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中國企業如何能擺脫不信用怪圈

　　在本土做生意染“爛債病”的中國企業到國外就成誠信楷模、在國外“守規矩”的跨國企業到中國卻變得“不實在”，中國怎就成了滋生“爛債病”的臭泥塘？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李萌/北京報道

　　報道

　　“信用問題已經嚴重的影響了中國企業！”10月19日， 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全國整頓辦)副秘書長馬恩中的這一聲顯得振聾發聵，“很多企業因被他人拖欠和賴賬，正常運轉已難以為繼！”

　　馬恩中隨即透露的幾個數字更是觸目驚心：我國企業壞賬率是5%至10%，而美國企業壞賬率只有0.25%至0.5%。這也就是說，我國企業的壞賬率達到了美國的20倍。不僅如此，“美國企業的賬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我國平均卻有90多天”。

　　相形見絀，強烈的差距感撲面而來。改革開放26年來，中國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忽視了什么？

　　“馬后炮”制度 企業選擇“偷生”

　　目前，我國企業普遍面臨資金短缺問題，籌資成為企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財務渠道。而負債籌資是現代企業的主要籌資方式之一,也是企業普遍采用的籌資方式。

　　伴隨著改革開放后國企改革的深化進行，改革的重點逐漸放在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脫困上，如何獲得大筆資金成為改變國企命運的重要課題之一。于是很多大型國有銀行通過大量貸款對國企實行扶助，但在各種因素的制約下，這些貸款并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好用，很多資金剛一到位就立刻轉化成為了

　　“國有企業借國有銀行的錢‘萬年不賴，千年不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們是‘體制同體’，一家人，企業借貸的時候就沒打算還貸。”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秘書長席建國對《中國經濟周刊》如此闡釋。

　　“而且國企不像民營企業老板永遠都是企業的責任承擔人，行使權力和承擔責任都是階段性的，雖然我們有離任審計制度，但卻是‘馬后炮’，只追究你借了多少卻不管你還不還。”

　　而對于同樣需要謀求資金獲得發展的廣大中小企業來說，由金融機構提供的借貸服務要么辦理難度過大，要么獲得資金有限，而市場融資同樣是困難重重，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尚未成熟，令企業獲取資金途徑不多。例如企業債券市場可以說仍未存在。而中國股票市場雖已發展一段時間，但仍問題甚繁，近年又因股權分置問題而令股市不斷下跌，股市未能有效起到為企業籌集資金的功能。這種環境下，企業不得不另想辦法。于是，在“餓死”和“偷生”之間，很多企業選擇了后者。

　　“我國企業的信用意識比較淡薄，信用管理制度建設嚴重滯后，信用問題十分突出。”馬恩中介紹說，我國只有10%左右的企業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而這10%中有93%是三資企業。

　　社會上整體信用意識落后，給了很多想“撈了就算”的企業可乘之機，而監管制度的不完善和法律漏洞，讓更多的企業蠢蠢欲動。連鎖反應一旦開始就很難結束，高負債率和壞賬叢生，已經成為了國內企業的普遍情況。

　　企業國外“實在” 國內“爛債”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我國企業的信用銷售能力和西方國家相比存在較大的差異。美國90%的企業是采用信用賒銷的方式和手段；歐洲的信用銷售率也達到了80%以上，而我國的企業信用銷售率平均在50%以下。

　　“企業無信不立，”廣東新華海集團董事長、潮州市商會會長黃金榮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沒有信用，連生存都難以為繼，還談什么發展、做強？”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要求人們講究規則、履行承約、依法行事，其本質就是注重信用，可以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契約經濟，也是信用經濟。加快建立健全信用體系是我國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和現代市場流通體系正常運轉的根本保障。

　　在扼腕國內一片壞賬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只要是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從不會在支付問題上“出洋相”，顯示出在國內難得一見的“實在”。曾有外國商人如此描述中國企業：談判人員帶著幾個大箱子，只要一談妥，馬上打開箱子掏出大筆現金現場支付，不管交易涉及的是多大金額。中國企業在海外很少被債務官司糾纏，就足以說明問題。

　　反觀一些外企，盡管在其母國接受了多年“正規教育”，但一來到中國土地，很快也染上“惡疾”，從APEX賴賬4.7個億美元，到沃爾瑪由于欠款被告上法庭，凡此種種，令人不解的同時也不禁聯想：莫非中國真的是一片滋生“爛債病”的臭泥塘？

　　四年前的2001年，面對我國即將加入WTO，而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狀況，影響了外商投資的信心，不利于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以及擴大對外開放和創造安全的消費和投資環境的迫切事實，2001年4月2日至4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會議，成立了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

　　當前，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已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已被明確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牽頭單位；誠信已被列入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信用教育和培訓逐步展開，企業和公民信用意識得到提高；金融機構和企業信用管理開始得到重視。

