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挺感謝鄧小平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今天；是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一生。

　　文/本刊記者 劉雅婷 亞 夫 圖/張玉雷

　　王錦榮始終不愿接受采訪；而科技局的劉局長則反復推薦，要我們務必與他聊一聊。劉說：“這個老板可是個有故事的人呵。他的經歷，簡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一個縮影。”

　　因此，我們對王錦榮也充滿了好奇。幾經周折，我們終于在廣州番禺電纜廠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辦公室，見到了這位有故事的老板。

　　出乎意料，王錦榮遠比我們想象的健談。盡管他的粵式普通話中經常夾雜些難懂的字眼，但他的“故事”還是深深地感動了我們。

　　這位董事長的故事，從他的出生地開始講起——

　　生存：一萬元外債把他逼到絕境

　　那個時候除了外債我幾乎什么都沒有，我知道非要出來做生意不可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來拼搏，否則這樣下去就死定了。

　　我是廣東番禺石碁海傍村人，今年48歲，1960年出生。父母都是種田的農民。家里八個姊妹，我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面三個妹妹，兩個弟弟。小時候的記憶，就是一個字——窮。說來你們很難想像，從六七歲開始，我就基本沒在家里住過；因為家里只有三張床，八個姊妹，加上父母親，沒有我睡覺的地方。初中高中，就是在同學家里住。那時候吃飯也是問題，一天有飯吃，一天沒飯吃。我小時候常常想，為什么家里這么窮呵。很羨慕那些家里條件好的孩子。

　　我1978年高中畢業。那個年代正是改革開放剛開始，農村把茅草房蓋成村屋(磚瓦房)的時候。以前村子里全部是茅草房。我到工程隊做建筑工人，一天1元錢，從1978年一直做到1982年，工資從每天1元到每天1.5元。

　　那個時候我根本沒什么追求。賺點錢，蓋個房子，結個婚，生個孩子，就是我當時最大的愿望。

　　我結婚比較早。那個時候家里窮，但我在農村算是挺聰明的，長相也還不錯，許多女孩子看重我，但是家里面窮，他們的父母都反對的。我和我老婆認識到結婚不到三個月。她也沒念過什么書。結婚的時候住在茅草房，她肯嫁給我，很不容易。

　　按當地的風俗，結婚一定得生個男孩子，否則親戚朋友看不起你，家里人也會看不起你。我1982年初結婚，年底老婆就生了個女孩。那時候父母就真的不理我，要我分開過。當時，蓋一處房子得5000塊錢，我沒錢蓋。我當時在工程隊已經算個帶班的了，蓋四五層高的樓，都是我畫圖，設計，帶著十幾個建筑工人，每天可以多賺1塊錢，但也沒錢蓋房呀。有個師傅借我兩千塊，先給蓋了一層房子的框架，沒錢買窗戶和門，下雨的時候都有水灌進來，很狼狽。

　　與父母分開的時候，家里只是給了8個碗。蓋房子欠了債，靠老婆在農村種兩三畝的水稻，根本養活不了家。那個時候除了外債我幾乎什么都沒有，我知道非要出來做生意不可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來拼搏，否則這樣下去就死定了。

　　我從1983年開始就出來做生意了。有個農村信用社的主任，跟我有一點的親戚關系，從他那兒搞了1萬塊給我，我去韶關買煤，賣給村里附近的磚窯。第一單生意很成功，大概賺了800塊，當時很高興。然后再去做，這就到了1984年，這是我最慘的一年。運煤的船遇上大風，翻到河里面了。信用社借出來的錢全部賠掉了。

　　要命的是連累了那個信用社的主任。當時的那筆借款，多少有一點違規，問題暴露后他緊張的不得了。他已經50多歲，快退休了，如果我不把錢還上，他有可能會被判刑的。這個時候他天天來求我，他們一家人都來找我哭啊。我怎么辦呢，我當時什么錢都沒有。我就到處求人，以前做建筑工人時候的一幫朋友給我籌了5000塊，我實在是籌不到錢了，就跟信用社主任說，請你信我，剩下的窟窿你先補上，我保證用三年時間還你，利息按三倍還。就是這樣把問題解決了：我欠他5000塊，欠朋友5000塊。

　　以后我就自己一個人出來了。1984年年底，我去給人家看船，就是跑船運。后來我給船主建議，農村有很多人要水泥、鋼材、化肥之類的東西，不能只賺運費那一點小錢；我來幫搞搞業務，一條船上四個人，本錢由他出，貨物我幫他賣，然后我得一點分成。他同意了。這個辦法真還行，大概是第一個月每人就分了300多塊錢。我成了這條船的指揮，農村的大米賣到廣州，城里的東西再賣到農村。這期間，我幾乎很少回家。老婆女兒有沒有飯吃、穿什么衣服、住得好不好，我根本就顧不上。我1985年底就賺了差不多1萬塊，差不多把欠的錢都還掉了。

　　1986年，我的第二個孩子有了，是兒子！孩子一出生的時候，我高興得不得了。真是兒子出生我就開始走大運了。這個時候做什么都成功。農村需要什么我就找什么賣給他們；農村生產的東西，只要城里需要的，我就收購，賣到城里，買賣的范圍逐漸擴大。到1987年，我花了兩萬多蓋了當時村里算是最漂亮的一棟房子，三層小樓。村里人也對我另眼看待，慢慢地就沒人叫我的名字，開始叫我老板了。

