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香港未來的金融發展策略應有五大方向：

　　一.香港金融機構“走進去”內地。對于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香港金融機構應該積極“走進去”，向內地客戶提供如零售銀行業等受地域限制的金融服務，擴大香港金融業的服務范圍。香港的金融機構，更熟識內地情況，也擁有國際經驗，進入內地市場會有技術轉移的效果，同時亦為內地的企業、老百姓提供更多金融工具和服務上的選擇。

　　二.香港作為內地資金“走出去”的大門。香港擁有一個高效率、多種貨幣的集資平臺，可讓內地的儲蓄和資金與內地的投資需求結集在一起，使內地投資者可以直接或間接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優質國企股。香港的金融機構對內地和國際金融市場的運作都十分熟悉，而在服務內地投資者時，相比其他國外機構有著文化、語言等方面的優勢。內地的投資者對香港的市場也較其他的市場更熟悉，考慮先集中投資于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和債券，既達到內地資金有序“走出去”的目的，支持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的發展，也為內地本身的資金融通在香港打通一個有效的渠道。

　　三.香港金融工具“走進去”內地。為方便內地居民投資于在香港籌資的企業，在內地有關規定允許時，應考慮把香港的金融工具，尤其是把內地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引入到內地銷售。具體的做法有很多，例如利用預托證券或雙上市的方式，便可使兩地的投資者均可買賣香港上市的股票。但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采取甚么方式，可能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同股不同價”。要解決這個問題，便需要引入一個套利機制，以平衡有關股票在兩地的價格。如能實現香港金融工具“走進去”，滿足內地投資者合理的需求，不僅香港的IPO中心的地位可以持續，而內地的籌資者來也可以繼續利用香港具有國際水平的籌資平臺，籌集得到更多的資金。這既可以豐富內地投資的產品種類，也可以提高內地資金融通的效率。

　　四.香港金融體系加強處理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的交易能力。人民幣是內地投資者和集資者使用的貨幣，為了在香港可以更好地滿足內地對資金融通的需要，香港有必要加強其金融體系處理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的能力。近年發展香港人民幣業務正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出的第一步。有關業務自 2004 年初開辦以來，一直穩步、有序地發展。香港人民幣業務有助于促進兩地特別是泛珠地區的經濟融合，方便兩地居民往來消費。下一步，我們還將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和以人民幣支付兩地貿易。進一步擴展人民幣業務不但可以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可以視為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的一個試驗。

　　五.加強兩地金融基礎設施的聯系。在支付、結算及托管系統這些金融基礎設施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與深圳、廣州及北京有關部門已經合作多年�，F在有幾個不同貨幣、不同地區的支付系統已經連接起來，也在研究將來繼續擴大包括兩地的債券和股票中央結算系統的聯系。加上擴展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及其與內地對口系統的聯網，這些發展有助確保兩地日益增加的資金流動和金融活動在安全、可靠和有效率的情況下進行。

　　我認為，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合作如果能朝這個策略的五個方向與時俱進地發展，必定會大大提升內地資金融通的效率，也同時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的策略有五個方向，期待也是這個五個。我們期待著開綠燈；期待著內地在有關政策上達成共識；期待著內地實施“十一五”規劃的過程中，有更多、更具體的措施出臺來提高內地資金融通的效率；期待著香港可以為國家的資金融通作出更大、更全面的貢獻。

　　問：人民幣升值必定會給香港經濟，特別是金融業帶來一些影響，您怎么看待這一情況？在人民幣匯率更靈活的情況下，香港是否會對聯系匯率制度有所改革或調整？

　　答：人民幣匯率變化其實只是內地經濟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以內地經濟這樣快速增長而言，貨幣持久不升值反為令人奇怪。此外，以香港與內地兩個分別屬于已發展成熟及正在迅速發展的經濟體系而言，在兩者愈漸融合的情況下，價格方面有若干程度的融合也屬意料中事。價格融合可透過價格變動或貨幣匯率變動來達成，按照現時情況來看，似乎兩者都會發生，只是目前匯率的調整較惹人注視罷了！

　　人民幣升值會令市民到訪內地的成本上升，來自內地的進口貨價也可能會上脹而影響香港的通脹，雖則升幅可能有限，但香港經濟也可能會受惠。如果港人到內地消費的成本上升，內地及其他地區的游客持著兌美元升了值的貨幣來港時，他們的消費成本將會相應下降，這將有利于本港旅游及零售業，進而惠及服務業與香港整體競爭力。

