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主編：劉文瑞教授 本期主要撰稿人：王肖婧 慈玉鵬

　　錢德勒不是管理學家，但他的貢獻對于管理學不可或缺。作為企業史學者，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大公司的發展歷程。他的三部巨著《戰略與結構》、《看得見的手》、《規模與范圍》，被學界譽為經典。他在《戰略與結構》中提出的分部制企業結構，被歐美學者稱為“錢氏模型”。錢德勒的著作不是給我們講歷史故事，而是通過嚴密地經濟學分析來闡述故事背后的世界大勢，這一大勢的走向就是現代人類的組織與管理能力。在經濟學界，有人聲稱，錢德勒關于企業組織與管理的經濟學分析，可以使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理論轟然坍塌，他的成就是任何經濟學家都繞不過去的高山(見路風為《戰略與管理》寫的中文版序言)。對管理學而言，多數管理學家往往著眼于管理之“器”，而程度不同地忽視了管理之“道”，錢德勒則立足于管理之“道”的探求，給人們揭開了管理現象背后的形成機理。從錢德勒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企業史對于管理學發展的沉甸甸的份量。

　　世家出身的-企業史大師

　　慈玉鵬

　　小艾爾弗雷德?杜邦?錢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業史的研究而著稱。在很大程度上，企業史(美國人稱之為商業史)這一研究領域就是他開創的。在英語縮略語中，BC為公元前，AC為公元后，而美國的《商業周刊》曾借用這一詞匯贊譽錢德勒：“在商業歷史中，BC意味著在錢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業史時代也被稱為AC(After Chandler)。與錢德勒的AC相提并論，有人把德魯克也拉出來，稱管理學時代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難看出錢德勒的學術地位。據說，當錢德勒開始研究企業史的時候，全美只有13名相關學者，但當他2007年去世的時候，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學者。如果說，德國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為管理學提供了理想的組織模型，那么，美國的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則為管理學提供了現實的組織演變軌跡。

　　錢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這一時期，正是美國公司走出國門、進軍歐亞的時期，錢德勒后來立志研究美國企業的發展與擴張史，正迎合了時代大潮。

　　錢德勒的身世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母親卡羅爾?錢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女兒(錢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親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海員。這位海員曾率領全家用一年的時間，沿著當年查爾斯?達爾文追蹤物種起源的路線，駕船航行到厄瓜多爾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許正是他父親的這種探索精神，影響著錢德勒追蹤企業進化史達六十余年。而錢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學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國鐵路雜志》主編亨利?瓦農?普爾(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親屬中，普爾對錢德勒的學術影響是最直接的。當年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所依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就是普爾的遺產。另外，錢德勒還是美國歷史上傳奇人物、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遠親。時間再近一些，錢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間一直擔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學工程師，曾幫助杜邦公司完成了歷史上的首次改組。錢德勒出生于一個跟這么多企業名人“沾親帶故”的家庭，他對大公司的看法自然會帶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來龍去脈，解讀大公司的發展奧秘，或許就是日后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的原動力。

　　錢德勒生來是一個擅長文字敘述的天才，青少年時代他就脫穎而出。六歲(也有人說是七歲)時，父親給了他一本適合小學六年級水平閱讀的美國歷史讀本。據他自己后來回憶說，他當時讀了19遍，并且在當時就決意要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青少年時代的錢德勒是一塊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點才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大師。學生時代，錢德勒先后就讀于埃塞克特學院、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哈佛大學。1940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參加了美國海軍，服役于大西洋艦隊攝影特遣隊。在軍隊里，錢德勒的具體工作是分析判讀航空照片，這種工作既需要對整個航拍區域進行宏觀把握，又需要不遺漏每個局部，并敏銳地觀察具體細節。這種工作方法上的訓練，對他后來的企業史研究不無裨益。另外，在服役于軍隊的這一段時間內，錢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層制體系的效率，使他對大型組織的運作有了切身的認識。

