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為龍永圖（左）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右）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我不是媒體明星

　　或許是因為性格和善、語言犀利有趣，且又能對各種文化現象闡發觀點，張頤武常常是媒體樂意邀請的嘉賓人選。曾有媒體將他和余秋雨、易中天、劉心武合稱為“學術界四大明星”。但是張頤武始終認為自己與媒體的關系并沒有大家想的那么密切，對于媒體，自己不過是一個業余人。

　　對于普通公眾而言，張頤武作為“四大學術明星”之一的知名度，似乎不及其他三位。直到那篇《孔子不如章子怡？！》的報道出現后，他才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2006年春天，張頤武在接受某周刊采訪時，曾經提到過：“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種低端、豐富的文化資源。傳統文化的精髓要通過大眾文化的出口才能流傳出去。一個姚明，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長今》就是韓國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個好例子。” 其原意是希望我們的文化通過大眾文化被世界了解。

　　到了2006年5月份，四川某報紙發表了題為《孔子不如章子怡？！》的文章，并且肆意地捏造張頤武不曾說過的話，一下子引來軒然大波。一時間，對張頤武的指責和謾罵如潮水般向他涌來。為此，張頤武感到氣憤而無奈，在博客上發表了聲明，稱這件事為“鬧劇一場”，表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這么說。

　　如今，說起當初的那次風波，張頤武顯得很平和。“其實我能夠理解現在媒體的處境。媒體受到來自市場的巨大壓力，競爭十分激烈，以至于有些職業操守不過硬的記者會去歪曲事實。但這其實不僅僅是媒體的責任，還反映了社會一種不健康的心態。不可否認，很多讀者希望學者說一些怪話，媒體因此才去找一些聳動乃至違背常理的話。所以我認為這其實不僅僅是媒體的責任，也是社會一種不夠健康的心態及社會情緒的反映。”

　　盡管如此，對于當前的這種現狀，張頤武的語氣中仍然流露出幾分無奈，“知識分子通過媒體讓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想法，但這當中難免會產生誤解。所以我只能慎之又慎。”

　　學者不是隱士

　　張頤武將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工作分三個部分，一是在高校里的教學，一是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還有就是一部分社會工作，借助自己的學術研究給社會提供一些參照。他認為或許最后一項工作比較為大家熟悉，所以才造成了這種誤解。

　　提到與媒體的關系這個問題時，張頤武一再強調，其實自己對媒體的參與并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也沒有因此影響到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甚至在他看來，這是一種與他的研究相輔相成的工作。

　　“很多人認為我和媒體關系很密切，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我與媒體的關系往往是被動的，從來沒有主動去找媒體做什么事。但作為知識分子，有一種責任感，希望自己微末的聲音能夠對社會有點貢獻。”

　　“人們似乎對學者有一種誤解，認為學者就應該是閉門思考，埋頭研究。其實在我看來，學者不僅僅要在家在辦公室閱讀、思考，還需要跟社會有聯系，有交流，感受社會的那種鮮活的氣息——學者不是隱士。”張頤武說，“學者不必過多地去回避媒體，這并不是一種崇高。相反，學者生涯有不同的責任，需要不同的空間去實現。從來沒有一個有成就的學者，是僅僅在小的專業范圍內發揮作用的。”

　　“知識分子通過媒體發表自己的見解也是影響社會的一種路徑。一個社會走得更好，你這個教授才能當得更安心。”張頤武說。

　　有時間想好好研究《文心雕龍》

　　在張頤武早年的一篇散文《天涯孤旅》中，他說他少年時代就幻想自己一人漫游名山大川，但如今他發現好多年輕時的想法都已經不能實現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對自己要求很高。但等我到現在40多歲了，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只能是盡力把手頭上的工作做好。而且我現在去旅行，發現自己已經對舒適程度敏感起來了，年輕時那種背個包去走的心態已經很難再有了。”

　　不過他仍然覺得自己是十分幸運的，因為自己的工作和興趣是一致的。“作為一名學者，雖然錢不如別人多，但是文學、哲學和理論都是我所熱愛的東西，這使得寫作和研究這些我正在做的事情，都算作我的興趣。”

　　他告訴記者，其實他一直感興趣也一直在做的一項工作，是對劉勰《文心雕龍》的研究。在他的電腦里，存了大量相關的筆記，可惜一直沒有時間好好整理。“將來或許會花時間去做這個工作吧，但也不好說——人生很難預測。”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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