　　但整頓辦的工作依然任重道遠。由于惡意違約、拖欠貨款、逃稅騙稅、走私騙匯……這些因為喪失誠信而導致的違法違規行為給中國經濟帶來每年數千億元的損失，同時帶來的非物質損失更是難以估量。

　　要道德的力量也要懲戒的“鞭子”

　　市場經濟秩序就是為保證社會經濟系統順暢運行，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共同約定，即一種上升為法律、法規的經濟制度安排。因而，市場經濟秩序如何，取決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決于諸如政府、企業、個體等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是否“有法不依”；取決于執法者是否“違法必究，執法必嚴”。

　　格林斯潘在總結美國經濟金融體系為什么能夠較好的抵御以“9.11”為代表的外部沖擊時，首先將其歸功于近年來美國金融市場中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這些活躍的金融創新，為市場主體抵御各種外部沖擊帶來的風險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

　　“由于金融體制存在漏洞，所以很多企業在擔保方面搞了很多鬼花樣，我將之稱為‘五鬼搬運法’，來回擔保，四處騙錢。”席建國向《中國經濟周刊》總結。

　　席建國認為，企業間相互賴賬，主要是因為借貸的擔保制度不完善，往往是“親弟兄”互相擔保，也叫循環擔保。一旦借款方還不起款的時候，擔保方也還不起，所以擔保幾乎沒有意義。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擔保機制是管用的，但在現有體制下就失靈了。

　　中國市場學會信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林鈞躍則認為，需要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失信懲罰機制，目前出現的問題是任何非市場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階段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即使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得比較完善了，失信現象也難以完全根治。

　　他認為，社會信用制度得以維系：一要依靠誠信文化教育的作用；二要依靠社會信用體系的規范。前者具備道德的力量，后者則擁有懲戒失信的“鞭子”，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失信懲罰機制。

　　近日，由全國整規辦會同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法制辦起草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總體方案》，現已形成征求意見稿上報國務院辦公廳，正在征求意見期間。據了解，全國整規辦在力促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總體方案》的同時，正抓緊出臺《行業協會開展行業信用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導行業協會、商會開展行業信用建設。

　　信用體系的建立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因此，如何健全法制、加強法治也就成為穩定市場秩序必須突破的“瓶頸”。

　　但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關于誠信問題的完整法律法規。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夏士林、厲志海、胡平西等300多位代表分別提出議案,建議加快誠信立法，可草案至今尚未出臺。同年11月，由中國人民銀行擬定的《征信管理條例草案》也已成型，但由于種種原因，到今年仍未面世。

　　“促進誠信這個事不能著急，”北京大學法學院甘培中教授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就象是一個大病初愈的人你讓他馬上去參加田徑比賽、踢足球，是不現實的，肯定還需要一個療程來觀察。”

　　對話

　　什么裹住了企業信用的腳步

　　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李萌

　　嘉賓：

　　席建國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秘書長

　　黃金松

　　廣東新華海集團董事長潮州市商會會長

　　甘培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企業法、公司法專家

　　舊體制催生“不信用”怪圈

　　主持人：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二十六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國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但國內企業在企業信用方面卻嚴重的落后于發達國家，這種資質的缺乏是由于什么因素造成的？這種現象又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

　　甘培中： 我認為這是發展的代價，當社會形式從非常態的模式過渡到常態后，社會規則的制定完善工作并沒有跟上，改革開放把人類天生的利益訴求調動起來，又沒有及時建立起市場規則，摸石頭過河，人人都想成為先富起來的第一批人。大家都奔錢去，社會上就會出現不講誠信。

　　對于企業來說，一方面我們不能阻止和仇視正常的投資，因為這對政府國家社會有好處，能夠增加就業、能夠提高生活水平，使經濟在微觀層面保持活力；但另一方面也會有人發現這年頭很守規矩掙不到錢，膽子大一點的、越過了法律的某種邊界，或者說越過了某些社會傳統意識的界限的人都先富起來的時候，他總結自己成敗得失，必然產生行為慣性，繼續越軌，別人也會感覺到這似乎意味著成功，從而模仿，逐漸互相影響。但正如自然界具有自凈能力一樣，我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企業的誠信度一定會逐步向好的方向發展。

　　黃金松：關于企業間欠款的問題確實很難講清楚，可能是質量問題、時間問題等等，都是多方面造成的，不能單純歸謬于信用問題。其實民營經濟在壞賬上做得“貢獻”蠻少的，大多是計劃經濟遺留下的國有企業有大筆壞賬，這也是觀念問題造成的，我敢說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營企業都是希望把企業弄好。當然現在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遇到的困難也不能視而不見，把這個問題處理好，也能夠緩解種種惡債造成的誠信危機。