　　人民幣匯率的“心理關口”會影響港元匯率，引發市場關注人民幣與港元的長遠關系的問題。對此，我除了重申特區政府無意改變聯系匯率制度外，還想指出在內地與全球各地物價融合，以致人民幣兌其他貨幣升值的過程中，香港亦必會受到影響。香港毗鄰內地，兩地在各層面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內地與香港融合的程度與步伐也可能較其他地區的大。事實上，這種融合作用，正是引致香港幾年前經歷了一段通縮期(很多其他地方相比錄得溫和通脹)的其中一個原因。如果在持續融合的過程中，人民幣兌港元逐步升值，顯然對香港也有利。

　　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心理關口”純屬心理性質，并不表示香港改變匯率政策的可能性會提高。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穩定及繁榮安定的基石，現在如要放開聯匯，影響會很大，特別是現時全球市場充斥游資，對沖基金興波作浪，要維持一個有彈性的匯率絕不容易。

　　我們去年出版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中的一篇文章，分析了香港與內地及美國的經濟融合與經濟周期的趨同性，及其對香港匯率政策的影響，認真體會這篇文章，就更明白我們的選擇是明智的。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

　　印象：1.通過服務貿易、海外直接投資以及資金流動，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日益融合；2.與1983年設立聯系匯率制度時相比，香港現時在經濟上對內地的倚賴多于當年對美國的倚賴。

　　問題：若維持匯率穩定仍然是香港貨幣政策的目標，在目前的形勢下，港元與人民幣掛鉤，是否比與美元掛鉤更加適合？

　　理論：1.兩個經濟體系的經濟周期同步的程度，對兩地間的最優貨幣安排有重要影響。若兩個經濟體系透過共同產品及生產要素市場達到高度融合，并且經濟周期趨同，以及承受共同的經濟沖擊，那么固定匯率或共同貨幣是最合適的貨幣安排。2.若經濟體系所受到的沖擊通常是特有的或個別的，而非共同的，則獨立的貨幣及財政政策更有助經濟體系因應沖擊作出靈活調整。

　　金管局的研究結果是：1.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周期自90年代以來越趨同步；2.自2000年起，內地、香港及美國三地的經濟周期同步程度顯著增加；3短期來說香港的產出與物價走勢主要受其內部因素影響；4.中長期來看，香港的產出及物價變化中分別有60%及45%的變動是受美國因素影響。內地因素主要影響香港的物價走勢，影響程度達1/3；5.若撇開來自美國的共同影響，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周期的趨同性則很低。換句話說，美國因素對兩地經濟的共同影響是造成兩地經濟高度同步的原因；6.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結構及經濟發展水平一直存在差異。這是兩地的內部因素缺乏相似性的主要原因。由此，我們得出結論：

　　1.港元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是合適的安排；2.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亦非儲備貨幣，因此在技術上不可能作為港元的掛鉤貨幣；3.聯系匯率制度無需改變。

　　問：您多次談到連接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重要性，可否請您具體談談連接兩地市場的好處和如何實現連接的可行辦法？

　　答：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一個國家擁有兩個不同的金融體系。這些差異必然帶來優勢互補及創造協同效應的機遇；大家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知道，差異亦會促進勞動者分工與生產專門化，從而提升生產力及改善整體社會民生。充分把握這些機遇，顯然符合國家最大利益。

　　多年來觀察金融市場讓我有頗多體會，其中之一就是市場規模越大，好處越多。市場越深越廣，流通性便越高，市場定價機制也會更有效。市場規模越大，其集中度就越小，被操控的機會亦較小。我相信美國金融市場龐大，是其取得高效率(尤其定價機制方面)及結構性穩定的重要因素。在寬緊得宜的監管架構的配合下，這類龐大而高效率的市場絕少出現嚴重的運行紊亂或障阻，以致影響作為整體經濟運作核心的資金融通機制。此外，這類市場出現反競爭行為或受到操控的機會也小得多──世上恐怕無人會有足夠財力去操控這種規模的市場。

　　相反，規模較小及開放型市場的處境則較不樂觀，其波動的頻密程度及幅度往往很大，對金融穩定甚至金融體系的有效運作造成不利影響。由于維持這類金融市場的穩定困難得多，監管政策也可能要經常調整，最終影響市場的穩健性。

