但在處理人際關系上，有些一根筋，不太善于變通，幾年了，似乎都沒怎么融入到公司里來，到最后因為和同級別部門老總關系處理不當，被晾在了一邊。

　　在內地工作這些年，葉云有頗多體會和感悟，也有頗多的抱怨和無奈。

　　葉云覺得內地金融界有一個最大的亟需解決的問題——對金融行業的定位的認識。8年了，他一直不能適應的是，原本應該定位為金融服務機構的券商等金融機構，實際上更看重的是自身如何賺快錢，賺大錢，而把為客戶提供服務，按客戶、市場的需要來經營的準則丟在了一邊。

　　卓陽表示，內地金融機構在賺錢上的急功近利，也讓他頗不適應。在和訊網做顧問，是因為和訊網引進了臺灣的交易軟件，請他過來做技術培?訓。

　　在給客戶介紹交易軟件使用的同時，卓陽提出應該要從賣軟件的上億元收入中拿出幾十萬專門做一些投資者教育的社會金融工作。但提了一年，都沒人搭理。這也是讓他決心離開自己來做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準確地說，不管是老總還是基層的業務員，我們都是金融行業的服務人員，我們的基本態度不是為自己賺錢，也并不一定要給客戶賺錢，而是為他們服務，讓客戶得到市場充分的信息和知識，由他們自己對采取什么方式、如何投資做判斷。”葉云說。

　　葉云對內地金融機構尤其是券商動不動就說“創新”表示很難接受。他本人還從根本上比較抵觸這些創新的所謂說法，“事前沒有清晰的制度設計尤其是風險管控制度安排的創新，簡直就是瞎胡鬧嘛，不出事才怪。”

　　在葉云看來，內地券商的很多所謂創新，在邏輯上就有問題，簡直就是野蠻成長。在臺灣這么多年，他們都是習慣先有管控制度出臺，然后根據制度去“設計”產品。這和內地的創新不同。不是不會出事，但因為事先有風控，出事的概率和程度顯然要小很多。

　　 “很多金融機構想賺錢，又不肯投入。”祝清對此頗有感悟。這兩年，量化對沖產品成為證券市場的熱門，很多券商都想推進，也有不少金融機構和專門做量化交易數據和程序的名策數據接觸。但很多時候，當祝清提出100萬或者200萬的報價之后，基本就沒有了下文。

　　在祝清看來，事實上不投入5000萬以上，基本上在量化交易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成績的。

　　卓陽這兩天的怨氣更大。大本營在廣州的某大型券商和他的公司接觸，希望能購買他們的某個量化交易程序。卓陽提出了每個關口10萬人民幣的報價，整體下來，不會超過80萬。沒想到，談了半年，就一直沒談下來，障礙就在價位上。

　　和其他人比起來，方士圣反而很感恩內地的工作經驗，因為“來到內地，個人專業知識的進步程度，是臺灣的數倍。”除了聲音保持者臺灣男士特有的溫柔，現在的方士圣說話，語音語調、遣詞造句已經完全內地化了。

　　剛來內地的時候，方士圣也不是很習慣內地這種官本位，一個人說了算，制度很多時候只是擺設的現象，但他認為自己一直有著良好的職業態度。

　　方士圣并沒有覺得自己來自臺灣就有什么特別過人之處。他認為自己是在為人打工，就應該有著端正的打工者心態，盡己所能，為公司服務，改變能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盡量做到最好。

　　盡管有不少抱怨和看不慣的地方，葉云、卓陽和心態積極的方士圣一樣，依然看好內地證券金融市場的未來。“粗糙、野蠻，不規范，才意味著我們更有用武之地！”備受挫折的葉云，充滿希望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