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標志著海外學習時代開始

　　周長輝

　　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新的視角。我提出用學習的視角來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即，把中國企業國際化看成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所謂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吸取外部知識、增加自身資源和提高組織能力的過程。對于走出去的和將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而言，這個學習過程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本土學習(Homebase Learning)，一部分是海外學習

(Overseas Learning)。本土學習是海外學習的基礎，而海外學習則是本土學習的延續和發展。

　　本土學習

　　中國企業的本土學習途徑有很多種，其中一個主要的途徑是在本土向外國跨國公司進行學習。從跨國公司那里學到新知識和新技能的渠道和方式有很多種，概括起來有：通過股權合資企業學習，非股權戰略聯盟學習，跨國公司知識的溢出效應和跨國公司帶來的競爭效應。它們各自的制度基礎和反映的知識轉移機制也不同。股權合資是基于組織制度，溢出效益和競爭效益是基于市場制度，而戰略聯盟(如長期供應合同)是基于半組織半市場的制度。

　　就知識轉移機制而言，我們可以借用熱力學的概念來理解。熱能的轉移一般有三種機制，分別是傳導，對流，和輻射。傳導是通過物理接觸實現的熱能轉移，比如兩個人握手，一個人手熱，一個人手冷，握在一起，后者就會被溫暖。對流是通過氣體或者液體的流動來實現熱的傳遞和交換，比如我們在夏天開冷氣就會感到涼爽，在冬天開暖風就會感到暖和。輻射是指熱能從熱源以電磁的形式直接發散出去，在陽光下我們感受到溫暖，就是輻射所致。如表1所顯示的那樣，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學習促進可以用傳導、對流和輻射做一個類比分析。

　　股權合資通過組織一體化來傳遞和交換知識，因而表現出很強的傳導特征。大量的研究表明，通過合資和合作經營，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從它們的合作伙伴——外國跨國公司——吸取寶貴的的知識、經驗和能力。

　　當然，這種學習機制的實際效果會因時間、地點、行業和企業自身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就行業而言，家電行業可能是最成功的典范，

　　非股權戰略聯盟與股權合資一樣，使中國企業嵌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價值鏈，從而成為中國企業向跨國公司學習的重要途徑之一。由于伙伴關系的結成，聯盟具有半組織化的特征，比如聯合研發小組會使雙方人員坐在一起解決問題，雙方的高管會經常會晤交流管理思路和經驗，這都會使知識流動具有一定的傳導性。但聯盟學習更多的還是通過經濟交易這種介質來推動和促進的。比如，格蘭仕為跨國公司做貼牌生產，借此獲得大規模制造技術和管理經驗，也逐漸提高了對

　　中國企業還得益于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活動的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溢出效益和競爭效益同時發生作用和影響，密不可分。知識溢出是通過信息和人員的流動以及通過知識“泄漏”和最佳實踐的擴散等方式實現的。人、信息和知識等成為對流的介質，這種對流與戰略聯盟伙伴的直接交換的關系相比，雖然顯得間接一些，但發生的時空范圍更大，影響更為深遠。

　　與溢出效應相比，競爭效應更容易讓人理解。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使市場競爭環境發生重大改變，比如資源分配和消費者偏好發生改變，最終再通過價格這個電磁波來作用于中國企業。這就是為什么我愿意用輻射來類比這種機制對中國企業學習的作用，盡管這個類比不夠準確，但是很生動形象。

　　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改變了一個商業生態系統，改變了場，或者用組織生態學理論術語，改變了組織域。這意味著選擇機制(Selection Scheme)發生變化，它會使這個生態系統中的個體企業做出戰略反應。學習適應就是一種戰略反應。這可能導致一個洗牌的過程。我們在很多行業(如日用化學品行業)看到了這個過程。中國企業所經歷的優勝劣汰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海外學習

　　如果說上述的本土學習是基于“引進來”的學習，那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則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基于“走出去”的海外學習。這跟中國的足球事業好有一比。我們可以看國外比賽的錄像，可以請來洋教練和洋隊員，這確實曾讓我們的球隊的實力獲得長進。然而，要真正打造一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球隊，我們必須得把球隊拉出去，不但要到國外去適應場地和當地氣候，更為重要的是要到國外去參賽。

　　誠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本土競爭已經是全球競爭的一部分，但是，“出去”和“不出去”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學習效果也是不一樣的。換一種類比說明這個道理也許更恰當。如果我們對外國文化感興趣的話，我們可以在國內讀書，聽課，看電影電視，找老外交流，也可能偶爾出國考察觀光一下，但這樣的效果遠沒有到那個國家的社區住上幾年(相當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為深刻。