　　規模大小對金融市場的效率影響既然這樣重要，如何令市場發展壯大便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由于配合內部經濟運作的金融活動通常都以本地貨幣計算，因此，經濟體系本身的規模是決定當地金融市場規模的重要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為全球第四大及增長最快速的經濟體系提供金融服務，我們受經濟規模的限制應該遠小于其他地方。至于內地與香港兩地采用不同貨幣所產生的限制，亦不應該是解決不來的。若部署得宜，我們在爭取壯大發展金融市場方面應比其他地方容易。

　　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另一點特別之處，就是基于歷史等種種原因，我們往往有兩個市場買賣基本上相同的金融產品。以股票市場為例，內地多間企業的股票均以H股形式在香港買賣，同時又以A股形式在內地出現。盡管兩類股票以不同貨幣買賣，有不同的參與者，監管規定亦不一樣，但它們基本上是相同的產品，有時候連表決權及其他權利都相同。在我看來，連接兩市兩股將會產生良性互動的效果，包括增加整體市場流通性、提高定價機制效率、加強市場自律，以及使市場人士、中介機構與有關當局更有效地管理好所涉風險。

　　因此，既然大市場好過小市場，而同時在內地與香港市場買賣的金融產品又確實存在重迭，將兩地市場連接對整體國家會有很明顯的好處。我想強調我并不是在談市場“統一”(這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發生)，而是設立適當渠道讓兩地市場連接起來，使它們可以享受市場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好處。

　　問題是如何設立這條渠道？

　　金融領域有很多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都不好答，這條也不例外。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可以也應該讓市場發揮“無形之手”的力量，參與者各為己利努力，最終達致市場有效運作的多贏局面。但基于系統性風險管理、保障投資者與存戶，以及促進貨幣與金融穩定等重要考慮，金融市場發揮市場力量的過程必須受到妥善監管。內地與香港金融體系各有不同的特點，其監管程度亦有差異。若要建立連接兩地金融市場的渠道，有關當局有必要建立金融體系間的良好合作關系，使國家能受惠于兩者差異帶來的發展機遇。

　　2006年9月特區行政長官舉行經濟峰會成立的金融服務專題小組，在其報告中表示兩地金融體系的合作關系應該是互補、互助及互動的。我完全贊同這一點，金管局將會一如以往，在職責范圍內盡力促進發展這合作關系。

　　由于內地在人民幣兌換上(尤其資本帳方面)仍有限制，以及基于審慎監管或金融穩定的考慮，致使金融服務供求雙方，以及資金與金融工具的跨境流動都受到影響，這是連接兩地金融市場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挑戰。因此，兩地金融體系的合作關系應著力于建立一條連接兩者的渠道，并透過適當機制來實現流動性。借用溫總理的話，這些機制的設計需符合“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以連接兩地金融體系的金融基建為基礎(包括支付、結算、交收及托管服務)，這個渠道可令兩地各金融市場產生百川匯流的作用，藉此大幅度提高市場流通性及更有效地發揮市場定價功能。

　　我以大家熟悉的機制為例說明可以怎樣筑構這條渠道：合格境外及境內機構投資者機制(即QFII及QDII)的批核程序可同步進行，使資金流入及流出達到平衡，或根據需要讓資金出現凈流入或流出，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另一例子是推出一些以上海、深圳及香港上市股票的托管證明書為形式的衍生工具，在兩地市場買賣，并設立套利機制使價格趨向一致。

　　金融界人材濟濟，必定可以設計出連接兩地金融體系的完善渠道，為國家發揮最大效益。這方面固然有不少政策上的考慮需要配合，但這些渠道建設籌劃事不宜遲。內地經濟有不少事項亟待解決，包括提高資金融通效益、平衡國際收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國民儲蓄回報、降低儲蓄率，以及保持較平衡與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建立這一渠道可協助內地應對這些挑戰。此外，還要避免形成內地的國際金融活動均在海外市場開展的習慣，應更多地利用香港金融平臺，讓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能發揮所長。香港金融體系不論在風險管理、定價機制及制訂準則方面都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完全可以配合國家在全球經濟金融事務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問：您一直對金融基礎設施高度重視，您具體是怎么理解和看待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金管局是如何在此發揮作用的？

　　答：香港一直致力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法》第109條也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金管局作為與這方面關系最密切的政府機關，主要政策目標之一，就是“促進金融體系，尤其支付和結算安排的效率、健全性與發展”。