　　席建國：中國目前迫切需要體制改革。由于長期的舊體制使人們形成了不良的觀念，導致體制和觀念相互加強的怪圈。形成了“借債還不還無所謂”，或者“借債不還你也沒轍”的思維，我把它叫做“耍光棍子”觀念，在這種思維下，呆壞賬和賴賬的心理和行為自然就產生了。

　　現在的中國社會，權力和財產扭結在一起。財產權力、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本應有獨立的社會規則，但在我們經濟機制下，卻不是這樣。有些主流經濟學家稱，現在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成了，事實上在各種權力扭結在一起的情況下，交易方式必然會變形，交易成本也會上升，而且對于單純的交易主體來說，各種危機防不勝防，于是“我不騙別人別人也會來騙我，別人傷害了我我就要去傷害更多的人”，這種惡性的循環就形成了。

　　黃金松先生說的也有道理，從金融和企業發展市場的過程中，當私有產權發展到比較清晰化的階段，相互之間如果不講誠信，那么聲譽必將受到損壞，客戶只要離開，你只有死路一條，但這是在正規的市場經濟中的結果。

　　廢紙成堆的環境也想亂扔紙屑

　　主持人：在國內普遍誠信缺失的大環境下，為什么國內企業一旦跨出國門就顯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為何在本國安分守己的海外企業與中國人打交道時卻失去了原則，出現很多債務糾紛？是因為中國的環境造成的么？

　　席建國：在對外貿易當中，因為國際的市場經濟規則都比較清晰和嚴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度都比較高，信用文化也比較堅實，所以對外貿易相對于國內貿易來講獲得利潤要順利得多，交易成本也相對要低，那么講信譽帶來的回報就會相當大，或者說講信譽本身就可以獲得利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成功度和擴大交易范圍。在國內這樣做就不知會被誰騙到，有了幾率的統計后企業自然就知道該怎么做了。

　　從跨國公司來看相當多的公司都是做得不錯的，大公司居多，但我們看到當一些大公司進入中國以后，反而被本土化，不講誠信。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懲罰幾乎沒有，有些地方為了吸引外資，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外企看到，沒有比較強硬的規定來約束它，它們因為欠款被勒令破產或驅逐的可能性很小，故而迅速退化。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他們好不容易招來了一家外資企業，欠一點錢，算了吧，過些日子再說吧，所以這個現象也是跟政績觀緊密相連的。

　　甘培中：首先應該看到我們走出去的企業都是一些資質和素質比較高的企業，其次你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做生意欠債不還就是破產一條路，對國內的關聯資產來說影響會很惡劣，所以該付的就得付。另一方面，就像你看見一片光亮清潔的大理石地面無法產生亂扔紙屑的欲望；而當你發現身陷廢紙堆的時候，你亂扔一點紙還會有什么不好的感覺呢？所以說，環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也要建誠信“環保”工程

　　主持人：在現階段，實現企業誠信大環境的培育和維護顯得尤為重要，那么這個環境治理保護工作該由誰來負責？是靠政府、法律，還是依靠行會和商會，或者是民間公益組織？這個工作又該如何進行呢？

　　黃金松：我們民營企業行商講誠信為本，希望國家能夠加大力度扶持，得到支持我們將會在誠信之路上越走越寬。對于有發展前途的企業，銀行應當加大投入資金扶持，這樣實現雙贏，又怎么會有壞賬出現？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也應該主動抓起這項事業，政策上扶持，獎優罰劣，在規范管理上做好工作。

　　席建國：主要還是要通過民間組織，比如商會、協會、研究會等等一些中介組織，來營造誠信文化。對于違規的企業，政府應該樹立法律的權威，用法律來對這些不誠信的做法進行約束。但是只有法律是不夠的，因為法律是事后的、消極的，通過民間組織的約束、活動，造成了民間輿論的環境，大家形成了觀念意識和文化，自覺抵觸不講誠信的企業，這要比罰款厲害得多。就像大家交朋友，如果一個人老是說了不算，還會有人搭理他嗎，那他不就完了嗎？中國的

　　甘培中： 最極端的現象我們需要通過刑罰來處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就需要民眾有自覺的維護誠信的意識。提高全民文化素質很重要，日本花了150年的時間提高民眾素質，所以日本的社會，這些問題就沒有那么嚴重。說到立法，單純立有關誠信的法律應該是有困難的，該規定什么樣的單位作為主體進行管理很難，規定管什么、是獎是罰也很難。社會應該通過正面表揚促進的方式進行引導，或者通過對企業的評估及征信工作。當然評估機構不應該是政府，而最好由是民間組織和公益機構來主持，政府給予支持鼓勵；要倡導企業家誠實的賺錢，所謂君子取財有道，合理的謀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還要維護社會利益和交易對象的利益以及債權人利益以及消費者的利益，當然這可能屬于一個非常高的境界，這個境界黨中央就總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