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來的新華商
這是一個“浪花淘不盡英雄”的時代。格蘭仕從2008年開始向全球139個國家全方位突擊，72歲的梁慶德堅持，OEM本身只是一個在制造企業中的商業工具；工程師出身的尹同躍也說，他這一輩子的人生規劃永遠是“把奇瑞做大做強”；同為“海歸”，擅于溝通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大中華區總裁關東元覺得自己是在一個沒有剎車體系的高速列車上，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唐駿一心要當職業經理人的標桿；“小年輕”李浩則認為，把中國傳統價值觀和國外管理模式相結合，他這個年齡的人做起來會更加輕松……他們是性格各異的個體，也是新華商群體中的典型。他們成長于全球化的浪潮，一直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
六十年一甲子，2009注定是個承上啟下之年�，F代中國和世界一起站在了十字路口，能否通過構建一個新的商業文明推動中國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是個難題，答案卻只有一個。
□ 主筆 張婭
記者 周燁彬 吳麗 陳楠
1894年春天，清末實業家鄭觀應撰寫的《盛世危言》殺青，一時朝野上下為之震動。光緒皇帝讀畢嘉嘆不已，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這部8卷本的著作后來被重印20余次，是中國近代史上再版次數最多的書。如該書封面所題的“首為商戰鼓與呼”，《盛世危言》首次提出要以商立國，以工翼商，“預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時光荏苒百年。2009年1月，美國各大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消息�！度A盛頓郵報》稱，這是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中的又一個里程碑”。建國六十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從長期封閉轉變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爆發出了巨大增長力。其中最為重要的結果之一，便是新一代中國企業家的興起。
新華商們依然是在一個近乎原始狀態的中國商業社會中艱苦創業。三十而立，他們完成野蠻生長，走到新的起點。老一代新華商中，格蘭仕集團董事長梁慶德正在致力于把創業經驗“傳道”給更多商界后輩；已成長為“中流砥柱”的中生代里，萬科董事局主席馮侖在最新的博客中提出：“中國整體的商業環境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面臨著非常多的挑戰，其中一個就是對商業倫理的關注”；阿里巴巴董事長兼CEO馬云也在今年的公司十周年慶典上宣布，要再用十年時間讓商人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
但圍繞相關目標，他們首先要解答的是“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要向哪兒去”這些最基本而又最本質的“天問”。
三十年河東河西
廣州海關史展覽大廳內，在加工出口一欄，粘貼著一張顏色發黃、寫有“順德01”字樣的出口登記證。它的主人是1978年7月成立的順德大進制衣廠。后來的《順德志》如此記錄到：“大進制衣廠成立，中國最早三來一補企業。”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尚有5個月。在政策發出明顯信號之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已經悄然起步。
恰好一年之后，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作為吸收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的視窗。1984年被稱為中國的“公司元年”，此后一大批鄉鎮企業崛起。“膽識”是這個時代敢于下海創業的群體身上最深的烙印。他們絕大部分都出身草根階層，依靠吃苦耐勞和過人魄力，形成了新華商的雛形。
1992年是新華商成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年。這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南巡”講話。此后，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社會主流精英等紛紛下海，他們憑借與政府的良好關系，產生了一代擁有極強資源和關系整合能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華商。
梁慶德是這個崢嶸歲月的典型代表。他最初的“身份”是“鄉鎮干部”，格蘭仕創立時戴著“紅帽子”。這都是那個時代的一道獨特景致。從梁慶德、魯冠球到馮侖、陳東升，他們在政治與經濟、現代與傳統之間閃轉騰挪，親手撕開了計劃經濟的裂縫。到1997年9月，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非公有經濟不再是“有益補充”，而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0年代后期，中國已經逐漸進入到一個市場日趨規范、產品極大豐富的時代。一方面國門漸開，跨國巨頭們在中國攻城掠寨；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與狼共舞，形成了振興民族工業的戰略構想。1996年，29歲的關東元成為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34歲的尹同躍離開一汽集團進入奇瑞公司工作。1997年，時任微軟總部Windows NT開發部門高級經理的唐駿“衣錦還鄉”，來上海組建微軟大中國區技術支持中心。