　　二戰結束后，錢德勒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學術氛圍和治學傳統，鑄就了錢德勒獨特的學術品質和深厚的史學修養。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師從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導下，錢德勒攻讀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也譯為涂爾干)的著作，從而產生了對社會學的強烈興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論”和“結構功能理論”對他的影響最大，這為他后來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企業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他還參加了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建立的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成為一名年輕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尤其是“創新”理論，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天賦、家庭背景、經歷、名師等，鋪墊著錢德勒的學術道路。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他住在曾外祖父普爾的家中，普爾留下的許多當年鐵路建設的一手資料，促使錢德勒把博士論文的選題確定為普爾的傳記。于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為題材的論著《亨利?V?普爾：商業編輯、分析家和改革家》誕生了。表面上看，這是一部人物傳記，實際上其內容則遠遠超出了人物傳記的范疇，是美國早期企業發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這部著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爾傳記的寫作中，錢德勒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歷史歸納”和“比較研究”方法。歷史學本身離不開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本素養，他在這方面又得益于帕森斯和熊彼特。普爾當年絕不會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資料，成為后代子孫躋身學術殿堂的階梯。博士論文寫作是錢德勒治學的開始，在讀博期間，他還參與了《羅斯福書信集》的編輯工作。

　　1952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日子里，錢德勒的學術風格逐漸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爾的傳記外，他還幫助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艾爾弗雷德?斯隆撰寫自傳—《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歲月》。

　　1962年，錢德勒出版了《戰略與結構：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若干篇章》。這一巨著后來被人們稱為錢氏三部曲的第一部，從此他在學術界聲名鵲起。該書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車、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為代表，論述了分部制管理結構的產生完善過程。當早期美國企業通過縱向一體化和橫向合并兩種戰略競爭市場份額時，集權的職能制結構得以逐步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美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國門，實行海外擴張和多元化戰略，管理結構也隨之改變，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發明的分部制管理結構。

　　1963年，錢德勒轉到霍普金斯大學執教。在霍普金斯執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企業史研究工作，寫出了《鐵路：美國的第一個大企業》，并參與了《艾森豪威爾文集》的編輯。1971年，錢德勒被哈佛大學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負責該校的企業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錢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這部書通過引證大量原始資料，論證了美國企業誕生壯大過程中的關鍵變化—等級制管理團隊的出現和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兩權分離。在這種變化背后，支配這種變革的是企業對降低成本，進而提高競爭力的追求。錢德勒認為，在管理協調的效率大于市場協調的效率前提下，會導致企業管理層級制的產生。

　　從“進步運動”時期開始，美國人對大公司就充滿了警惕。在美國多數人眼里，大公司的發家史滲透著罪惡。這種“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馬克思關于資本來到世上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一論斷。但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以翔實的資料和分析表明，美國的大企業，既不是惡棍式的強盜，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們僅僅是追求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公司的各種戰略和策略，不外是適應市場的狀況做出各種調整而已。當市場不穩定的時候，企業會傾向于縱向一體化和橫向聯合；當市場較穩定時，如果市場的效率提高，企業會傾向于剝離非核心業務。

　　經過學術上的長期積累，1994年，錢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規模與范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此時，錢德勒已經是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視野擴展到了全球領域。經過詳細的考證，他論述了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結束這一段時期內，美、英、德三國企業興衰的原因，提出了“組織能力”的概念。他認為，組織能力是通過對生產、營銷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續投資來獲得的，只有企業獲得了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建立起強大的進入壁壘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來的進入壁壘。一旦企業獲得了這種組織能力，即使因為戰爭等原因而暫時失去市場，也會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市場占有率。這可以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英法和德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表現的巨大反差看出來。

