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久霖：當年我只是替人說話
陳久霖：當年我只是替人說話
本刊記者 李玉申
在與陳久霖吃飯的一個多小時時間，《鄂商》記者通過各種方式，讓陳久霖本人對如下問題做了當面回應，特整理成對話，以饗讀者。
談3年獄中生活：“朋友中沒人受過我這樣的苦”
《鄂商》：在獄中3年，描述一下你的生活環境是怎樣的？
陳久霖：在新加坡，監獄對犯人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不僅工作(勞動)要聽話，日常的生活條件也很艱苦。你可能不能想象，在新加坡那樣一個高度文明發達的國家，監獄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鋪條草席，而且沒有枕頭。昨天晚上出獄后回到上海，我在酒店竟然睡不著，(為什么？)因為不習慣有枕頭的睡眠。(苦笑)如果不聽話或者有任何違抗，就要被關在一間只有一個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過”，如果被關進去幾天，任何人都會心理崩潰。
在那里，每周有三次看電視的機會，但不是新聞節目，而是20多年前的錄像片，比如《黃飛鴻》、《甲午戰爭》這樣的片子，不過有電視看已經很不錯了，每次放映都人滿為患。
我最初去服刑的時候，最開始是偶爾給我看一個月前的報紙，后來慢慢提前到半個月、一周甚至是前三天的報紙。但是很多時候報紙的內容都是不全的，重要的敏感的新聞版面，事先都被抽掉了。
《鄂商》：作為“名人”，你在監獄里是否受到優待？
陳久霖：我在監獄里屬于“藍領囚犯”，衣服上的小牌子標注的是“知名人士”，但似乎監獄對我的管理更加嚴格。我妻子和朋友寫給我的信，一般要45天才能到達我的手上，之前要經過獄警、副監獄長、監獄長的層層檢查，昨天我出獄的時候，還有至少5封信沒有收到。我的室友們和我開玩笑說，陳久霖在監獄都有專門的PS(私人秘書personal secretary的英文縮寫)，哪里是真正的PS啊，我的PS是personal superviser(私人監察)。
《鄂商》：你昨天出獄時，新加坡媒體報道說，服刑期間你的體重“由86公斤驟降到68公斤”，這個數字準確嗎？
陳久霖：這個68公斤的體重是出獄的時候體檢時的結果，當時媒體報道后還有個小插曲：獄方看到這個報道很重視，畢竟我還是有一點影響力，后來還專門又重新測了一次體重。(體重下降這么多)主要是吃的伙食太差了。可以說，我的朋友中還沒人受過這樣的苦。
談當年中航油事件：“當年我只是替人說話”
《鄂商》：在獄中，你是否想過改變自己的命運？
陳久霖：新加坡的法律很是嚴格，減刑的機會并不大，往往只有加刑。我當年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包括假期在內，所以真正在監獄服刑的時間只有1035天。
在獄中，我曾給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寫信，但沒收到回信。我還給副總理黃根成寫信，提出改進新加坡司法、監獄制度的六條建議，其中就有建議政府充實司法機關調查實力。在美國體制法律中，事先證明你有罪然后再抓你，但在新加坡，懷疑你有罪就抓你。2004年12月8號，我在新加坡一下飛機就被銬上了，我和在場的警察抗議：我只是來協助調查，澄清事實，憑什么要抓我？我提出給他們上司請示，他竟然回應我說，我們上司在睡覺！新加坡方面為此事調查了一年零三個月，最后法庭上的很多數據仍然不清楚。
信中我還建議加強新加坡的法官制度建設。在新加坡判案很多時候都是法官一人說了算，2006年3月21日上午判我的罪，考慮到我還有些事情沒有處理，法庭本來允許我4月11日再去服刑，但下午就改了，當天就改了！另外，我還建議新加坡檢討上訴制度。在新加坡，犯人上訴是很危險的，弄不好就要加刑，甚至是成倍地加，這樣一來誰還敢上訴？
《鄂商》：你對當年的判罰怎么看？
陳久霖：我的刑期中，有4年是因為賣股票(欺騙德意志銀行)，這源于當時德意志銀行高管問我的三個問題：中航油是否賣出的是國有股？之前中航油的股票交易是否存在問題？中航油近期是否存在經營異常？對三個問題，我的回答依次是Yes、No、No，這一回答最終導致了該銀行對中航油的系列決策。但最終我既非買方也不是賣方，我只是替別人(中航油集團)說話，最后賣股票協議的第11條也已經寫得很清楚，我應承擔的責任已經被合同完全取代了。