在尹同躍身上閃現中國知識分子“技術報國”理想的同時，關東元和唐駿都是以“海歸”身份構架起東西方交流的“橋梁”。改革開放掀起的另一個熱潮，就是出國留學熱。有統計顯示，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有120萬人出國留學，其中30余萬人學成回國創業。得益于“知本”的力量和對中國市場的良好把握，大批“海歸”促成了這一代新華商，尤其是職業經理人群體的崛起。到了2000年前后，伴隨著洶涌澎湃的信息革命，“海歸”大多集中于互聯網領域，比如1998年的搜狐，1999年的阿里巴巴，2000年創辦的百度。最新的《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09)》指出：70%以上的海歸聚集在互聯網、IT和通信等高科技領域。
從改革開放早期的手工作坊到新世紀的科技新貴，梁慶德將其比喻為理科和文科的區別。他解釋說：“傳統制造業是技術、資本、勞動三者密集型的產業，互聯網是資本、智力密集型產業。因此，發展傳統制造企業就像做高等數學一樣，必須從加減乘除做起，一步步打基礎；而互聯網企業有時候可以實現跳躍式發展。但兩者最終肯定都回歸到一個起點，即企業家的眼光和意志力�！�
大浪淘沙
2009年8月26日，一向樂于挖掘中國富豪的胡潤發布了《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特別報告》。據這份報告披露，10年來登陸胡潤百富榜的1330位中國富豪們，有49位發生了各種變故，其中17人獲刑入獄，3人待宣判，其中包括牟其中、唐萬新、顧雛軍、周正毅等名噪一時的人物。
以《大敗局》、《激蕩三十年》等描述了新中國企業發展歷程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將這些企業家的失敗歸結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當時的中國是沖鋒型市場，體制內僵化但擁有大量資源，體制外的人拼命往里沖，去搶資源，所以在很長時間，只要敢做就有機會。他回憶說，“在我1998年寫《大敗局》一書時，中國民營企業家還沒有‘失敗’這個概念，也根本不會從制度、經營管理角度來想這個問題。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一來，那些超速發展而毫無風險預警的中國企業就迅速隕落”；第二個階段是2004年前后。一些民營資本在和政府博弈過程中敗下陣來，比如科龍、健力寶、德隆。
在吳曉波看來，早期的新華商通常在對待政府的心態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方面老是想通過一些非正常方式向政府拿東西，形成所謂的原罪，另一方面又很排斥政府�！倍嗄甑某练e以后，新華商們與政府的關系逐漸平和。2000年以后新華商，主要產生于互聯網領域，和政府是一種相對松散的關系，“心態好很多”。
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商業本身已經根植于中國社會。一批“商業英雄”的成功樹立，也吸引著新一代更具創業沖動�！叭找嬖鲩L的創業人數，以及創業人群的多樣化，其實是影響中國未來的最重要事件�！眳菚圆ㄕf。
作為新華商的未來，出生于1979年的易才集團總裁李浩在大學期間就開始書寫起了自己的創業史，一次次創業積累下的商業嗅覺讓他最終找到了人力資源服務外包的企業發展方向�！敖裉爝@個社會創業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先在岸邊練習各種基礎姿勢再下水，有的是直接跳進水里，我屬于后者。”李浩說。
被割裂的商業傳承
盡管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苦口婆心地指出，進行“商戰”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但中國并不缺乏商業傳統。這甚至可追本溯源至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極”之稱的商朝。近幾年，從《大清徽商》到《喬家大院》，講述晉商、徽商發展歷程的電視劇也一直是各大電視臺播放的熱門。
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中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的晉商和徽商，縱橫商界500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們之所以能夠創造出輝煌，在于把儒家文化核心中的“誠信仁義”和宗族觀念融會貫通到商業文明中。同時，他們也注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如果這還只是傳統農業文明的產物的話，洋務運動后期崛起一批民族資本家，則在傳統中國農業社會蛻變至近代工業社會的過程起到重要作用。這一中國早期具備現代化特征的新興階級，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代“華商”。
吳曉波正在研究1870——1977年這100年間的中國企業變革。在他的新書《跌蕩一百年》中，把晚清投身于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分為四類人：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代表人物是無錫榮宗敬兄弟，四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