　　從理論上說，企業之所以要走出去進行海外學習說到底是因為知識的空間地理分散性和界限性。英文的規范表述是：(1)Knowledge Is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2)Knowledge Is Spatially Bounded。這里，第二點尤為關鍵。這實際上回到了地理區位究竟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事實上，國際管理理論發展在過去幾十年所發生的一個重要的理念變化就反映在對地理區位優勢的認識上。傳統的智慧所認識到的區位優勢不外乎包括要素稟賦，設施便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這些方面的因素有助于已經擁有所有權優勢——獨占的關鍵知識——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順利而有效地攫取經濟地租。新的觀點則強調區位優勢中的技術知識因素，知識是有差異性，有價值的，但同時卻是地理空間約束的，所以你只有設身處地才可能接近它和獲得它。Dunning早期把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分為三類，即，資源獲取型，市場獲取型，和效率獲取型。1990年代后期，Dunning重新詮釋了區位優勢，提出了第四種對外投資類型，即戰略資產獲取型。知識就是重要的戰略資產。跨國公司尚且要為戰略資產所驅動，中國企業憑什么可以說不走出去？

　　那么，為什么知識具有地理空間的界限性呢？這與知識的自身屬性有關。新近興起的基于知識的觀點(Knowledge-based View)和有關研究讓我們現在對“知識”有了一定的“知識”，也讓我們在理論層次理解為什么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進行海外學習。

　　首先，知識的一大部分是隱性的，是不易編碼的，且是由人攜帶的。如果知識能夠完全被編碼，就可以顯性化，就可以通過報紙、廣播、互聯網等通訊媒介和移動存儲工具進行遠距離傳輸，那么知識從產生的瞬間起就具有了全球性(Global)。顯然，事實上絕非如此。這就是那么多IT業的跨國公司要聚集在美國硅谷，為什么生化醫藥公司要聚集到美國新澤西。知識是本地的，具體地說是具有本地嵌入性(Local Embeddedness)。華為到班家羅爾設立研發機構，班家羅爾則不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隱性知識的概念。有人也許會問，如果班家羅爾這個隱性知識都可以通過編碼進行顯性化，華為是否可以守在家里足不出戶通過拷貝或者購買和遠程傳輸的方式就能把學習這個任務畢其功于一役了呢？顯然不能。道理很簡單，如果華為不去班家羅爾，它就不會真正了解班家羅爾到底有什么，以及到底什么是華為可以有的！上升到理論層次，這實際上意味著，知識的本地嵌入性是因為對知識的知識是本地嵌入的。所以，海外學習的意義從根本上說是探索性的，即：去那兒，本地嵌入，了解那里(可能)有什么(可以學)。

　　第二，知識的產生常常是復雜的，它的背后是一個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系統。豐田首創JIT運營實踐，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日本國土面積狹小，庫存昂貴，推動了豐田進行管理創新，發明JIT化比較劣勢為競爭優勢。但是，為什么日本人可以把很多東西都做得那么小那么薄又那么精致？這恐怕不是幾句話就能說得清楚的。當知識的產生實際上是得益于一個系統內N多種元素的相互作用，那么，我們站在系統之外就很難獲得真實而全面的感受。這在理論上被稱為因果模糊性。我們的中關村總是試圖把硅谷說清楚。這可能完全是徒勞的。因為，說清楚了，那也許就不成其為硅谷了。同樣，如果能把班家羅爾說清楚了，華為就用不著大動干戈跑到那里去了。華為去班家羅爾，進入到那個系統中去，也許仍然是說不清楚，就像我們看過的好萊塢電影Matrix，但是進去了Matrix至少真實感受這個系統中N多元素的相互作用，這個感受過程就是一個學習過程。

　　第三，知識是路徑依賴的。通俗地講，所謂路徑依賴，就是你下一步能見識到哪個方向和見識到什么，取決于這一步你在哪兒、見識到了哪些方向和見識到了什么。宜家在開拓北美市場之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會有人嫌它的床短，柜子矮，抽屜小。同樣，直到我們的某老字號飯莊把分店開到了美國才知道必須針對洋人的習慣改變自己的菜品、流程和服務方式。比如說，洋人是分餐的，你就不能像在國內那樣大盤上；洋人基本上是A-A制的，你就不能像在國內那樣通常在快要結束就餐時把一個餐費帳單遞給其中一個像老板的人。走出去，可以改變認知空間，打破知識的路徑依賴。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會有它局限的認知空間和路徑依賴。但是，相比較而言，封閉已久的中國企業的路徑依賴更深，更特殊。某大鋼鐵公司到南美去開礦，不期遇到了工人鬧事，竟然會像在國內那樣去做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卻是真有其事。類似地，我們的很多企業多年養成了圍著政府轉，積習甚深，猛然到了一個“小”政府的國家去投資建廠，一時四顧茫然，有找不著北的感覺。

　　總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浪潮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中國企業海外學習時代的開始。這種海外學習是本土學習的一種結果，一種繼續，和一種更高層次的探索。

　　(作者系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