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漲了，工資漲不漲？

　　“如何調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邱小平說，有些企業(yè)多年不漲工資，有些地區(qū)雖然規(guī)定了最低工資，但是調節(jié)職工工資分配，最終還要靠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條例》可望將這些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屆時，很多企業(yè)可能因為這些制度的宏觀調控，會“被迫”給員工加工資了，但是，具體到不同的企業(yè)，工資漲不漲、如何漲，還得因地制宜。在調研中邱小平發(fā)現，有些民營企業(yè)并沒有把CPI作為調薪的參照因素，即使在CPI高漲的情況下，也沒有想到過加薪問題。這一現象讓專家深思，因為在過去幾年，CPI增長雖然沒有這么明顯，甚至在2002年CPI為-0.8%時，不少企業(yè)卻依然為員工上調薪資。

　　多年一貫的工資制度，使得中國的員工工資收入普遍偏低，有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大約為人均GDP的1.7倍，遠低于美國的4倍和澳大利亞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

　　針對相對較低的工資支付點，文躍然預計，中國的總體工資水平在未來12年里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一是GDP的繼續(xù)增長，二是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增長。根據他的測算，如果把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目前的40%左右，增加到歐洲的55%水平，到2020年，我們的工資總額還能提高3-4倍。這期間，只要人口增長速度趕不上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人均工資就一定會增加。

　　職工議薪能力待提高

　　社會性低薪的結果是法不責眾，既然哪里的東家都一個樣，勞動者在薪資面前的議價能力更加微弱。

　　正因為如此，邱小平等參與草案起草的專家認為，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為職工確立薪資議價的通道比單純地要求漲工資更重要。“實際起草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既要賦予職工在薪資面前的說話路徑，還要考慮職工的說話能力。”

　　在這個條例之前，《勞動法》、《地方最低工資標準》等法律法規(guī)都對工資的良性增長有些許規(guī)范，但最終都沒有形成工資增長的良性機制。“關鍵是職工在這一問題上的缺失。”孫群義結合剛剛出臺的新企業(yè)所得稅法說，按照新條例，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從原來的33%下降了十來個百分點，這一方面拓寬了企業(yè)的贏利空間，另一方面為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也預留了空間。然而，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的各種異動來看，勞動者工資不會因此形成增長機制，“所以，良性工資增長機制的關鍵也離不開政府”。

　　專家的顧慮有自己的理由，因為在此以前，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天津、昆明、包頭等十多個地區(qū)，先后出臺了地方性的《工資條例》，但是，在實施中，被保護的勞動者對工資仍然缺乏話語權和抗辯權，專家由此認為，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良性工資增長機制恐怕還得擱淺。

　　對地方立法的經驗教訓，邱小平表示“已經注意到了”，他坦言，這次由國家多部委聯合起草的《工資條例》，會借鑒某些地區(qū)的先進做法，但不會以某個地方版作為藍本。而對外界所傳的《工資條例》的出臺時間，邱小平不置可否，但他解釋說，原先《勞動合同法》本來是三審通過，結果四審才完成，所以，同是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一部法律，在超高的社會敏感和廣泛的社會參與中，其出臺時間“不好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