與之相對應，新華商也可分為三類：一是民營企業家；二是數量龐大的職業經理人群體；第三類新華商尤為特殊，他們雖然身處國有企業，但已經不再把自己當作官員，而開始習慣于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更像一個純粹的商人角色。
吳曉波對《商務周刊》分析到，晚清民國時期的民族資本家與新華商們都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產生。在世界經濟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開始之年。此前一年，開鑿了整整10年、連通歐亞非三大洲的蘇伊士運河正式開通，東西方航程大大縮短。1871年，隨著從倫敦到上海的海底電纜的敷設完成，中國開始被納入全球化的信息體系之中。中國市場上的棉花、茶葉等物資加入到全球貿易的大循環。到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場和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新華商們也大多從出口型企業中開始興起。此外，無論是洋務運動中的“實業救國”還是現代的“產業報國”，兩代華商都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并且直到今天都一直代表著國家的進步力量。
但是，由于20世紀的動蕩破壞，以及1956年的三大改造，上一輩中國商人階級經過漫長而艱難的探索所形成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已經被徹底打斷。當1978年后新華商興起時，傳統的氏族及農業社會所形成的道德精神也幾乎蕩然無存。改革開放后的新華商雛形，不少是以原有商業秩序的破壞、公共觀念的淡漠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完成原始積累。后來，他們又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日本和西方商業社會的熏陶，通常以國外一流大公司的流程或制度為學習范本。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這一輪商業運動沒有傳承，當時創業的人沒有任何商業經驗可言�！眳菚圆ǜ锌�。
由此，我們可以單獨總結新華商們的特征：從計劃經濟夾縫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新華商，通常保守、謹慎，習慣漸進式發展企業；第二代新華商深諳中國特色，憑借與政府的良好關系，優先取得了資源和政策扶持；第三代新華商擅于把西方商業文明嫁接到中國的土壤中，在多元文化和管理體制下顯得游刃有余；隨著互聯網力量的強化和社會的進步，更具創業精神、更善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企業家也正在孕育中，他們的想法更為樸素，在創業時沒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強調企業里人人平等。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正在成為新一代創業者的有力武器�！叭毡竞臀鞣絿姨岢木毣芾韺ζ髽I非常重要，我要做的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它們結合起來。”李浩說，“盡管很多前輩都在這么做，但我覺得我這個年齡的人做起來會更加輕松。因為我們一直在中國長大，在成長的過程中又比老一輩企業家有了更多接觸外部世界的機會。”
走向未來
作為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終生信徒，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創造了“企業家”這個詞語，并且首次在經濟學模型中把企業家作為土地、勞動、資本這三個生產要素之外的第四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體系中，企業家要不斷在經濟結構內部進行“革命突變”，對舊的生產方式進行“創造性破壞”，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德魯克則認為，企業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擔風險、有目的地尋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變化、并把變化作為可供開發利用機會的人。
在中國，如何對企業家做出定義頭頂？“最成功的職業經理人”光環，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唐駿表示，中國的企業家群體還沒有形成一種固定的成長模式。過去30年新華商的成功是由各種各樣因素造成的，所謂時勢造英雄，這種成功既不可復制，也不可延續。“未來衡量中國企業家的成功的標準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受到社會的尊重，第二，受到員工的喜愛，第三，企業獲得了良好的經濟回報�！彼f，“中國的商業化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這就需要企業家靠商業智慧和對行業的前瞻性預測來獲得市場的認可，贏得社會的尊重和員工的喜愛�！�
