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談談經濟倫理

　　本報記者 王晶 北京報道

　　“召回”事件持續不斷。日前，索尼首先公開聲明其數碼相機及攝像機CCD顯示屏存在缺陷，在索尼帶動下，眾多數碼相機及攝像機廠商“及時”更正錯誤并公開道歉，使此次事件有了個比較圓滿的結局。

　　表面看來，這是一次關于產品質量問題的危機公關，但實際意義并不如此——在消費者為主導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企業深刻意識到，企業必須遵循經濟倫理，否則，當某種經營行為違背了經濟倫理的標準，社會上不僅產生憤慨、震驚等公眾情緒的巨大波動，更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商業利益。

　　今年上半年發生的

　　與企業的利潤目標并不對立

　　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找到賺錢的機會？這被多數企業領導者認為是其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于是，他們無不關心管理方法、營銷方法、企業的戰略和策劃、企業決策中的判斷力等，至于經濟倫理學，對他們來說可有可無，甚至有人認為，經濟倫理學和企業的利潤目標對立。

　　二者果真完全對立嗎？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美國著名的生產牛仔褲的Levis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在上世紀90年代，Levis將工廠從加利福尼亞轉移到了墨西哥，出于對海外勞工生活狀況的關注，一貫喜愛Levis的美國學生發起抵制Levis運動，為了維護自身的商業利益，Levis不久便建立起社會責任審核體系，開始審核供應商。

　　和Levis一樣，美國著名的耐克公司也一直深受“血汗工廠”指責的困擾，就在今年上半年，耐克發表了四年來首份《社會責任報告》，公布了曾被公司視為商業機密的700個供貨商的具體情況。在這份長達108頁的報告中，耐克公司承認，與其簽有合同的供貨商中的確存在著盤剝工人、強制工人超負荷勞動的情況，并表示將會建立一個特別小組，保證雇員們的收入、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符合要求。

　　Levis和耐克的案例說明經濟倫理學和企業的利潤目標不僅不對立，相反卻是若想賺錢，就必須講經濟倫理學。

　　不僅如此，更有調查在證明，越來越多的品牌消費者關心品牌的真實價值不僅包括企業盈利和虧損，更包括企業的責任——產品產自哪里、如何生產，品牌消費者是否能夠引以為豪。因此，要保持利潤源源不斷，企業必須成為消費者心中的完美品牌，即遵循最基本的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是企業家對人類社會進步的終極追求，這種追求不僅有利于企業生存環境的優化，更有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甚至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以上這些倫理修煉，都是企業家和我們每個人成為終極贏家的制勝法寶。” 瑞士知名學者、經濟倫理學著名作家、目前擔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簡稱CIBE)副主任、秘書長的羅世范(Stephan Rothlin)博士這樣說。

　　是時候談談經濟倫理學了

　　經濟倫理學跨專業、跨領域，它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管理學、金融學、生態學、領導學等多種學科的交叉。經濟倫理學在中國尚屬于一門剛剛起步的學科，但是建設這一學科在此時顯得十分必要。

　　羅世范強調說：“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的經濟動能中心，目前更大的挑戰是中國能否同樣成為經濟倫理問題的主要驅動力量。如何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將成為中國面臨的新挑戰。我們不能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就忽視可持續發展，我們應當重視經濟倫理在商業活動中的指導地位。”

　　他指出，中國從貧窮中走來，一些人愿意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利潤，他們不希望倫理因素阻礙其前進的步伐。“致富光榮”這句話經常被錯誤地理解為對倫理因素無情的拋棄。

　　如今，中國礦工們的悲劇仍然在上演，盡管政府下定決心進行監管，但是假關閉、假停產現象卻禁而不絕。小煤窯礦難頻發里面牽扯出的問題不僅僅是私營礦主違背社會道德，更多的體現出腐敗問題，官商勾結導致目前小煤窯逐漸成為私營礦主、部分政府官員和地方財政的“黑色金庫”，鑒于利益的一致，一些政府的監管單位對礦主壓縮安全投入的狀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當然，經濟倫理學包括遠遠不止產片安全、員工權益、腐敗這樣的幾個方面，它還包括誠信經營、知識產權、社會歧視、環境保護等諸多方面。

　　羅世范倡導發起了CIBE，旨在通過研討會和培訓項目的形式，鼓勵企業家和學者之間的對話，以推動企業商業戰略和倫理的整合。“這個機構，是希望拉近經濟倫理和企業經理人之間的距離，喚起公司對經濟倫理的認知，為中國創建一個商業倫理新標準，使中國企業加入到商業倫理和可持續商業發展的全球進程之中。”羅世范說。

　　CIBE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法國際管理學院院長劉寶成教授則認為：“我們堅信，經濟倫理可以為那些認真對待它的公司、個人帶來顯著的相對競爭優勢，而我們正是來幫助他們達到這一目的的。經濟倫理不應只是個學者話題，而是一個企業實踐。”

　　中國人民大學楊恒達教授說：“人們在面對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選擇時，往往會被迫切的眼前利益遮擋了視線。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與現在多元共生的時代不相適宜，經濟倫理學能夠幫助人們將對眼前利益的考慮與長遠利益的考慮結合起來。”

　　國際準則：經濟倫理行為的全球運動

　　為了更好地促使經濟倫理學學界與商界的溝通，CIBE日前舉辦了一場名為“國際經濟倫理和東方智慧”的研討會，在該會上，前國際貨幣基金執行董事和董事會主席麥克·卡德森(Michel Camdessus)發出了這樣的呼吁，他說：“可持續發展是全球關注的問題，今天世界各國都應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一‘共享理論’呼喚中國商業應用和發展商業倫理，因為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新的世界經濟要實現靈活性和創新，關鍵是組織中的權力分散和下放。決定應該在盡可能低的層次做出，要實現這一點，沒有很強的公司倫理價值是不可能的。”

　　美國圣卡拉(Santa Clara)大學克里克·漢森(Kirk O. Hanson)教授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倫理討論主要集中在人權、腐敗和政治穩定性、公司的倫理行為、腐敗和經濟發展、國際法律的發展等問題中，而有關“責任”應成為權利的補充的爭論也在近年持續升溫。

　　但是由于國與國之間宗教、哲學、價值觀背景，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倫理標準只能依靠一些全球性組織制定的國際準則運用于全球，例如《聯合國全球公約》、《海洋法》、《蘇利文原則》等。

　　“雖然國際準則可以由公司和集團專門組成的聯盟來制定，根據經驗積累進行靈活性的修改，但是準則采取自愿原則，只有道德權威而無法律權威性，會成為非代表性團體的產品，甚至使公司陷入一種難以擺脫的關系之中。” 克里克·漢森教授說。

　　他認為，由于以上原因，在倫理準則沒有成為相應法典之前，公司必須建立健全的公司行為準則，特別是對于現今諸多國際化的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現在都在走向海外市場，為了更加順利國際化，它們必須根據自身所屬行業選擇行業準則，并且企業內部管理要符合國際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