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最關心的是戰后恢復和崛起的進程，他們問戴明：要改變日本的國際形象，把把日本由一個制造劣質低檔產品的國家轉變為能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國家，需要多長時間？戴明預言：“只要運用統計分析，建立質量管理機制，五年后日本的產品就可以超過美國。”當時沒有人相信這一斷言，日本人最大的夢想不過是恢復戰前的生產水平。雖然他們私下聊天時覺得這個美國佬過于樂觀，但是卻樂意按照這個美國佬的提示去放手一搏。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日本人已經失去了一切，沒什么好損失的了。果然，日本的產品質量總體水平在四年后(大約1955年)就超過了美國，到20世紀70-80年代，不僅在產品質量上，而且在經濟總量上，日本工業最終對美國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挑戰。事后戴明曾追憶說：“我告訴他們，他們可以在五年內席卷全球。結果比我預測的還快。不到四年，來自全球各地的買主就為日本產品瘋狂不已。”

　　由此開始，戴明成了日本的質量管理“教主”。在隨后的三十年間，戴明在日本各地舉辦全面質量管理培訓講座，傳授他的管理思想。他關于質量管理的理論框架和操作要點，基本是在日本成型的。如“管理十四要點”、分析解決質量問題的“四步質量環節：學習、吸收、消化、創新”等，都是在日本講座的結晶。據估計，日本每五個企業中最高領導人就有四人曾聽過他的講座。日本的企業界，對戴明感恩戴德。據說，在豐田公司東京總部的大廳里，有三張比真人還大的照片。其中一張是豐田的創始人，另一張是豐田現任總裁，第三張比前兩張都大，就是戴明。

　　日本人為了表達對這位“教主”的感激與敬意，1951年，日本科技聯盟用戴明捐贈的課程講義稿費和募集到的資金，設立了著名的“戴明獎”—一個刻著戴明側像的銀牌，用以獎勵在質量管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企業。1960年，日本天皇頒發給戴明二等瑞寶獎章(Second Order Medal of Sacred Treasure)，他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人。得獎事由上寫著：“日本人民把日本產業得以重生，及日制收音機及零件、半導體、照像機、雙筒望遠鏡、縫紉機等成功地行銷全球，歸功于戴明博士在此的所作所為。” 美國重新發現戴明

　　戴明在日本享有盛名之時，在美國依然無人過問。他的小女兒琳達后來回憶說：“我知道這令父親有種受挫感—雖然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承認，因為父親自視甚高。我相信他知道難過。當一個人懷抱使命、理想，卻無人理睬時，心里一定不好受。”他在日本的聲譽日隆和在美國遭受冷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日本回到美國，他在華盛頓特區有一間地下室作為辦公室，這里陰冷，潮濕，一如他在美國的遭遇。

　　然而，到1980年，這種狀況終于改變了。有時候，媒體的炒作，確實能改變世界。20世紀70年代，美國管理學界已經對日本的威脅感到焦慮，在日本產品橫掃全球時，美國企業界的影響卻日益下降。威廉?大內的《Z理論——美國企業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就是這一反思的代表。然而，學界的研究成果在影響社會方面，遠遠比不上大眾傳媒的轟動效應。1980年，一位電視制作人梅森女士，制作了電視記錄片《日本行，為什么我們不行？》(If Japan Can, Why Can’t We)，并由美國廣播公司(NBC)在全美播出。這部電視片贊揚了日本的制造業，主角卻是戴明。一夜之間，戴明成為質量管理的明星。

　　從此，戴明走出了他的地下室，來到了美國企業之中。邀請戴明傳授管理思想的電話開始絡繹不絕，其中包括福特、通用、摩托羅拉、寶潔等著名公司。戴明變成了大忙人。他幫助美國的企業，開始了長期的生產品質改善和管理體制的變革。例如，摩托羅拉公司開展的長達十年的“全面質量管理運動”，杰克?韋爾奇在通用電器采用的六西格瑪質量管理方法等等，這一切都是由戴明奠定的基礎。

　　從1981年起，戴明不斷地在全美各地舉行“四日研討會”，每年舉辦二十次以上，年聽眾達二萬人之多，以推動美國企業的管理改革。這種獨具特色的“四日研討會”所講內容，由拉茲柯(William J. Latzko)和桑德斯(David M. Saunders)編輯為《戴明管理四日談》(Four Days with Dr. Deming: A Strategy for Modern Methods of Management)，在管理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些媒體甚至稱：安德魯?卡內基是美國的企業之父，戴明則是美國的企業管理之父，還有的稱戴明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之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戴明以他獨具特色的質量管理思想，在管理實踐領域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美國終于重新發現了戴明，他的榮譽也隨之紛至沓來。1983年，戴明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士；1986年，入選位于戴頓(Dayton)的科技名人堂(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ll of Fame)；1987年，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給戴明頒發了國家科技獎章(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1988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又給他頒發了杰出科學事業獎(Distinguished Career in Science Award)；1991年，進入汽車名人堂(Automotive Hall of Fame)。這些榮譽，戴明可謂當之無愧。

　　國際上，有兩個質量管理的獎項均以戴明的名字命名。一個在日本，一個在美國。日本的戴明獎，是由日本科技聯盟(JUSE)于1951年設立的；美國的戴明獎，是由美國統計協會大都市分會(The Metropolitan Section)于1990年設立的。這兩個獎項，都頒發給對改進質量與生產力有貢獻的人士。有人認為，戴明是品質運動與學習型組織這兩大領域的先知。

　　戴明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管理研究中。他出版過八種著作，其中有五種是在82歲之后寫作完成的。他成名在日本，但他對拯救和振興美國經濟，具有一種傳教士般的使命感。他力圖用一己之力，扭轉美國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中的種種不良傾向。他把自己的工作，與美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晚年所希望的，就是讓人們在將來能夠把他看做“阻止美國自殺”的人。正因為如此，德魯克是這樣評價戴明的：“他對日本和美國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雖然在祖國屢遭拒絕，但他是一個特別愛國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