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溫州人賺錢

　　由于總在尋求超額收益、更具全球視野、時機選擇能力更強,溫州人在人力資本投入上獲得了超額利潤。由此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之后,他們成立了一個個家庭作坊式的企業,升級為實業經營,并把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實業做到了極致。2001年起出現的炒房團、炒煤團,則標志著溫州人向產業投資領域的跨升。他們涉足的都是消費升級、資源及供給短缺等能夠帶來超額收益的領域,因此,跟著溫州人賺錢,應該是明智之舉。按筆者對溫州人創業以來的發展邏輯來演繹,資本市場應該會是他們遲早將進入的領域。

　　李

　　據說紐約世貿大廈遭恐怖襲擊倒塌后第二天,當人們還在為這座世界第二高樓的消失深深遺憾的時候,就有溫州人在廢墟前兜售世貿大廈倒塌前后的對比照片,5美元一張,賣得非常火。撇下道義問題不談,溫州人的經濟頭腦可見一斑,難怪他們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甚至是“經濟動物”。

　　尋求人力資本投資上的超額收益

　　溫州地處浙江南部沿海,山多田少,區位條件較差,自然資源也無明顯的優勢,于是溫州人很早就外出打工,通過人力資本的外移來獲取比在當地打工更高的回報(即所謂的超額收益),這與如今規模越來越龐大的民工潮在動因上并無區別。因此,溫州人最初的資本積累總體上是通過謀求人力資本投入上的超額利潤來實現的。

　　正如溫州人自己所說,當初溫州人外出打工就靠三把刀:菜刀(廚師)、剃刀(剃頭匠)和剪刀(裁縫)。雖然別的地方也有靠三把刀行走天下的傳說,而且比溫州人做得更專業、更出名,如揚州理發師和寧波裁縫都聞名全國,但最終富甲天下的卻是前者。究其原因,至少有三點值得思考。一是溫州人總在尋求超額收益,不大愿意停留在只剩下平均收益的行業,只要發現有新的行業可以獲得更高的超額收益,而進入壁壘又不高,率先進入新行業的往往是溫州人。二是溫州人比中國所有地方的人走得更遠,更具有全球視野。早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人就已經在新疆、西藏、甘肅等西部地區謀生。原因很簡單,在計劃經濟時代,那些地區都屬于八類地區(全國最高工資級別),沒有工資收入的溫州農民,當然要到那里尋求超額收益。溫州人并不滿足在國內打工,當發現國外人力資本的報酬遠高于國內的時候,便通過合規和不合規的途徑遠涉重洋去謀求超額收益,目前歐洲的華僑中溫州人肯定是最多的(附圖)。三是即便打工這樣一個最簡便的經濟行為,溫州人也比其他地方人的時機選擇能力更強。例如,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之前,溫州人已經遍跡全國了;在大城市人還沒有借出國學習為名去日本、澳大利亞打工的時候,溫州人已經向歐洲遷移了。正是處處領先一步,才保證了超額收益的穩定性,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

　　向實業經營與產業投資升級

　　部分溫州人通過打工獲得一定的資本原始積累之后,便升級為實業經營,成立了一個個家庭作坊式的企業。溫州人最初經營的行業也是與他們的打工領域相關的,如服裝加工、皮鞋、餐飲等。如今,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實業卻被溫州人做到了極致,如溫州的打火機生產商已經打垮日本同行,占據了全球市場的最大份額;全球每十雙皮鞋中就有一雙是溫州生產的;歐洲的中餐館90%是溫州人開的......據調查,2005年溫州人在國內投資、經商、辦實業的為175萬人, 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累計投資額高達1760億元,創辦工業企業1.88萬家,創辦商品交易市場240個。2003年,溫州舉行了“首屆世界溫州人大會”,展示了溫州人已經成為地球村的一員,溫州人在溫州以外地區所創造的生產總值,要大大超過溫州本土的GDP。

　　從2001年起,隨著中國經濟的再一次高漲,溫州人又從原先的經營實業跨升為產業投資,涉足消費升級、資源及供給短缺等能夠帶來超額收益的領域,如房地產、煤礦、水電、造船等。被國人稱為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的現象則標志著溫州人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社會的邊緣群體成為主流群體,從不起眼的打工者成為職業投資家。

　　投資致勝“三大法寶”

　　前面分析了溫州人能夠成功地通過打工來實現超額收益的三個主要因素,但這還不足以解釋他們為何又能在企業經營和投資上取得成功。筆者認為,溫州人的成功投資背后還具有三大致勝“法寶”,那就是關系網內部緊密協作、良好的商業信用和高效的融資手段。這三者之間彼此具有一定的邏輯關系,同時也是市場化大生產所必須具備的前提。中國與日本等發展成功國家相比恰恰是在這三點上處于劣勢,而這一劣勢卻被溫州人克服了。

　　溫州人的社會網絡主要由族親、朋友、鄉鄰三者編織而成,這為他們的流動和遷移、就業、融資及情感溝通等活動提供了支持。社會網絡大大有助于溫州人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了他們在異國他鄉所面臨的生存、生活和發展風險。有人曾經根據全國各省市合同履約率來衡量各地的商業信用度,統計顯示,浙江和上海是合同履約率最高的兩個地區,并由這兩個地區往北或往西,履約率水平梯次下降。溫州一帶的地下錢莊據稱比較發達,而且壞賬率之低與國有銀行不可同日而語。當地百姓多通過類似私募基金的形式投資于房產、煤礦等,這與中國絕大部分人群都把錢存在銀行或買國債真是天壤之別。我們習慣于把可能會給銀行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高達14萬億元的居民存款歸咎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和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其實從本質上看,還是缺乏投資文化和信用氛圍。

　　溫州人即便再有錢,其累加起來在中國也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是任何一類資本都難以達到的,原因在于他們要進則全進,要退則全退,完全是市場行為,所以也就有能力代表著市場熱錢的流向。當然,市場行為往往會和政府行為相沖突,如當地方政府希望當地房地產上漲的時候,把溫州人奉為上賓,如今需要調控了,就設置各種障礙,清理小煤窯是政府行為,

　　那么,下一步溫州人將投資什么行當呢?有人說是藝術品,也有人說是國有企業股權,不過,按筆者對溫州人創業以來的發展邏輯來演繹,發展空間越來越大、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資本市場應該會是他們遲早將進入的領域(從最初的出賣勞動力到企業經營再到實業投資,很少有溫州人去投資曾經讓全國投資人虧損累累的股市)。究竟對不對,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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