　　在此情況下，更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以及如何維持？特區政府應該做些什么來“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幸好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有相當穩固的根基，無須從頭做起。事實上，以各種標準衡量，香港早已被公認為國際金融中心，而這亦反映出我們現有的經濟及法律制度行之有效。也許我們只須繼續維持，大概已可完成任務了。

　　但是以我來看，這恐怕并不足夠。世上沒有事情永恒不變。區內其他金融中心與香港競爭激烈，國際金融環境變化巨大，我們必須不斷努力才可保持優勢，而金融基礎設施正是我們必須努力的范疇。處身于科技的年代，時間因素最具關鍵性，金融交易的價差可小至毫末，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也遠較以往大。我很相信從事國際金融中介活動的人士愈來愈需要一套安全穩妥、具成本效益及效率的金融基礎設施，而這正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所在。事實上，這套金融基礎設施已成為“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的重要部分，也是特區政府有責任提供的設施。

　　金管局這方面的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要建立和維護有安全及有效率的國際金融中介活動的交易平臺，二是要建立和維護一個安全、具成本效益及有效率的結算系統。

　　為免被批評為鼓吹干預市場，我要澄清一點，就是我相信在大部分情況下自由市場都可以自行發展安全、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金融基礎設施。能依賴自由市場達致這目標亦符合財經界的長遠利益，但與興建及管理各類實物基礎設施一樣，政府當局在金融基礎設施方面同樣需要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我們要有安全及有效率的金融交易平臺(如運作穩健的銀行體系)，以進行各類金融產品買賣，就像我們要有會議展覽中心這樣的場地一樣。我們亦要有結算系統，以穩妥、迅速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完成金融產品交易的支付程序，就像我們需要同樣迅速穩妥的運輸系統來載送人和貨物一樣。某些基礎設施若任由私營機構按照自由市場原則發展，恐怕很難會出現。

　　在金融中介活動各種交易平臺中，銀行體系是應用最頻繁、觸及范圍最廣的。香港所有銀行都是私人經營的，銀行向來可以自行決定存貸業務的對象。全面撤銷《利率規則》后，銀行可完全自由厘定港元往來戶口及儲蓄存款的息率。在銀行業務方面，監管當局的參與幾乎是零，但無論以存貸、資產負債表以外的交易，或不同幣值的業務而言，本港銀行體系已非常國際化。但為使存戶有某種程度的保障，并促進銀行體系的整體穩定及有效運作，銀行需要接受監管，而當局是依照《銀行業條例》及《基本法》第110條的規定履行監管的職務。就銀行體系作為其中一個金融中介渠道而言，我們的監管實際上亦肩負起確保這個渠道運作暢順及參與的銀行安全可靠的功能。

　　證券交易所是私營機構，基本上是透過股票買賣提供專利式的(香港的情況如此)金融中介服務。由于專利經營可盡量提高市場流通量，從而增強資金透過中介機制的流轉效率，因此即使與自由市場的原則不相符，但也得到普遍接受，并經立法程序予以肯定�；�于這個原因及其他考慮，我們有需要設立像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這樣的監管機構，以監察交易所專利經營的運作。本港證券交易所當然有責任發展本身的業務，在拓展國際產品方面的成績亦愈來愈顯著，并可望掌握內地逐漸開放金融市場的機會，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方面，不論本港或內地監管當局都只是配合有關的政策所需，使市場機會得以被發掘及充分發揮。

　　相比之下，債券市場的界線卻不如以上兩種渠道般分明，監管當局的參與也如是。香港債券一手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專業人士，而且大致上按自由市場運作，不受任何約束。在批發層面的二手市場方面，主要是采取場外交易的模式，參與者以銀行為主。當局在這個市場以至參與者的監管或發牌都沒有具體參與，唯一的例外就是外匯基金票據市場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盡管這樣，我們在這兩者中亦只是擔當債券發行人的角色，滿足市場要求及幫助發展債券市場。至于零售二手市場，銀行同樣是主要的服務供應者，盡管有些債券是在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但市場運作大致上是沒有什么管制的。整體而言，作為其中一種金融中介渠道，債券市場的自由度其實較大，當局的參與亦較少，但同時也可以說是市場發展的成熟程度較低。我們一直以來不斷強調應進一步發展本港的債券市場，正是為了這個原因。