　　從1993年開始，錢德勒將眼光放到了完成現代轉型后的四個高技術行業：消費電子工業、計算機工業、化學工業和制藥工業。在這項研究中，錢德勒以他一貫嚴謹的作風，詳細考證了這些行業在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初的發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現實意義。在高技術行業的研究中，錢德勒將他創立的“組織能力”概念進一步深化，強調基于三種知識類型—技術、功能和管理的組織能力。在錢德勒的語境中，現代企業的成功越來越多地依靠以技術和功能為基礎的“綜合學習能力”，這并非說管理變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結構和經理人地位確立后，管理不再是企業進行競爭的一個主要變量。在錢德勒看來，現當代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在于綜合學習能力的獲得和維持。獲得了學習能力，企業就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業時代：現代化學工業和制藥工業的非凡歷程》一書中，錢德勒為他的企業史研究做出了總結。他認為，縱觀三次產業革命，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首先，每一次產業革命的長期領先者都是遵循優勢戰略而獲得成功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大公司的大規模收購和剝離活動的內涵。其次，各個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里，企業必須抓住機遇進行相關投資，形成并維持自身的綜合學習能力，構筑進入壁壘，一旦錯過機遇，成功進入這個行業的機會就會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這四個高科技產業的專門研究時，錢德勒已經是87歲的耄耋老人了，然而，這位企業史專家并沒有因為年齡而放棄創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進行相關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傳記時，不幸仙逝，享年90歲。

　　亨利－普爾

　　聞華

　　亨利?普爾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學先驅。作為一名出版商，他創辦的普爾出版公司以編輯發行《美國鐵路雜志》(American Railway Journal)而出名。當然，普爾辦雜志不是為了公益，而是為了賺錢。南北戰爭前后，美國鐵路業迅速崛起，引領著美國工業化的步伐。普爾敏銳地抓住鐵路公司的營運報道，為大眾提供投資信息，為經理提供經營策略。麥卡勒姆在紐約和伊 利鐵路公司的改革舉措，就是通過普爾的雜志使社會各界知曉的。普爾不是白忙活，例如，他把麥卡勒姆設計的組織圖大量印制，每張1美元出售，他自己賺了錢，大量的公司經營者也由此學到了組織設計和管理原理。至于他給沒給麥卡勒姆抽取版稅，只有天知道。

　　普爾作為《美國鐵路雜志》主編達二十多年，他為雜志撰寫了大量社論，對鐵路的發展狀況、存在問題、如何改革等等，有著全面深入的看法，同時也提供了各個鐵路公司財政與運營狀況的詳細數據。

　　如果說，英國是用紡織機開辟了工業時代，那么，美國是用火車頭推進著工業進步。鐵路公司和紡織廠在管理上有著重大差別。紡織廠可以化整為零承包經營，而鐵路公司必須一體化作業。英美工業化道路的差異，決定了英國佬可以寫出《小的是美好的》這種抒情之作，而美國佬則孜孜追求巨無霸式的企業航母。正是普爾，率先總結出了大公司的經營之道。他根據美國鐵路公司的經營實踐，尤其是根據麥卡勒姆在紐約和伊 利鐵路公司的改革，歸納出了大企業管理的三條基本原則：組織原則、溝通原則、信息原則。組織原則強調分工，要求每個崗位都有確定的職守和責任，崗位之間有固定正式的責任關系。溝通原則強調運營信息的傳遞和利用，保證經理部門直至總裁能確切地、連續地了解業務進展。信息原則強調各種數據(包括成本、收入、定額等等)的積累和編制，作為分析現狀改進管理的依據，這也是后世數據庫思想的濫觴。作為媒體人，為了人們更方便地評價和衡量相關企業，普爾還創立了標準普爾工業指數。

　　隨著大公司勞資沖突的增加，普爾看到，除了堅持上述三項原則外，公司的管理還必須重視人的因素和士氣，要形成一種團隊精神和整體觀念，這就需要有杰出的領導，在不影響個人尊嚴的前提下進行激勵。

　　普爾是“看不見的手”的推崇者。他主張政府的作用是打擊那些不誠實的“摻水股票商”，防范投機，而不是限定價格，干預經營。他強調：“依靠在競爭不受限制的條件下創辦工業的個人的自身利益，就可以給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好處。”

　　結構跟隨戰略

　　王肖婧

　　1962年出版的《戰略與結構：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是錢德勒出版的第一本企業史專著。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討論了美國大企業的成長與發展，以及企業的組織結構如何進行調整以適應自身的發展，其具體內容包括杜邦、通用、標準石油和西爾斯四家大公司的發展史，并演繹出美國現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構產生和發展的普遍現象。通過這一系列分析和評述，他得出了著名的錢德勒命題—結構跟隨戰略。

