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肖婧 聞華

　　在經濟學領域里，大概沒有人會忽略亞當?斯密的奠基人地位。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亞當?斯密的理論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了思想基礎。一句“看不見的手”，把自由市場的充分競爭原理概括得淋漓盡致。此后的經濟學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在圍繞“看不見的手”建立合乎邏輯的學說體系，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也由此產生。

　　可以說，亞當?斯密在經濟學領域的地位幾乎是無人能及的。盡管經濟學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早已比斯密的時代更為豐富多彩，然而，到了今天，依然不斷有學者提出要“回到斯密”。斯密及其理論仿佛成為經濟學界無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錢德勒卻對這座“高峰”發起了沖擊和超越。

　　錢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討論美國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管理革命。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明確表示，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就是“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市場依舊是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創造者，然而現代工商企業已接管了協調流經現有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產品流量的功能，以及為未來的生產和分配分派資金和人員的功能。由于獲得了原先為市場所執行的功能，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錢德勒不僅明確提出了和“看不見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見的手”的論點，指明了“看得見的手”已經在企業中取代了“看不見的手”，同時還在該書前言中列舉了為什么管理協調“有形的手”取代市場機制“無形的手”的八個論點。

　　(1)當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利潤時，現代多單位的工商企業就會取代傳統的小公司。

　　(2)在一個企業內，把許多營業單位活動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層級制以后才能實現。

　　(3)現代工商企業是當經濟活動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即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圖時，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

　　(4)管理層級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實現了它的協調功能后，層級制本身也就變成了持久性、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

　　(5)指導各級工作的支薪經理這一職業，變得越來越技術性和職業化。

　　(6)當多單位工商企業在規模和經營多樣化方面發展到一定水平，其經理變得更加職業化時，企業的經營權就會和它的所有權分開。

　　(7)在做出管理決策時，職業經理人員寧愿選擇能促使公司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政策，而不貪圖眼前的最大利潤。

　　(8)隨著大企業的成長和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支配，它們改變了這些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基本結構。

　　在錢德勒看來，管理協調這只“看得見的手”，相比市場協調這只“看不見的手”而言，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厚的利潤，能夠提高資本的競爭力，由此管理的變革會引發生產和消費的顯著提高。這也就是錢德勒所謂的“企業的管理革命”。

　　《看得見的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在出版當年就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的紐康門(Newcomen)學術獎和哥倫比亞大學班克羅夫(Bancroft)美國歷史研究獎，后來還獲得了美國新聞圖書最高獎普利策(Pulitzer)獎。錢德勒也因此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令人遺憾的是，據說由于瑞典皇家學院“很難確切定位錢德勒的地位”，使得他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但是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影響深遠。

　　許多人看到《看得見的手》這一書名，就會把錢德勒的理論看做是對斯密的挑戰。在理解錢德勒的這種挑戰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是斯密對于市場機制的形象比喻，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供求關系。斯密認為，利己之心是人的本性，人類世界的一切經濟活動如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都是由此而來。然而人人都有的利己動機卻能夠造成利他的善果，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帶來了更大的社會利益。正常情況下，市場會以它內在的機制維持其健康的運行。人們進行經濟活動時，會依據利己原則進行理性選擇。這些選擇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這些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著個人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使消費者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做購買決策，使生產者依據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做銷售決策。市場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根據價格的自然變動，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依靠這只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會使每種商品的供給自然地與其有效需求相適應，形成自發的市場秩序。看不見的手能夠使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

　　僅僅從表面看，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似乎是成心要顛覆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他的書名，不僅從字面上與斯密的觀點針鋒相對，理論的內容也截然不同。甚至有這樣的評論：錢德勒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亞當?斯密的“輕微的嘲笑”。但是，認為錢德勒與斯密截然對立的看法，未免太過膚淺。

　　錢德勒“看得見的手”對斯密究竟是對立的否定還是有益的補充？這值得仔細推敲。在一定意義上，錢德勒確實同斯密不一樣。斯密的理論從本質上而言是否認管理的，他強調的是充分的經濟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價值規律對企業經營進行調節，他反對國家的外部干預，主張把調節機制交給市場，由市場來控制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斯密強調的是企業外部的“自發秩序”。而錢德勒完全相反。他強調的是通過管理活動來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以管理活動部分替代市場機制。他主張的是企業內部的“人為秩序”。兩人的理論的確“南轅北轍”。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樣的差別來源于不同的時代環境。

　　斯密生活的歲月是在18世紀中期，當時啟蒙運動正在抬頭，英國處于產業革命前夕，理性主義的呼聲越來越高。斯密認為，經濟活動中的不自由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而這種不自由正是政府管制造成的。對政府管制的反抗，催生了斯密自由競爭的思想體系。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來自國家體制的嚴重阻礙，他想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推動社會福利的增進。而錢德勒提出“看得見的手”，所考察的對象是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段時期的美國企業，這正是美國的農業經濟和鄉村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和城市經濟的時代，美國經歷了生產和分配過程中革命性的改變，是大企業而不是政府在有力地改變著社會。錢德勒通過分析直接影響企業實現生產和分配過程的方式變革，看到了管理的巨大能量，所以他強調管理革命。可以說，斯密和錢德勒觀點的“截然相反”是來自于不同的時代背景，是為了解決不同的現實問題，而并非理論本身的兩軍對壘，更不是內在邏輯的針鋒相對。

　　盡管他們的理論有著巨大差別，但我們依然無法忽視錢德勒與斯密之間的內在關系。就斯密而言，他對管理學的早期探索和奠基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見本刊2007年第3期)。斯密強調的是企業外部的“交易”而非企業內部的“控制”，但是，管理學卻離不開斯密的理論，他的經濟人假設和分工理論構成了管理學的理論前提和技術前提。對于錢德勒而言，他提出“看得見的手”，恰恰不是對斯密的否定。在理論方法和邏輯前提上，錢德勒嚴格遵循了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理性分析方法。錢德勒的“手”發揮作用是有條件限制的。他多次強調，大型企業的內部管理并不能取代市場對經濟發展的調節和促進作用，只有在管理機制比市場機制能夠產生出更大的生產力、企業內部協調成本比市場交易成本更為低廉的情況下，“看得見的手”才會發揮作用。這種論證，嚴格遵循著斯密開創的經濟學研究途徑，理論體系在本質上與斯密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本文才把錢德勒的貢獻看做是對斯密的“沖擊和超越”，而不是看做“對立和挑戰”。如果說，凱恩斯經濟學是從國家干預角度對斯密經濟學加以調整和修正，那么，錢德勒企業史則是從經理協調角度對斯密經濟學加以補充和發展。所以，錢德勒在更多情況下被人們視為經濟學家而非管理學家。他不是要把斯密擊倒在地的

拳擊手，而是用斯密的手法在企業內部領域創立了新的組合拳。錢德勒的“經理資本主義”，同斯密的“市場資本主義”相比，恰好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斯密以市場逼進企業，錢德勒以企業拓展市場。如果把握不住這一點，就可能會對錢德勒的理論產生理解偏差。

　　錢德勒通過自己的研究，以企業史為紐帶，把經濟學與管理學很好地融合起來，并且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分析框架。盡管是對企業史的考察，但錢德勒的著作并不僅僅是大量企業史資料的羅列堆砌。他的每本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觀點，并通過大量企業史料來圍繞自己的觀點展開闡述，能夠發現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實質性變化，以分析和歸納提出史學家對管理學的一般概括，這是錢德勒進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可以說，錢德勒從企業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最終的落腳點卻是管理的歷史作用。在他身上，不同學科的交叉滲透，形成了完美且融洽的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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