　　結算系統方面，是我們在過去十多年里重大發展的事項，并一直在大力推動香港金融基礎設施中這個環節的發展，例如積極參與有關結算系統的各項設施的設計、建構及運作。也許把金融基礎設施比作實體基建，比較容易明白。因此金管局廣泛參與這方面的發展，亦比較容易理解，并沒有被視作過度。

　　在推展這方面的工作時，我們首先要有清晰的目標：也就是安全、具成本效益及有效率的結算系統。在現今這個科技為主的時代，具成本效益的結算系統應能即時結算涉及各式各樣金融產品、以本地及主要國際貨幣為單位的金融交易，并要具備貨銀兩訖及外匯交易同步交收功能。雖然我們尚未達到這個目標，但也是這方面的先驅之一。以下是我們過去推出的措施及未來的計劃：

　　我們發展了一個無紙化的電腦化債券結算及托管系統(即金管局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作為1990年推出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計劃的重要部分。該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推動債務市場發展。順應市場的要求，這項結算服務擴展至私營機構發行的債務工具。其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更成為香港的債券結算系統。我們也不斷邀請其他地區的債券結算系統與香港的系統聯網，以促進債務工具投資的雙向流動。可惜聯網的進展不大，部分反映亞洲區缺乏這種雙向流動。不過，由于區內各地都熱切期望發展亞洲區債券市場，因此相信債券結算系統之間的聯網可望逐步引發這種雙向流動。反觀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與歐洲時區的債券結算系統的聯網則更有成果。自1994年12月推行以來，透過聯網進行的交易便錄得顯著增長。金管局會繼續致力推動與世界各地的債券結算系統建立聯網。

　　金管局在1996年推出銀行同業港元支付結算系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這個系統是由金管局主動發展，并與當時的香港銀行公會結算銀行合作推出。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與債務工具支付結算系統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可以在香港為債券買賣提供即時貨銀兩訖結算服務。自推出以來，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一直由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管理，金管局(代表外匯基金)與銀行公會各擁有該公司50%股權。不過，由于有關的運作對系統穩定有重大影響，一旦發生問題會帶來極大風險，因此金管局亦會對系統的運作作出整體監察。以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進行支付，以及有關的貨銀兩訖功能都非常穩健，能有效消除結算風險。我們認為應鼓勵銀行機構多運用這個系統，如果有需要的話，這項服務也可以擴展至包括非銀行客戶。事實上，許多銀行亦會向主要客戶提供這項服務。也許從商業角度來看，可能有理由考慮把服務范圍進一步擴展至零售層面，一方面可提高風險管理的成效，一方面可以靈活調動資金。我們暫時未有定論，不過會就此再作研究。

　　2000年，金管局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匯豐銀行)的協助下，再次主動仿照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結構模式，推出美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在亞洲時區內以美元進行的金融交易越來越多，這種交易方式亦有助減少國際金融活動對區內各地的貨幣穩定造成的不利影響。有見及此，金管局便推出美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以提高這些區內美元交易的結算效率。該系統目前由匯豐銀行負責管理，并由金管局負責監管。美元與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亦已聯網，使同時涉及兩種貨幣的外交易能夠進行同步交收。到目前為止，這是全球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系統能夠做到外交易同步交收，使我們在赫斯特風險被發現27年后得以徹底消除這項風險。

　　同時，我們還一直在留意在亞洲時區內涉及其他主要外幣的金融交易情況，并探討推出類似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以用于這類交易結算的可行性，從而吸引這類業務前來香港。

　　另一方面，我們還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聯交所管理層緊密合作，以加強證券結算系統及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現有的聯系，以及推廣其使用。這項安排有助縮短證券交易的結算時間，提高結算效率，最終目標是達到即時貨銀兩訖。

　　未來，我們會繼續致力透過建設安全、具成本效益及有效率的金融基礎設施，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

　　問：那么，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優勢可以為內地的金融發展，比如金融體制改革作出一些怎樣的貢獻呢？

　　答：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需要有兩個身份。一方面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里的銀行監管負責人，和大家專門探討一下一個大部份銀行都忽略的問題，如何去好好管理它們在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上的活動而產生的清算風險。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里的金融基建的設計師，我希望以推銷員的身份向大家推銷一下，內地銀行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去有效地管理外匯清算風險。

