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遭受的指責與刁難不同，豐田章男何以若無其事地離開中國？

　　文  本刊記者 呂斌

　　恐怕汽車業的全球霸主豐田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有今天——2010年3月1日，剛剛參加完美國國會聽證會的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乘機直飛北京，召開中國媒體說明會，再次就近期沸沸揚揚的豐田召回事件做出說明。

　　說明會上，豐田章男闡述了豐田公司對此次事件的立場，表示十分重視中國市場，并率豐田眾高管就召回事件向中國消費者道歉。

　　然而，豐田章男的說明及道歉并未完全消除中國國內對于豐田的質疑和指責。一些中國消費者認為，豐田在美國共召回16款600多萬輛汽車，而在中國僅召回1款75000輛；對于美國消費者，豐田公司除召回外，還給予一定補償，但針對中國消費者則無任何補償；同時，與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如同被告一般的作證相比，北京的說明會顯得傲慢了許多。

　　豐田章男北京之行

　　“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當這個由豐田汽車喊出的響亮口號進入中國時，他們早已對中國市場這塊讓他們“垂涎欲滴的蛋糕”進行了全面的部署。初期的大規模投資，使得現在的豐田擁有了“天津一汽豐田”和“廣州豐田”兩家合資公司，合計投資額達到60億元。資料顯示，2009年豐田汽車在中國市場銷量總計70.9萬輛，與2008年相比上漲了21%。中國市場已成為豐田在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

　　正因為此，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才選擇把中國作為其就召回事件進行說明的第二個目的地。

　　“中國市場這塊甜美蛋糕所具有的商業價值對任何一個企業都極具誘惑力，豐田章男的北京之行，與其說是對中國市場的重視，不如說是對中國市場的商業價值的重視。”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中國律師精英網首席律師、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汽車領域專業律師尹富強表示。

　　召回事件發生后，豐田章男從美國直飛北京，是不想失去這塊“香甜可口”的中國蛋糕。豐田前期的投入和其對中國市場的野心，都使得他不想、也不能失去中國市場。

　　全國汽車服務高科技產業化委員會(下稱“全國汽服委”)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陳東升也認為，豐田章男專程赴北京道歉確實顯示出豐田公司對中國市場的重視。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任何企業生產的任何一種產品出現問題以后，承擔相應的責任都是必須的，豐田章男的北京之行也是正常的事情。”陳東升對《法人》記者表示。

　　毫無疑問，此次召回事件將給豐田汽車帶來前所未有的負面影響。首當其沖的是豐田品牌，這家一向以“精益生產”和注重質量聞名于世的汽車公司，卻接連被曝出油門踏板、剎車、駕駛室腳墊等多種部件存在缺陷，這讓很多消費者十分詫異。

　　“此次事件之后，消費者將對于豐田的產品能不能有很好的保障、會不會出現安全問題表示質疑。甚至從整車的研發、設計能力都會產生一系列的懷疑，從而影響消費者的消費選擇。”陳東升告訴《法人》記者。

　　豐田召回的“中美差異”

　　盡管有人對于豐田章男專程前來北京道歉表示贊許，但也有人質疑其態度并不誠懇。在美國，豐田章男是如同被告一般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出庭作證，面對多位美國議員的尖銳指責，其幾度潸然淚下。

　　而在中國，在定性為“說明會”的那場簡短儀式上，豐田公司限制了大批媒體的入場，并引發了車主場外維權抗議事件。在之后面對央視記者提出的諸如“中美是否有差異”等相對敏感的問題時，豐田章男也并未正面回答。

　　2010年3月14日，浙江省工商局、浙江消保委聯合發布《豐田召回事件浙江消費維權措施通報》，要求豐田汽車的銷售公司必須明確召回時間表，并賠償消費者損失。

　　該《通報》表示，自1月份豐田“召回門”爆發至今，豐田在美國共召回600多萬輛汽車，在歐洲召回270萬輛，卻只在中國召回7.5萬輛。同時，豐田從北美召回16種車型，在中國只召回RAV4一款。而在其他國家被召回的卡羅拉、凱美瑞、漢蘭達、雅力士等車型在中國均有銷售，且凱美瑞“剎車門”、漢蘭達“爬坡門”都在中國發生過。

