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要崛起，

　　整個商業環境的變化非常關鍵”

　　——訪《激蕩三十年》作者吳曉波

　　《商務周刊》：從新華商的成長史來看，由牟其中到唐氏兄弟再到最近的黃光裕等，不少名噪一時的企業家均如流星一現。這一過程中伴隨的有幾次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浪潮，您如何解讀這樣的現象？

　　吳曉波：1993年的國企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余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一種新的“國退民進”戰略，即國家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大面積退出，在上游能源型行業形成強勢壟斷格局。從此以后，中央開始從產業的角度來切分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這其實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就已經形成。最近出現的一些事件，除了黃光裕入獄屬于非典型事件之外，比如山東鋼鐵收購民營的日照鋼鐵，以及東星航空的破產，反映出來的主要問題還是進入壟斷性領域的民營企業所遇到的體制風險，只要有風吹草動，它們就容易被圍剿掉。

　　由此，中國民營企業很難做大做強。他們既不能往上游走，利潤被控制住，又很難做金融，再加上中國資本市場沒有再融資功能，兩頭都被卡住。

　　《商務周刊》：那么，您認為如何才能在中國構建一個正常的商業環境？

　　吳曉波：真正的市場經濟，不應該用所有制的方式來切割行業，更不應該讓國家的力量直接參與到企業競爭中，與民爭利。中國現在基本是非典型的市場，企業家要成長必須對政府和制度妥協，付出時間、金錢或股權的代價。

　　在中國，做小買賣，偏安一方，不和政府爭利，積極修橋鋪路，這樣肯定是安全，但也肯定不會誕生偉大的企業家。中國企業家要崛起，除了企業家，整個商業環境的變化非常關鍵。中國現在改革的矛盾主要方面就在于此。但是，光靠企業家無法改變體制問題，需要中國知識界、媒體界和企業家階級形成集體的力量，另一方面，現在中國社會的仇富情緒太激烈了，中國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階層都太不了解公眾。因此，整個中國的公眾與知識分子、企業家階層之間的關系也要變化。

　　《商務周刊》：最近的一個明顯趨勢是，新華商們在“野蠻生長”之后，開始關注商業倫理的構建。您如何判斷其中的趨勢？

　　吳曉波：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說，形而下的部分包括公司的治理結構、管理流程等等。中國企業學日本、學美國，現在已經學得很像了。在形而上的部分，美國的商業倫理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中國的企業家做企業是為什么？以前是愛國主義，為了國家強大而做企業，這個邏輯在洋務運動時期已經形成。到今天，中國是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強國邏輯就出現了問題。如果按照家族邏輯，儒家思想建立在宗族社會之上，但中國的宗族文化在文化大革命徹底垮掉了，企業家也失去了相關道德約束。未來，當中國企業家的錢賺到一定程度一定會想，為什么要賺這么多錢，拿錢來干什么。我也請教過很多人，這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商務周刊》：在您看來，未來能夠從中國成長為世界級企業家的人需要具備哪些特征？

　　吳曉波：所謂世界級企業，要么是憑借決定性的技術徹底顛覆市場，要么是利用偉大的商業模式顛覆原來的運作方式。因此，我們首先要看中國有沒有一些產業和企業有機會顛覆游戲規則。當年日本企業崛起，就是因為他們顛覆了全世界的管理模式，提出了精細化管理，終身雇傭制等等。

　　我一直寄希望于中國互聯網領域的企業家。互聯網產業從1990年代開始發展，中間經歷了兩條路徑，即靠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來解決問題。在技術上，中國公司明顯跟著美國走，但在商業模式有可能超過美國。中國互聯網的消費者基數很大，因此，在互聯網領域有可能產生中國的偉大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