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亮/文

　　限薪令僅能當作權宜之計而已，不能成為一種慣例和應對困境的萬全之策

　　美國與中國的限薪令都讓人受到一定的觸動。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限制某些高管的高薪可以起到緩解社會情緒與矛盾的作用。不過，與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認為限薪令并不是對那些高管的一種約束，而恰恰是一種保護。因為在內外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高薪給高管們帶來的損失(多半是非經濟上的)可能遠遠大于其短期的經濟收益。

　　限薪令僅能當作權宜之計而已，不能成為一種慣例和應對困境的萬全之策。限薪是否有效，限到什么樣程度？這都不得而知。最近的一個指導原則確定了一個具體的金額，這顯然有一刀切之嫌。這種方式，30年前不就被證明是不可取的了么？

　　如果普通員工的薪酬可以用KPI等績效考核的手段來衡量，那么高管們的薪酬自然也可以采取這種方式。對于私有企業，如何分配財富，那是企業擁有者自己的事情。只要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內，外人也沒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對于公開上市的企業以及國有企業，就要經由股東們的協商才能確定分配方式。中國人幾千年來秉承的心態是“不患貧而患不均”。這個“均”并非指絕對的平均，而是指公平。假如諸如平安集團的高管們給企業、給股東帶來了巨大的收益，那么他們的高薪當然能夠得到公眾的理解和信任。

　　不顧經營效益的優劣依然我行我素地支取高薪，實乃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許，高管們應該花些時間去學習一下當年拯救克萊斯勒的李-艾科卡(Lee Iacocca)，拿一元錢人民幣的年薪意思一下就算了，省得找罵。即便是拋開艾科卡那個經營瘋子的特例不說，富可敵國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年薪也只不過30萬美元而已。

　　限薪令也引發了關于國民收入分配的討論。這便使關注的重點不止局限在高管的收入分配上，而是擴大到所有公民的經濟利益。人類的歷史，何嘗不也是一部財富分配的悲喜劇呢。在物資匱乏的洪荒年代如此，在商品極大豐富的時代亦如此。電視劇《迷失(LOST)》中，在一個荒島上，有些人便拋開人性的顧慮與法律的束縛刻意追求擴大自己的所謂“物質財富”。在公眾面臨危機時，人們逐漸學會了以道德為基礎建立一個“物質財富”分配原則。這其實就是制度形成之初的一個實驗室版。制度是在危機中產生的，而危機也常常源自制度的破壞，其中分配制度的破壞影響至深至遠。

　　西方人喜愛創造一個神來作為人性的代表，而中國人則更偏愛用一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如代表智的孔明、代表才的曹植、代表貌的潘安，而財的代表則是鄧通。或智、或才、或貌，都是經過了諸多努力才達到的，而這個鄧財神卻只是撞了大運而已。當鄧通得到漢文帝賞賜的銅山后，他的財富便達到無可估量的程度。在銅錢作為硬通貨的古代，擁有銅山無異于擁有了現鈔發行權。國家中央銀行被非皇族非權臣的私人所有，實在是匪夷所思。這件事使得連非法的經營和合法的掠奪都相形見絀。偶爾的“不均”尚且引發“患”，更何況“不均”到了過份的程度。若不是后來漢景帝對這個收入分配的個案進行撥亂反正，此風一長，則結局是很可怕的。

　　漢朝之后的亂世，基本上與分配制度的破壞有關，而治世多半先從整治國民收入分配制度著手。一部專講權謀與政治斗爭的《資治通鑒》中有無數“鑄大錢”、“廢大錢、改鑄小錢”等語句，可見古人亦非常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國古代沒有經濟學家的稱呼，可是從史書中可以感悟出許多遠比《國富論》更豐富的經濟學思想來。

　　為緩解并不顯著的社會矛盾而出臺一個限薪令，倒不如多花點時間去研究和完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原則，從政策和法律的角度來引導、限制國民合法獲取財富的行為。標本兼治，豈不美哉？再者，與其“限”薪，倒不如提倡“獻”薪，鼓勵高收入者參與社會公益的建設，給回饋社會提供一個永久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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