作為新華商中的“常青樹”，梁慶德認為現代中國需要的是一種務實的商業精神�！斑@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告訴中國企業要多做實業，腳踏實地�！彼f，成功的企業家需要的是一種寬容和氣度，除了眼光上的高瞻遠矚，還要具備相當的定力，瞄準一個方向不斷堅持，甚至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一代人、兩代人甚至更多代人去堅持做企業的想法，輝煌一陣子的人不能稱為企業家”。
現在，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成為國際舞臺上的最大亮點。更進一步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從中國企業變成世界級企業，進而從新華商群體中成長出世界級的企業家？
2008年，盡管歐洲和美國兩大傳統市場遭受經濟危機重創，格蘭仕已經通過向全球139個國家全方位突擊恢復成長。在梁慶德看來，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當資源有限的時候，首先要專注；其次，通過總成本領先策略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第三是差異化，尋找到自己的藍海，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找準定位，尤其是要理解企業不能做什么。
在擔任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的四年間，關東元讓公司在華營業額翻了四倍。出任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大中華區總裁的9年里，他又讓巴西航空在中國支線航空領域從合作到銷售層面都遠遠高于其他巨頭。
“全球化思維和全球化運作能力，這都是中國企業家的挑戰。”他以巴西航空為例解釋到，“巴西航空來自于巴西，全球化過程中在語言上并不具備優勢；從國家形象來說，它是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家形象上也不占優勢。但為什么它能夠實現全球化？除了有全球化的思維外，它還會深入了解各國文化，以便跟美國員工、歐洲員工順暢地溝通。此外，它的整個企業運營都是建立在國際化的基礎上的�！�
從商業企業家到社會企業家
相比《國富論》，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其實給西方世界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根據其理論，企業家不但是財富的創造者和分配者，作為市場的主體，還應在建立一個健康的商業文明、推進人類福利方面承擔起作用。在西方，福特基金會、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等都是此理論的相關產物。
幾乎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同時，英國的唐寧街在進行一場橫跨大西洋的撒切爾—里根革命。由此形成的新美國模式，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本理論依托，尤其突出自由競爭。2008年，這一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最終成了西方金融界崩潰以及經濟走向蕭條的緣由，讓西方以及全球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卻是以信仰與價值觀被市場經濟所消融為代價。當西方政府開始修正自由主義的同時，現在的中國也需要尋找到自己的精神軌跡和商業文明。已經成長起來的新華商們正在承擔起更多責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次全國輕工業部慶功會上，梁慶德以勞模身份在會上介紹了格蘭仕的發展經驗。時任輕工部副部長的于珍當即要求媒體采訪梁慶德，并且希望格蘭仕能夠把這些經驗傳遞給社會。他對梁慶德說：“把你的這些經驗傳遞出來變成社會財富，比你現在做的產品更有價值。”這直接促成了后來格蘭仕十幾年的“傳道”行為。
在“德叔”之后，已經從經營一線退下來的方太董事長茅理翔也正在著手于他眼中比之前更為重要的工作——將方太在家族企業的經營與傳承中積累的思想系統化、產業化。2007年1月8日，茅理翔創辦的“家業長青家族企業接班人學�！闭介_班招生。他對這所學校的定位是非營利的公益性民辦事業，主要培訓對象是家族企業領袖及其接班人以及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
看起來，由“商業企業家”轉型而來的“社會企業家”，正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范疇內履行自己的職責。這種“授人以漁”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更多中國企業家的成長，還或許會孕育出中國新商業文明的萌芽。就如同戴維·伯恩斯坦《如何改變世界——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一書所說的那樣：“商業企業家對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那么社會企業家對社會變革而言就意味著什么。他們是那些為理想驅動、有創造力的個體，他們為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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