　　立業：王石的指點讓他受益匪淺

　　王石說，干這行你不要超過1995年。有錢你就搞房地產，或收購國企搞實業。我聽他的話1995年時就把“易發”的鋪位賣掉了。

　　1990年，我已經賺到8萬塊錢。我正好滿30歲，算是而立之年。我已經不用為自己的生活發愁，在村里人的眼中，我也是有錢人。那時候，萬元戶就讓人羨慕了。這時候，我自己還很不滿足，一門心思考慮還該做些什么更大的事情。

　　我來到市橋的易發商場，開始做音像制品，影碟。當時，易發商場在全國很有名氣，天南地北的人都來這里，主要就是家用電器，當時那些貨全國都比較缺。為什么開始就做音像制品，也是偶然的機會，看到有人做，我就也做，感覺能賺錢，就一直做下去了。不過我做的比許多人好。1991年成立了榮達電業有限公司，都是做影碟，代理產品。可以講，在全國鐳射影碟的發起我是比較早的。1991年的時候，我從香港、日本引過來的，就有香港的飛圖、寶麗金，星光、光輝歷程也都是我代理了。我就是搞批發，從易發市場賣到全國。時間不長就在業內有了一定的名氣。飛圖的老板，就是葉一倩的哥哥，他到番禺都是我接待；香港娛樂圈的很多人我都認識，中國音像協會的一些老領導也經常給予我指導，很支持我。干到1994年是什么情況呢？我當時已經是排在前列了。

　　1993年開始，就做自己的產品了，從代理到與出版社合作發行。當時很多個省的出版社都很熟了，因為我當時也不想做版權市場不規范的產品，而且我長期以來就是以合作雙贏的思想和模式去做生意。當時卡拉OK很興旺，我與出版社合作一起出版，然后發給每個省，特別是四川、北京、上海很多人都是來我公司拿貨。

　　那時候，我認識了當今赫赫有名的萬科集團的老總王石。九十年代初期，王石也做過電子產品，也做過音像制品，我們是做生意認識的。他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貴人。他有文化，看問題比較長遠。1992年的時候，王石就跟我說，你干音像制品這一行一定不要超過1995年。他說易發商場只是一個起點較低的商品集散市場，生存的時間不會很長，改革開放已經十幾年了，全國各大城市的商業市場將逐步做起來，當然，你的優勢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我不管多少錢，1995年之前都要把鋪子賣掉。我說那我以后做什么？他說，如果你有錢第一就搞房地產，第二就收購國企搞實業。我真的很佩服王石，他為我指的這條路讓我受益匪淺。

　　我真的是聽了王石的話，到1995年就把鋪子賣掉了。可鋪子賣掉后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不懂房地產，那時房產也沒有今天這么熱；實業更是不懂，我就是個農民嘛。人又不能閑下來，我還要有事情做。從1990年到1995年我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每天睡覺睡兩三個小時，連春節都在做生意，一年365天，天天開門做生意。冷不丁閑下來，反而受不了。

　　這時候，我的家人從農村搬到了城里，孩子上學成了問題。女兒在市橋讀書，贊助費要交幾萬塊錢。當時感覺教育是個大問題。那會兒好像還不允許私人辦學校，但當時政府搞幼兒園，提倡私人參與。我問政府領導多少錢可以辦一個，他們說1000萬就可以了；我說沒問題呀，政府就找一塊地給我，就辦起來了，——就是現在的榮達幼兒園。現在榮達幼兒園已經辦成一個集團了，是廣東省十佳民辦幼兒園，全國百強民辦幼兒園，同時也被評為全國百強民辦學校、廣東藝術教育先進單位、廣東省綠色幼兒園。

　　幼兒園能做到今天這樣，關鍵是有一批懂教育的專業人員幫忙打理，我很少過問具體事務，每個月最多去一次，給校長們開個會。在學校方面，我只強調這么幾點，第一是理念上要站在為下一代負責的高度；第二是教育模式上要堅持素質教育為主，藝術教育兼顧；第三是服務上要面向家長，面向社會，家長和社會說滿意才是滿意。這也是因為聽了王石的指點。他曾對我說，你在改革開放挖了第一桶金，想把這桶金保住，不能只靠自己的家族，要找一些專業人才幫你把這桶金保住。從辦學方面，從老師方面，我也學了很多東西，包括一些做人的道理；也懂得了做企業家真的是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從辦學開始，政府給了我很多榮譽，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到1998年的時候，我又覺得光辦幼兒園還不行，不是有沒有什么錢賺的問題，關鍵是感覺自己沒有什么事情做，人家校長、老師們把幼兒園管得很好，我是個閑人了。當時正好國有企業轉體改制，我又想起王石講的話，想到可能要去辦個企業了。但心里沒底，搞企業我什么都不懂，怎么搞？政府一位熟悉的領導對我說，你辦學都可以，搞企業怎么就不行。

　　那就試試吧。1998年，我牽頭與朋友一起出資一個億，收購了番禺市電纜廠，就是我現在公司的前身。番禺市電纜廠是一家老牌集體企業，還有三家下屬公司。一個民營企業，能有實力收購了四家集體企業，立刻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還上了廣州日報的頭版頭條，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政府因此又給了我很多名頭，什么商會的副會長之類的�？傊�是很風光的樣子。我感覺自己快要達到了事業的頂點，有一種當企業家的感覺。心里確實挺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