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們應該盡最大可能做到節能減排，同時有序地發展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研發去碳技術進行實地試驗。我們現在的人均年用電量才到2000多度，歐洲發達國家是8000多度，美國是1.2萬度。我們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不可能凍結在現階段這樣的低水平，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能源消費的增長是必然的。鑒于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是處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南北方之間要找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法。我們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做節能減排，這是要花費大量成本的。OECD的國際能源機構曾測算過，中國到2030年圍繞低碳經濟的投資需求將超過3萬億美元，而我們現在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才幾十億元人民幣。

　　《商務周刊》：采用可再生能源是目前世界各國在本國實行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歐美等經濟、技術發達的國家相比，您怎么看中國的新能源之路？

　　張坤民：我國當前的能源結構仍是以煤為主，且絕大多數沒有對碳排放采取控制的措施，這樣經濟成本較低。中國前些年建設燃煤電站的速度也是“世界領先”。有人說，我們1周就能建成1個百萬千瓦的燃煤電站，1年建成50幾個，這相當于整個歐洲的水平。

　　我們要科學地預測國內今后的用電需求到底有多少。按照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已經宣布的政策，中國“要使2020年的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當然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以確保其實現。同時，哪些新能源成本比較低，技術比較成熟，就先做，讓其逐步代替舊有的化石能源或作為增量；哪些新能源成本較高，則加緊研究，促其早日成熟，再通過政府的激勵措施，用較低的成本普及推廣。這才是成功的戰略。

　　各國實現自行減排是根除氣候問題的藥方

　　——專訪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

　　□ 記者 陳楠

　　《商務周刊》：目前，世界各國都已意識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全球危機，并提出了諸如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等模式。但這些努力的結果卻并未顯現在溫室氣體有效減排上，這是為什么？

　　呂學都：首先，這些年各國減排的努力還是有顯著成效的。我們國家減排的效果就非常顯著，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你得出的這個結論，可能與如何計算減排效果有關，主要是計算的基準。此外，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確實有不少困難。各國都希望在完成減排的同時，經濟和生活水平不受影響，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找到了這樣可行的靈丹妙藥。英國2003年提出了低碳經濟的口號和方向，我覺得這是對的。其實很多國家，甚至是發達國家都對低碳經濟有過懷疑，我認為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F在很多省都在如火如荼地推動“省或市低碳經濟”的戰略和行動�，F在的問題是我們缺乏了解低碳經濟的專家。目前，對低碳經濟有清楚地理解和認識的專家不多。

　　應對氣候變化有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減排；另一是適應。適應氣候變化，包括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這非常非常難，比減排還要難，這主要是我們現在的科學認知水平所限。我們今天討論的氣候變化指的是人為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化，但到目前為止，全球任何一個機構、團體和個人都無法把人為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氣候變化劃分開來。另外，限于科學認知水平，目前也還沒有哪一個科學家能夠清楚地給出一個地方在未來的某個時段，它的氣候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就導致我們很難決策采取何種具體行動來適應氣候的變化。

　　我們現在對氣候變化的預估和分析，是科學家運用大量的物理模型分析得出的。這些模型能夠模擬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氣候變化、海平面升高多少的大概數據。但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模型能夠做出準確的測算。實際上，目前連對年、季和月數據的預測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氣候預測了。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各國在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研究很多，說的很多，討論很多，但在采取具體行動方面，會很謹慎。

　　《商務周刊》：《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是否是各國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您對現行的CDM如何評價？

　　呂學都：目前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大量增長，其中歐美國家的排放增長速率雖然沒有中國高，但是因為基數很大，增長量很高�！毒┒甲h定書》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但現在的實際數據顯示，只有英國、德國、俄羅斯等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了，但他們下降的原因并不值得借鑒。比如俄羅斯現在的經濟規模根本沒有達到1990年代的水平，而沒有經濟活動就沒有能源活動也就沒有排放，俄羅斯的情況并不是一種積極的減排行為。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國內溫室氣體排放量都在往上漲，他們完成《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義務主要需要依靠CDM通過購買減排量來實現的。其實這個事實也表明，即使是發達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增加或者是零排放，都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現在國際社會主要討論的是接下來應該采取哪些更有效的方式繼續把減排做下去，畢竟他們面臨的是越來越高的減排要求。如何實現大幅度減排，同時盡量降低減排成本，是國際社會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其實看現在實施的CDM，表面上讓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企業通過出售減排量實現了經濟利潤，但是靠買賣完成減排任務不是保護氣候的初衷和最終目標。我們更希望發達國家能夠在自己國內實現自主減排，畢竟國內排放量繼續上升意味著技術水平沒有提高，也就意味著整個人類社會還沒找到根除氣候變暖問題的藥方。

　　地球變暖是種病，我們現在是想通過把脈找到治愈氣候變暖的藥方，我們希望經濟、技術發達的西方國家能夠在《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UNFCCC)和《京都議定書》的催促下率先找到這付藥方，但原本促進跳躍式發展的CDM卻成了各國偷懶的方法。

　　《商務周刊》：全球變暖同樣威脅著企業自身經營以及未來發展方向，您認為中國的企業，特別是有能力獲取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應該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呂學都：其實，大家都意識到了氣候變暖的緊迫性，也知道要采取行動。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大企業，他們有戰略、有遠見卓識。我與幾個西方的大公司交流過，他們都有專門的小組緊跟著國際形勢，憂患意識強。另外，這些大公司每年都會投資好幾個億在減排的新技術研究上。這些投資并不追求短期或近期回報，而是看得很長遠，如未來20年，可能會有大量的回報。

　　這是非常聰明的企業發展策略。中國的企業也必須要有長遠的前瞻性。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沒有承擔具體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這樣相應的就還沒有制定具體的低碳排放技術規范，包括技術要求。但實際上，在一個寬松的環境里會做的更好，因為在約束的環境里反而難做。中國企業應該現在就開始為未來做投資，這樣在20年后可能能夠與國外大公司具有同等的競爭地位和競爭力，甚至更厲害。

　　但是很遺憾的是，我發現中外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一些很有特點的現象：外國公司游說政府出臺鼓勵減排政策，而中國政府則是大力帶動企業做減排。這也難怪，我們現在很多的公司是從機關單位演變而來的，作為公司，其董事會要從長期發展的角度制定發展方向。在這一點上，中國的一些家族企業做得比很多國有企業要好。

　　《商務周刊》：氣候問題已成為歷次國際首腦峰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您怎么看氣候問題的國際地位？中國一直是《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UNFCCC)以及《京都議定書》簇擁者，是否也能隨著氣候問題愈加重要而提升自己的大國地位？

　　呂學都：實際上，除了軍事、安全問題無法相比，氣候問題已經超出經濟、能源、道德、國際政治的范疇。它甚至比WTO還要重要，它涉及到的是國家的長遠發展問題。

　　往年氣候變化正式會議通常召開兩次，分別在年中和年底，但今年的氣候變化大會計劃召開六輪，目前已經談判了四輪，從這里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這是氣候變化談判的主渠道。其他渠道，如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起的聯合國大會、“8+5”大會等，都是為主渠道的氣候變化談判提供服務的，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中國在推動制定UNFCCC和《京都議定書》的過程中一直發揮著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UNFCCC及《京都議定書》中大量的條款都是根據我們提出的提案發展而來的；后來通過的一系列方案或決定中，很多是依據我們提出的草案和方案。

　　中國一直積極全面參與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活動，這使得我們的很多主張和立場能夠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得到有效的反映。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快速提升，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份量還會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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