　　錢德勒的考察聚焦于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這一階段，美國的第一批大規模一體化企業問世，這些企業的出現給工商企業管理帶來了眾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企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的企業管理結構不僅要適應大力增長的生產力，提高企業效益，更重要的是要應對新的多項職能的出現。

　　當時的工業企業大多集中在制造業，根據錢德勒的歸納，制造業中的大型多職能企業的產生，來自于縱向擴張和橫向擴張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或戰略：“一種戰略是一家單一的公司通過創造它自己的銷售組織開始擴張和一體化。另一種戰略是一批生產企業按橫向聯合的方式—行業協會、合資共有、托拉斯或控股公司—把它們的制造業務相互合并，然后迅速地向前進入銷售領域或向后進入采購領域。”第一種戰略通常被采用新技術、提供新產品的企業所采用，而第二種戰略更多地被使用相對不太復雜的舊技術生產大宗商品的行業采用。通過這樣兩種途徑，企業來應對伴隨著市場快速成長而出現的機會和壓力。

　　相比于實現公司的縱向一體化而言，更加容易實施的是橫向的聯合和合并的一體化，而且生產能力過剩會大大刺激企業進行聯合。這種擴張、合并和一體化戰略，對公司結構的改變和各個管理層級的變革提出了相應要求。

　　1900年以后，工業繼續成長，分部制企業出現，大型的工業企業為了應對由城市化和先進技術所帶來的機會采取了三種成長戰略：一種是現有生產線的擴張，以供應更多的同一類型的消費者；另一種是在其他地區尋求新的市場和原料來源；還有一種是開發面向不同類型顧客的更大范圍的產品來創造新市場。不同的發展方式，在具體的運營和戰略上都存在著不同的管理問題。錢德勒具體考察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零售商業的西爾斯公司，通過不同的案例來揭示這些管理問題是如何被解決的。

　　錢德勒考察的這幾個公司，都是最早發明了多部門結構的公司。這四家公司的新結構都是獨立創建的，它們之間不存在模仿和借鑒。杜邦公司的新結構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它的側重點在于公司分部的創建；通用汽車公司同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發展新結構，但是它更加強調的是公司總部的發展；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于1925年開始重組，因為它已經擁有分部和總部，其主要問題是針對它們之間的職責區分；1929年開始重組的西爾斯公司，則同杜邦公司類似，所處理的主要問題也是公司分部的創建，不同的是，西爾斯公司為了保證業務范圍的擴大，更加強調重新調整高層領導的責任。這些公司的領導者，當時各自面臨的問題都是獨特的，因此他們各自的解決辦法都屬于創新。然而，這些公司的經理們可能沒想到，在若干年之后，他們的公司結構轉變成為范式，被其他公司紛紛效仿。錢德勒選擇這四家公司進行分析的意義，進而也凸現出來。

　　通過對這四個美國公司的發展歷史進行研究，錢德勒發現，隨著公司的發展、地理區域的擴大與多樣化程度的增加，為了適應公司戰略的改變，公司的組織結構實際上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錢德勒的研究同樣表明，在沒有受到強大壓力的脅迫下，管理者很少會放棄從前的傳統和習慣去尋求新的組織形式。只有當他們意識到企業面臨著某種困境或需要時，才會根據情況做出決策。這個決策就是戰略，而組織結構會相應做出改變。但究竟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企業的擴張戰略？才會導致多部門組織結構的出現？

　　錢德勒認為，企業在多樣化擴張戰略的引導下，規模逐步擴大，當積累一定資源后，會開始向不同地區或者向不同產品市場的方向發展。由于經營業務增加，高層經理的工作也日益復雜，決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都會加大，管理人員很容易淹沒在這些復雜的決策里，從而忽略真正重要的東西。因此，多部門結構的出現，可以將高層管理人員從日常的經營活動中解脫出來，使他們有時間和精力去關注真正與企業命運有關的長期計劃和決策。具體運營則由各個事業部的經理人員負責，他們處理日常管理事務，承擔管理責任，享有一定權威。在這種模式下，公司總部更多地偏重于戰略決策，分部經理更多地偏重于具體管理決策。多部門結構可以更有效地協調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適應越來越多樣化并復雜化的企業活動。否則，當企業的經營擴大、新的戰略制定后，沒有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組織面臨的只能是無效率。要想避免這種無效率，無論企業怎樣擴大經營業務，根據業務制定出怎樣的決策，組織都必定要做出相應調整與變化。這一觀點，被人們稱為錢德勒命題。

