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賈政難題(2)

　　解決“賈政難題”的五大藥方

　　吏手中真正的權力來自于兩個地方。一是信息，比如當年“戶書”半世襲地掌握的“當地誰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這些信息，沒有這些信息，地方官和朝廷部委寸步難行；第二是處理信息的經驗，就是作為“不傳之秘”的公務訣竅、關鍵、要害。

　　在現在的企業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關鍵員工的管理”，其實也是這個吏帶來的“賈政難題”。關鍵員工帶來的難題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競爭對手之后的競爭、掌握核心技術的員工跟老板要挾、有能力的干部帶親信集體反水、創業元勛功高蓋主、有野心的高管鳩占鵲巢反客為主。針對這些問題，其實藥方不少，到書店一看，管理咨詢的老師們會告訴你很多理論，比如學劉備摔孩子“情感留人”、針對績效發獎金、按年資加薪、升職、期權、精神激勵、把這個人興趣愛好成為共同的東西、企業文化、保密協議，可是，這些藥方基本上沒有多大用處，治標不治本，最多頂個兩三年的藥效，到時候企業的費用成本上去了，病癥又恢復了，甚至還更嚴重。

　　第一藥方：省吏主義，化吏為民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問題出在吏上，索性將其省去，這是遇到“賈政難題”時的直覺本能反應，也是第一藥方。

　　唐朝晚期的“牛李黨爭”中，“李黨”首領李德裕力圖整頓朝政，有句話叫“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這是一劑猛藥，一般人不敢輕用，李德裕以一人之力，挑戰整個官吏系統，最終仍難以力挽狂瀾。

　　在企業管理史上，最激進的“省吏主義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創造的流水線，絕不僅僅是采用通用零件、標準化裝配而已。流水線和標準件更大的意義在于，它們把企業中的一個龐大階層——吏——變得無足輕重了。一切都是標準的，吏的自由裁量權被壓到最小程度，討價還價、上下其手的機會大大減少，吏的活動空間一小，內部的交易費用自然大減，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謂扁平化問題，其實也是省吏主義，化吏為民的一種體現。

　　福特在他的自傳中，津津樂道于對付企業里的吏。“在雇傭人們工作的過程中，最令人頭痛的是，繁雜的組織及由此滋長的拖沓低效的辦事程序。那種號稱“組織天才”的人，才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的工廠和企業均無組織，也沒給任何職務附加特殊的職責，沒有權力的繼承和特權階層，沒有官銜和會議。我們只有精干的辦事人員，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繁文縟節。由于沒有頭銜及權力限制，任何一名員工可以找任何一個人。”

　　福特把企業的中間階層視為天敵，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標準化的流水線，就是他的親信班奈特領導的隊伍——由退伍軍人、出獄囚犯、打手們組成。他們的談判工具就是拳頭、棍棒和高壓水龍頭。當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他們愿意忍受這一切。

　　可是，“賈政難題”并沒有被消除，只是被延遲。由于對吏階層的過度擠壓，福特從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當道、吏員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進“藍血十杰”，改弦更張。沒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樂窩，重新遭遇“賈政難題”，讓后來的艾科卡等創新者受困不已。

　　當年通用電氣的杰克·韋爾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彈杰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義，大量消滅企業中的冗吏。可惜，大部分企業都只會用原子彈，不會用中子彈。一旦推行省吏主義，往往連吏帶企業一起炸垮了，省吏主義應該慎行。

　　第二藥方：重吏主義，化吏為官

　　如果吏實在難以省掉，不如試著使他們變成官，讓他們擺脫使壞的動機。吏為什么總是使壞？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官”，不是政權、企業的所有者。顧炎武也說過，“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既然官看不起他們，他們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為官，讓他們進入政權的統治階層，變成企業的所有者，分享企業大局所能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現代企業激勵機制的本質。互聯網公司的員工最充分地分享了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員工，GOOGLE

　　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在過年幾百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里，都實行合伙制。為什么？投資銀行業拼的就是人的關系、能力、信譽。再比如管理咨詢業，麥肯錫的馬文·鮑爾當年強行將自己的持股稀釋，擴大麥肯錫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圍，這是麥肯錫后來輝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創業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訓，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鄧九強、侯江斌、孫玉斌、邱連軍、楊文俊、孫先紅、盧俊、龐開泰、謝秋旭，他們都有股份。他們之所以肯放棄當時伊利的“高官厚祿”，來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關系、感情和“企業政治”這些軟因素，股權的“硬因素”功不可沒。

　　不過，激勵機制有個悖論。它的覆蓋范圍越廣，攤到每個人頭上的份額越少，激勵的效果就越弱。激勵機制的極致，就是當年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結果成了“大鍋飯、大家拿”。

　　賈政當年就曾經為這個問題苦惱，榮國府、寧國府中的吏，全都沾著兩府的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的待遇其實并不低。可是，這個看起來不錯的激勵機制，無法解決“賈政難題”。連王熙鳳、賈赦、賈璉、賈珍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著從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說賴大、司棋、柳家嫂子這些吏了。

　　第三藥方：吏吏相克

　　省吏主義的化吏為民，重吏主義的化吏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給吏換件外套，無法改變它的內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許是個辦法。

　　通用汽車的斯隆，面對“賈政難題”，祭出了“委員會”這把尚方寶劍。他的辦法是，在部門上面設置委員會，在委員會上再設置委員會……可是，今天委員會這個詞，已經快成為官僚主義的代名詞，于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組)，其實，不管戈恩承認與否，CFT和斯隆的委員會是一回事，都是為了解決“賈政難題”，逼著吏把信息、資源拿出來共享的權宜之計。

　　近幾年最耀眼的企業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拯救日產起死回生而揚名。他的拿手好戲就是CFT。所謂CFT(CrossFunctionTeam)，就是跨功能小組。戈恩回憶說：“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頭腦中醞釀了很久，我曾和無數人反復討論、協商過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實際操作性。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漸漸明白，單憑部門內部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部門與部門之間，職務與職務之間隱藏著一種未知的力量，它總是會使問題擱淺或隱藏起來。”

　　戈恩所說的“未知的力量”，其實是吏的利益、心態，就是“賈政難題”。不過，戈恩創建的CFT，從長期來看并不樂觀。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機構，也需要由無數的吏來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熱情、能力之下，它的許多問題被掩蓋、延遲了。但戈恩式的強人并不多見，可遇不可求，因此，CFT遲早也會淪為企業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時候沒準又要設置CFT的C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