　　在通報會上，浙江省工商部門負責人直指豐田汽車對中國消費者“嚴重歧視、差別待遇”。并指出不僅在召回數量、車型方面“中美有別”，在召回的賠償問題上也大相徑庭：在美國，豐田提供“上門召回”服務，并對駕車返廠召回的消費者補貼交通費用，汽車修理期間提供同型號車輛使用；而在中國，車主只能自駕至4S店完成維修，且沒有任何費用方面的補償。

　　“在不同國家，對因質量問題而給消費者造成的損失應該承擔同樣的責任，應該是一視同仁的。”全國汽服委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陳東升對《法人》記者表示，中美兩國市場不同的召回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兩國不同的法律環境造成的，但是豐田公司對中國消費者的做法顯然是不負責任的。

　　對于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其他幾款在國內銷售的召回車型，陳東升表示有可能是由于進貨渠道的差別導致豐田公司在統計上出現失誤，其他幾款汽車可能是國內經銷商從第三方國家或其他經銷商處購進的車型，所以在豐田公司的銷售趨向里可能沒有顯示。

　　“這些小批量進口的車型在中國數量不是很大，可能會在某一個地區反映的比較突出，不具有普遍性。但只要國內市場有銷售，就應該在召回之列。”陳東升表示。

　　美國為何強硬

　　“中美兩國在豐田召回事件的不同境遇，國內維權意識薄弱是原因之所在。”中國律師精英網首席律師、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汽車領域專業律師尹富強對《法人》表示，相比美國消費者，國人的維權意識，上至政府官員、下至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淡漠。

　　尹富強律師表示，我國于2004年10月1日才開始施行《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這是首部關于汽車召回及處罰的規定，明確限定幾種情況的車輛需按規定召回，并由監管部門處以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在面對只有幾萬元人民幣的罰款與召回車輛動輒上千萬的費用相比，任何企業都會選擇前者，豐田汽車也不會例外。”尹富強律師表示。此外，現行汽車召回規定中只有數額極小的罰款，并沒有關于賠償問題的具體規定，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賠償費用很難得到支持。

　　尹富強律師認為，法律規定的懲罰力度不夠、缺乏威懾力還只是因素之一。政府監管力度不夠、公眾權益意識不夠也是重要原因，在很多情況下，相關職能部門還沒有樹立真正的“以人為本”的意識，而僅僅局限于“以經濟為中心”的商業意識之中。

　　實際上，在“豐田召回事件”發生后，中國監管部門從中央到地方都對召回事件發出了聲音：除浙江省工商局、浙江消保委的《通報》之外，國家質檢總局也于2010年2月26日針對豐田車型發布了《風險警示通告》。

　　盡管如此，這些非強制性的《通告》、《警示》并不能對豐田等“問題車企”起到多大的威懾力，其作用也不免大打折扣。

　　而與此相反，美國則是由政府出面——美國眾議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等機構召開針對豐田汽車“召回門”事件的聽證會，讓豐田章男有口難辯。同時，這樣的聽證會也為今后美國聯邦政府及民眾起訴豐田汽車制造了有力的證據。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去年發布的《侵權責任法》也明確規定了“懲罰性賠償”的相關條款，這或許是今后我國消費糾紛方面的一個可喜改善。但《侵權責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才正式施行，也就是說目前階段該法律還不適用。

　　“作為企業來講，都是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但是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要在對產品負責的基礎上。”全國汽服委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陳東升告訴《法人》記者，一味的追求成本降低，而不能保證產品的品質、不能保證技術實力和研發實力的提升，對于一個百年企業來講，影響是非常大的，豐田應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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