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報記者 鄧心

　　“后現代思潮是對現代性的碎片式、霸道式和過分技術妄為的反思與矯正，強調整體性、差異性和原生性的思維方式，倡導生態經濟、有機農耕、自然養生、生態建筑、精神藝術、簡單生活等生存方式，這和支撐了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生存智慧是一致的。”

　　——世界著名后現代思想家約翰·柯布博士

　　編者按：從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以后，世界各國開始進入高度注意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環保時代”，而那個時候，中國遠談不上對環境保護的概念。當中國經濟進入發展快車道后，環境問題才越來越多地成為中國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作為中國第一位獲得有“諾貝爾環境獎”之稱的蘇菲環境大獎的民間環保人士，廖曉義于1996年創辦的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成為中國第一個致力于大眾環保宣傳教育的民間機構，其十幾年如一日地營造大眾環境文化，促進中國可持續發展……每走一步，她總是以其先知先覺的觀念推動著中國環保事業。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多年來一直向西方學習先進環保理念與經驗的社會活動家，在中國倡導“

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當她回望中國

傳統文化時，驚訝地發現，那些西方后現代思想無法解決的矛盾，在古老的東方智慧下早已得出答案。2007年初，一個創造性的理論——“生命環保理論”震驚了西方，其強調“身、心、境”整體思維和跨行業的共同行動，被譽為世界環保領域的一次革命，一次后現代轉折。

　　2007年10月6日，旨在獎勵世界范圍內為推動人類和自然共同福祉做出杰出貢獻的首屆“柯布共同福祉獎”在美國洛杉磯頒發。來自中國的廖曉義和張明亮以絕對優勢獲此殊榮，世界著名后現代思想家約翰·柯布博士( John B. Cobb， Jr.)在頒獎儀式上表達了他的愿景：希望中國借助自己得天獨厚的思想資源走出一條新路，即“后現代化”之路。他指出，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其根基的儒、道、釋所倡導的天地人和、陰陽互動的價值觀念，應成為未來后現代世界的支柱性的價值觀念。

　　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當中國的經濟逐漸強大之時，話語權的增強、注意力的增加都極大地提高了挖掘東方智慧的可能性，廖曉義們的出現，使得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智庫”。

　　走進地球村——這個廖曉義于12年前創辦的民間環保組織，工作人員不乘電梯、幾乎不使用電器。當他們將清洗干凈的印有“循環巨龍”標志的杯子遞到你手里……感官印象開始提醒你這里的不同之處。

　　“人類只有一個可生息的村莊——地球，保護環境是每個地球村民的責任。”這是地球村的口號，為了傳播這一口號，廖曉義奔波了十幾年，圈內的朋友都稱其為拯救地球的“狂人”。當這個被稱做地球“狂人”的女性出現在我面前時，她的消瘦、疲憊與陳列架里那些閃爍著光澤的國際大獎獎杯恰成對比。即便如此，這個剛剛獲得“柯布共同福祉獎”的、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環保人士，仍然興致勃勃地向《財經時報》講述“關于環境問題的東方智慧”。

　　《財經時報》：首先恭喜您得到“柯布共同福祉獎”，在此之前您也得過很多獎，包括被稱為“環保諾貝爾”的“蘇菲獎”，那么您的這次獲獎與以往有什么不同？

　　廖曉義：這個是一個學術性的獎，是對我這些年思想成果的認可。而以前的獎主要是對我社會活動能力的認可，對我來說獲得這樣的認可還是第一次。

　　其實我的背景是一個學者，但我是一個行動型的學者。人們看到的都是我行動的一面，其實我更希望自己是一個思考者。十幾年來我一直都在進行環保理論方面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一條路，解決我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過去我們只是就環境講環境，但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現在我們把身體環保和心靈環保的理念增加進來，提出“生命環保理論”，促進跨學科、跨行業的滲透和溝通。這個思考的成果恰恰和西方后現代的理論相融合。

　　《財經時報》：西方的環保事業做了那么多年，恰好暴露出“跨學科、跨行業”溝通方面的缺憾，但在剛剛富裕起來的中國，您的這套理論有市場嗎？

　　廖曉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們曾經擔心的，但從我們在國內做的一些嘗試性的推廣上來看，效果比我們想象中要好，目前我們還在進一步完善這套理論。以前一提起環保，人們總覺得那是那些“高尚”的人的事，跟我們普通人沒什么關系，而這套理論就是清楚地將環保和個人的健康問題結合起來了，所以也會有更多的人接受環保的理念、加入到環保的隊伍中來。

　　《財經時報》：環保的東方智慧究竟指的是什么？

　　廖曉義：簡而言之就是以增體能、蓄心能、節無能為主題的“生命環保計劃”，它包括人體生態修復工程、心靈污染防治工程和節能行為風尚工程等為一體的大環保、大養生的理念與行動。它與自然養生、鄉土文脈和生態智慧這中華三大寶藏內在相融，也與運動、文化、環保這奧運精神的三大支點緊密相連。

　　《財經時報》：這與您近幾年來反復提到的“現代文明對物能的消耗”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您開始的時候是以借鑒西方管理經驗為初衷的。

　　廖曉義：是的。我一直都在追尋西方的先進經驗，從我在中國科學院擔任科研工作的時候就一直希望學習到西方最先進的技術和經驗，來發展經濟。他們在環境執法、NGO組織對環境立法的推動、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和技術等很多領域都值得我們努力去學習。所以回國以后我創辦了當時國內第一個致力于大眾環保宣傳和教育的民間機構。但是隨著時間的積累，我逐步意識到西方的環保工作暴露出來的問題——他們不太關注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生態腳印過大，人均消耗的資源過多，這些都是造成環保壓力的根源，不解決根源的問題，環保就只是表面工作。