　　首先，我們需要探討一下清算風險的本質。

　　銀行在貨幣和外匯市場運作所面對的風險是多方面的。在這里我不準備談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或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我只想集中談清算風險。很多人認為清算風險是低的風險，所以也是不重要的風險，有點兒對它掉以輕心。如果清算系統健全而清算過程又很有效率的話，我同意清算風險應該是很低的，一筆交易清算了就沒有風險了，清算時間是剎那間的過程，很快就過去了。但假若市場交投量越來越大，清算風險便相對增加。萬分之一的風險，100萬元交易只是少少的一佰塊錢，但如果交投量快速上升至100億，萬分之一便是100萬了。俗語有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如果清算風險只有萬分之一，但若交投量大，只要出現一次，損失數字就可能十分龐大。

　　事實上，說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很可能是低估了實際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清算風險出現的可能性正在不斷提高。一方面由于市場全球化，風險范圍從本地較易預測和管理的層面，擴大到全球較難預測和管理的層面。另一方面是信息科技發達，資金可以很快用電傳的方式流通，在剎那間不知傳到哪里。就算是知道傳到哪里，也可能不受資金來源地的法規、法律所監管和保障。

　　清算風險不僅是個別銀行的事，風險的本質帶有系統性。一家銀行清算有困難，會禍延同業，影響整個銀行體系，系統性的問題便會出現。很多地方的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的交易都是假設前一筆交易的錢是會來的，一旦該來的錢不來，它往后的交易便有可能不能清算，錢或貨應到位而不到位，對個別銀行、整個銀行體系和整個經濟體系都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有點不幸的是，清算系統雖然是金融貨幣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要素，它的重要性經常被人忽視。支付清算系統，猶如一套房子的水、電、煤，沒發生什么問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每當有問題，通常都會引致很大的麻煩。

　　清算風險的性質有兩種：交易與清算的時差、“貨”與“銀”的不同步。

　　交易與清算的時差，應在可能范圍內越短越好，最理想是交易完成便實時清算。但市場上仍存在T+1、T+2或更長的交易與清算時差。在信息科技發達情況下，交易與清算的時差可大為縮短，而T+0，或實時清算技術上亦不難達到。但市場的習慣有時很難改掉，原因可能是牽涉到中介人的利益。在T+X里，X給了中介人一點空間，本來是便利它們安排清算上的工作，但這個空間也為它們提供了一些在市場內為自己賺錢的活動的機會。這些活動往往將市場本身的波動擴大，為市場帶來系統性的問題。若能推倒重來的話，重新規劃交易、支付等清算安排，最理想的安排是實時清算，每一筆獨立支付。香港在1980年代需要動用外匯基金去解決當時出現的一連串的銀行問題，原因之一是當時沒有實時支付系統(RTGS)，在連鎖影響下，一家有支付問題的銀行，是可以將整個銀行間的支付系統停頓下來，貨幣信心也頓時受影響。如當時有實時支付系統，可能有不同的風險形態，付出的代價可能比較少，而處理銀行出現支付問題的方法也可能更有效和沒有那么昂貴。

　　“貨”與“銀”的不同步是另一類清算風險，最明顯反映在外匯市場，兩種不同貨幣是在不同步的情況下清算。1974年的赫斯特銀行的倒閉，充份反映不同時區支付安排所帶來的風險。赫斯特銀行當時是西德的一間中型但在匯市非�；钴S的銀行。它的交易對手在西德營業時間先付了馬克給赫斯特銀行，但隨后在美國市場卻因赫斯特銀行的倒閉而收不到美元，因而導致它的交易對手損失了整筆本金，更影響市場的其他參予，引發系統性的問題和很大的損失。赫斯特銀行倒閉后在中央銀行界聲名大噪，無人不知，赫斯特也就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來形容外匯交易的清算風險——在不同時區清算外匯交易所涉及的不同貨幣，若中間沒有協調聯系，清算風險極高，甚至損失整筆本金。

　　世界上的中央銀行都認同一個既安全而有效的清算系統對每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及它的經濟發展至為重要。國際結算銀行(BIS)，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對清算風險，尤其是與外匯交易有關的，進行了很多研究，提出要全面消除清算風險，唯有進行外匯交易同步交收。這也是香港要在亞洲時區提供主要外幣清算平臺的原因，把主要外幣的清算與港幣，甚至是其他的亞洲貨幣的清算系統相互聯起來以達致外匯交易同步交收。當然，這也是我們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去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一個策略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