當時，我的代理律師準備了幾十頁的材料，證明陳久霖無罪，但在法庭上根本沒用。如果提請上訴，很可能還會加刑，而且這個加刑沒有上限！
談家庭和下一步打算：“先把身體調養好再說”
《鄂商》：這3年時間，家人常來探望嗎？
陳久霖：妻子從國內飛到新加坡來看我，可以說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但就是為了每次20分鐘的見面，而且不能有身體接觸，只能隔著玻璃用電話聊天。
在這3年，她帶著孩子受了很多委屈。中間有兩次，她因為心情不好對新加坡的工作人員發牢騷，兩次簽證遭到拒簽。兒子今年15歲，長得都和我一般高了，我在監獄這3年，對他影響也很大。
《鄂商》：不過現在總算是一家團圓，下一步有什么工作安排？
陳久霖：這次出來，我很多朋友都沒有通知，我現在最想的就是休息。先回老家過年好好休息，這段時間把身體調養好。其他的暫時什么都不想，也暫時不做打算。
新聞背景
“打工皇帝”人生過山車
陳久霖1961年出生在湖北浠水，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學越南語，畢業后就職航空公司。后來又獲得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學歷。
1997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陳久霖帶了21.9萬美元赴新加坡出任中國航油總裁。2003年，中國航油的凈資產已超過1億美元，總資產將近30億元。2002年，在新加坡掛牌的中資企業當中，陳久霖以490萬新元(約合人民幣1600萬元)的薪酬高居榜首，當時被新加坡人譽為“打工皇帝”。
當公司逐漸做大，進入期貨市場后。陳的自信逐漸上升為自負，甚至自狂。在他眼里，只要信念不變，用功做事，任何事物都是能戰勝的，包括期貨市場。
2004年11月30日，陳久霖任職CEO的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消息：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國航油公司因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損失約5.5億美元，而向當地法院申請召開債權人大會，以重組債務，總裁陳久霖的職位也被暫停。凈資產不過1.45億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嚴重資不抵債，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從1997年到2004年，在短暫的輝煌之后，陳久霖試圖打造中國航油帝國的夢想瞬間灰飛煙滅。
2006年3月21日，陳久霖被新加坡初級法院以欺騙德意志銀行罪名判刑四年，同時還因沒有及時向新交所披露信息判刑三個月，因局內人交易被判刑四個月，與前兩項罪名同期執行。由于發布錯誤和誤導的聲明被罰款33.5萬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相當于4.9元人民幣)。
陳久霖由此成為第一個因觸犯國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國在國外掛牌上市公司總裁。同時在新加坡，陳久霖也成為第一個因內部交易而入獄的人。
2009年1月20日，陳久霖結束了新加坡的1035天監獄生活，登上了歸鄉的飛機。
2009年2月1日上午，農歷大年初七，《鄂商》記者再次致電陳久霖的助手王漢森，遠在新加坡的王在電話中告訴記者：陳久霖春節在湖北老家過完年后，便已帶著家人回到北京，“他現在的工作就是休息，不希望任何人打擾。”后據媒體報道，陳久霖來到北京后，曾表示要“找有關領導談話”。提及自己未來的打算，他提到了三種可能性：一是組織安排；二是受聘于人；三是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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