　　在論述戰略決定結構這一命題的過程中，錢德勒還對組織創新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每一個組織的管理者進行的戰略擴張和結構調整，都是獨立的創新活動。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這種組織創新隨時都會發生。

　　約瑟夫?熊彼特曾經在分析經濟行為時，對創新活動進行了具體區分。他將創新分為創造性革新和適應性反應。創造性革新能夠超越原有的常規和程序，而適應性反應雖然會使做出反應的個人或者企業發生重大變化，但從本質上仍未跳脫出舊有的習俗。

　　熊彼特有關創新的思想對錢德勒有著巨大的影響。在這個分析視角下，錢德勒通過他的企業史研究為熊彼特的理論框架提供了實質性的內容支撐。錢德勒考察的四家公司，在構建多分部結構的過程中，面對新的需要和形勢都創造了新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在創建基層部門、職能部總部和中心辦事處時，又停留在原有的業務常規上。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更加習慣對已有的管理方式進行適應性改造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新澤西標準公司對所遭受的市場壓力進行了回應，但是并沒有刻意參考借鑒其他公司的組織結構，甚至連過去的經驗都沒有多加吸取。西爾斯公司參考了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的經驗，改變了現有程序來滿足新的需要。可以看到，盡管這些都屬于適應性回應，但這四家公司的舉動不僅僅是模仿。在進行創造性的革新方面，四家公司都表現為創立了多分部的組織結構。而導致這些創造性革新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權的職能部門化結構和松散的分權化控股公司的缺點顯現，高層管理人員的管理負擔增加以至于無法承擔責任；企業運營過于復雜，少數高層管理者忙于進行協調、評估和政策制定等活動，難以兼顧長期的企業家活動和短期的運營管理活動。也就是說，只有這些情況發生，為了應對新的問題，多分部組織結構的創新才會出現。一旦組織結構跟不上企業戰略的變化，無效率就會出現，直至矛盾激化。

　　在對于組織創新活動的研究中，錢德勒發現，組織的創建者通常不會是組織結構的革新者，而能夠成為組織創新者的經理人通常都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他們大多受過工程方面的訓練，對系統化和組織關系的界定等問題抱有極大興趣，而他們的教育和訓練背景與構建組織需要的方法之間似乎存在一定的關聯，工程專業對美國企業管理的合理化和系統化所起到的影響作用已經被證明，解決科學或工程問題所需要的嚴謹態度能夠幫助高層經理處理管理問題。除此之外，這些組織的創新者通常都比較年輕，并且沒有在某一職位上停留過長時間，沒有被特定的角色和行為模式所同化。這些特征都有助于他們在面對問題時做出適當的決策，成為企業組織的創新者。

　　《戰略與結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他的這部書立足于歷史學的廣闊視野，采用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了社會學的研究框架，通過大量的案例，將商業史融入了經濟學與一般歷史的范疇，將商業史和經濟學緊緊聯系在一起，提供了一種研究管理問題的獨特角度，并且通過這種獨特角度提出了“戰略決定結構”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結論，開創了戰略管理理論。

　　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明確提出了戰略的概念，他將戰略定義為：“企業長期目標的決定，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必需采納的一系列行動和資源分配。”錢德勒對于戰略概念的界定，在企業戰略管理問題研究上舉足輕重。關于企業戰略，有著眾多的人物和學派，其中影響較大的“設計學派”和“計劃學派”，在理論本質上同錢德勒的思想相一致。企業戰略的出發點是要適應環境，其實質是組織對相關環境的適應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內部結構變化的過程，因此，企業的組織結構必須要與企業戰略相對應。可以說，錢德勒對于當今盛行的戰略管理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他所運用的戰略與結構互動的分析框架，構成了戰略管理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