　　《財經時報》：什么叫生態腳印？在我國情況怎么樣？

　　廖曉義：“生態腳印”的概念和計算方法是由威克內格爾(Wackemagel)和瑞斯(Rees)于1996年提出的，其核心觀點是把人類對資源和環境的利用換算成對土地和水域面積的占用，反映資源消耗和廢物吸收所需要的生產性土地面積。也就是說，它測算的是一個人、城市、國家為維持生活實際占用的土地面積。

　　在我們國家，生態腳印的兩級化越來越嚴重，發達地區的人均消耗越來越多。但在西藏、貴州等一些地方，人們用傳統的生活方式保護著環境，應該說，我們的“中華水塔”正是由藏民們用最原始的方式保護下來的。

　　NGO的管理者《財經時報》：地球村在這十幾年里做了很多環保活動，在設計和組織這些活動時有什么樣的原則？

　　廖曉義：最主要的是經濟性原則，大家都知道NGO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經費來源主要靠國外的基金會支持。通常是做好項目策劃，然后向一些基金會等組織申請經費援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企業的零星捐助。所以我們做的“26度空調”、“無車日”等活動基本都不花什么錢，主要是提出一個好的理念。

　　《財經時報》：很多NGO組織都面臨資金和持續性的困難，地球村已經創辦12年了，您是如何保障這個機構有效運轉的？

　　廖曉義：首先是加強國際交流，國際社會非常重視中國的環保工作。北京地球村與十幾個國家的環境部有著溝通和交流，并且是聯合國環保署的中國民間聯絡站；另外一點就是工作用心，其實很多資源就擺在那，關鍵是你有沒有真正用心與別人合作；還有一點也特別重要，就是要加強與媒體的聯系。媒體對環保工作做出的支持是外界難以想象的。很多國際主流媒體多次對地球村進行報道，也引起一些世界首腦人物的關注，這些都對地球村的工作有很大幫助。

　　《財經時報》：在與政府的合作上，地球村也有獨到之處吧？

　　廖曉義：北京地球村從創立之初就很注重與政府部門的合作。我們與國家環保局有著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在推動循環經濟和可持續能源方面與國家發改委有關部門合作。地球村組織的“可持續能源記者論壇”有160多名主流媒體和資深記者參與，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領導支持和參與了每年的記者之星評比……正是通過這些活動，北京地球村建立起了循環經濟和綠色能源的國家乃至世界級專家網絡。

　　《財經時報》：正是以上這些貢獻，讓素有“諾貝爾環境獎”之稱的蘇菲環境大獎在2000年將這一年唯一的年度獎授予了您？

　　廖曉義：蘇菲基金會頒獎的理由寫得很清楚，主要是“不知疲倦地推動中國公眾參與環保運動，并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國公眾的環保意識，鼓勵他們改變生活方式；在動員中國大眾參與環保，及加強民間組織與政府和媒體之間關于環保的建設性對話與合作中所表現出的能力；通過北京地球村，使中國的民間組織、地方社區與國際社會加強聯系，從而促進了中國民間環保事業的發展；強調中國面臨的綜合環境挑戰，主張加強污染控制和資源管理，倡導綠色生活，并為之做了大量工作”。這也是中國的民間環保人士第一次獲得這一國際環境大獎。

　　《財經時報》：其實說到您的影響力，就不能不提到您的電視片，實際上地球村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影視片制作？

　　廖曉義：1995年5月，得知第四屆世婦會要在中國召開的消息，我帶著自己拍攝的電視片《地球的女兒》回國了。電視片在世婦會播出以后博得了與會者的一致好評，福特基金會為此給了我4萬美金的資助，中國農大國際農村環境中心無償提供了兩間辦公室。有了錢、有了房，地球村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問世了。

　　地球村從1996年4月22日起，開始在CCTV-7 獨立制作《環保時刻》，之后又在央視十套獨立制作《綠色空間》節目，并在一些地方電視臺不定期播出，以民間組織特有的眼光，介紹國際環保經驗，應該說電視是對公眾進行環保教育的最好平臺。

　　《財經時報》：記者和主持人的身份也幫助您更多地接觸和采訪了很多國際環保人士？

　　廖曉義：是的。拍攝《地球的女兒》時，在3個多月的時間里，我采訪了國外40多名熱心環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婦女，也有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署主任道德絲·微爾、第一次提出環保問題的美國生物學家卡遜、英國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

　　1998年7月，在桂林圓桌會議采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時的尖銳問題，讓克林頓印象頗深，會后克林頓為地球村題詞：To Global Village of Beijing：Thanks for your good work for our common home！(致北京地球村：感謝你們為我們共同的家園所做的出色工作！)

　　《財經時報》：除了環保之外，您最關注什么？

　　廖曉義：還是環保。對于我而言，環保是我生命的意義、快樂和寄托，它是我終生的夢想。

　　《財經時報》：您的下一個計劃是什么？

　　廖曉義：我正在進一步完善“生命環保”理論。下個月要去4所著名高校演講，逐步把這個理論在我的祖國推廣開。

　　廖曉義小傳

　　● 1986年，畢業于中山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

　　● 1993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系國際政治專業做訪問學者，并自費拍攝《地球的女兒》。

　　● 1995年，回國參加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 1996年，創辦非營利性的民間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

　　● 1999年，在北京延慶縣建立了面積為2800畝地球村自然保護區。

　　● 2000年，獲得蘇菲環境大獎。

　　● 2005年，獲CCTV經濟年度人物社會公益人物獎。

　　● 2006年，獲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獎。

　　● 2007年，獲“柯布共同福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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