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在2001年毅然退出《京都議定書》，但是其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位置，使得UNFCCC還是希望其能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美國。“美國不可能認可《京都議定書》，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能對美國起到強制作用且能讓那些參加《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接受的新協議。”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院發言官邁克·沙納罕告訴《商務周刊》，“哥本哈根峰會可以產生一個單獨的國際協議把美國包含在內；或者也可以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制定一組新的目標，再加上一個可以覆蓋美國的愿景以及民眾適應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單獨的新協議。”

　　有人在逃避也有人在投機

　　“國際社會確實對氣候變暖問題討論了很多，也期望為之做些事情。但真正把國際的法律轉化為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路還比較長。”呂學都說，“我們希望發達國家能夠在自己國內實現自行減排，畢竟國內排放量持續上升意味著技術水平沒有提高，目前整個人類社會還沒有找到根除氣候變暖問題的藥方。”

　　呂學都曾寄希望于環保技術領先的歐洲國家能夠在《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催促下率先找到這張藥方。“他們希望收集燃燒后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儲藏在地下，以實現技術重點針對發電、化工冶煉、交通運輸等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行業的減排。歐洲準備在2015年在整個歐洲推廣10個這樣的項目。”他說。

　　但呂學都所說的碳收集、埋藏技術，既有遠慮也有近憂。工藝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和收集環節需要大量耗能，“如果效率不是很高，就成了‘資不抵債’”。而將碳以液態形式存儲數以億噸于地下，也可能會引起地質變化，發生地震等災害。

　　實際上，正在應用的減排手段除了各國大力提倡的可再生能源，發達國家為了盡量彌補強制減排量和實際增排量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還經常會使用京都三機制中的清潔發展機制(CDM)。CDM是指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完成在《京都議定書》下關于減少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

　　“其實看現在實施的CDM，表面上讓我們的一些企業通過出售減排量實現了經濟利潤，但是靠買賣完成減排任務，畢竟不是保護氣候的初衷和最終目標。”呂學都說，“CDM是緩解全球氣候變暖的權宜之計，可以促進跳躍式發展，也可以為發達國家國內減排量稍顯不夠時提供輔助式的幫助。但現在的情況是，他們主要靠CDM履約，讓CDM成了發達國家偷懶的方法。”

　　這種本末倒置的解決之道，也催生了“排放權就是財富”的等式。“發達國家認為，按照國際公約要求的強制減排義務行事，就是要大量的投資。”張坤民說，“不管是過去的《京都議定書》還是今年的哥本哈根會議，都變成了劃分排放權限、甚至是金錢的討價還價之地。”

　　“氣候問題關系全球命運，

　　不要想著獲得超公平的利益”

　　——專訪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

　　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坤民

　　□ 記者 陳楠

　　《商務周刊》：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即將于12月7日召開，將與之前的《京都議定書》實現“雙軌”并進，甚至有人將它形容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您對此次會議以及歷次氣候大會的變遷都是怎么看的？

　　張坤民：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召開以前，發達國家對于扼制氣候變暖問題的態度比較積極，他們已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存在。1989年，我參加了聯合國在荷蘭召開的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會議，當時剛成立不久的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就在竭力推動這一議程。

　　既便如此，圍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談判還是很艱苦。此輪談判實際上開始于1991年，直至環發大會前夕才真正成稿，在里約會議上開放簽署。

　　UNFCCC作為公約是比較原則性的，沒有定量規定各國具體應該如何做。提出具體減排目標和做法的是1997年正式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但其真正生效卻是在8年以后。

　　《京都議定書》遲遲難以實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應該承擔強制減排義務的附件一國家(發達國家和部分轉型國家)拖延不辦。其中，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加拿大、澳大利亞態度消極，俄羅斯也是遲遲不簽。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很快簽署與核準了該議定書。

　　議定書中規定，2008到2012年，所有附件一國家的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體上要比1990年水平減少5.2%。但現實情況是，這些需要強制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不僅沒有完成減排義務，還增加了排放量。其中，只有英國、德國和法國及北歐幾國情況略好一點，至少沒有增加；而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大量增加。數字顯示，這期間，附件一國家的排放量增加了約10%。

　　近期召開的會議雖然密集，但從巴厘島會議到現在的1年零10個月的時間里，并沒有談成實質性的協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UNFCCC和《京都議定書》不會因此而完全倒臺。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總會有所進展。當然，如果能敲定所有細節，那就是更大的勝利。

　　《商務周刊》：《京都議定書》似乎涇渭分明地把締約國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南北兩個方面，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京都議定書》的態度是否因為強制義務而發生改變？南北雙方的合作情況如何？

　　張坤民：總體來說，歐洲的態度一直比較積極。比如，英國積極出臺相應政策，法國一直大量發展核電，北歐使用水力和風能等，他們有基礎，同時對氣候變化的感受也深。

　　美國就不那么合作，他們威脅退出UNFCCC，拒簽《京都議定書》。說是因為中國和印度沒有和他一樣履行強制減排義務。這是借口，完全無視公約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實際上，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無非是想要建立另一套對美國有利的議定書。由于美國沒有參與《京都議定書》，你要他參與氣候討論，他就要提出新的規則。可是，1992年的UNFCCC就擺在那里，美國并沒有退出公約。公約之下的議定書仍然必須遵照公約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美國的做法只是一廂情愿的外交手腕而已。

　　奧巴馬總統上臺有利于美國參與氣候合作，但民主、共和兩黨的政要們的基本立場并沒有因為換了總統就有根本性改變。因此，盡管美國的《清潔能源和安全法》在眾議院得到通過，但在參議院能否通過也還有艱難的路程。

　　美國的科學家們還是比較明理的。美國有很強的科技基礎，他有幾位科學家登上了政治舞臺，比如夏天的時候駱家輝和朱棣文來中國做過演講，希望把重點放在兩國的氣候合作上。

　　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要比在會議上為本國利益爭吵強得多。在合作中，大家都不要想著占對方的便宜，該付出的就要付出。比如在合理的貿易中，該付錢的地方就要付。畢竟氣候問題關系著全球的命運，誰也不要想著撈到超出公平的利益。

　　其實，這種在公平合理條件下的合作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海岸線長，重要大中城市都在沿海地區，比如，上海的平均海拔高度是3米，對海平面上升相當敏感。我們盡管可以設想將來像荷蘭那樣修筑海堤，但經濟實力很難承受。

　　《商務周刊》：目前世界各國都在試圖為自己找到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軌跡。那么，中國將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張坤民：過去我們就已經采取行動，如控制人口增長、堅持節能減排、加強植樹造林等等，這些都是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減緩氣候變化的“無悔行動”，這些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對我國的長期發展也是大有好處的。現在，IPCC已經發布了4次評估報告，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氣候變化不是子虛烏有。雖然因為需要大量投資和技術創新帶來困難，但在實踐過程中，通過“政產學研”共同努力，加上合理有效的政策積極推廣，讓企業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讓個人的消費觀念向著低碳轉變，把全國或本地區的力量調動起來。這個過程要有緊迫感，要有規劃，不能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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