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曹玲麗

　　我從來都認為中國人不缺善心，

　　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來的良好機制，

　　缺的是踏踏實實把公益事業做到實處的機構

　　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農村分享的經濟成果遠遠少于城市。而在農村，婦女又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底層，謝麗華和她的NGO組織——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農家女”)，用15年時間，打通了國際知名企業(如微軟、通用等公司)與中國最貧困農村之間的通道，為農村婦女和打工妹提供條件，使她們自強自立，在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也為她們的下一代帶來新的希望。

　　從1993年創辦《農家女百事通》(后改為《農家女》)雜志以來，謝麗華先后在農村婦女中進行掃盲、自殺干預，“培訓女村官”等一系列發展項目；1996年創辦全國第一個流動婦女的組織“打工妹之家”；1998年創辦以扶貧立志為宗旨的“北京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2001年，獨立的NGO組織——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農家女”)正式注冊成立，從此謝麗華領導的“農家女”走上了專業化NGO之路。

　　56歲的謝麗華已到了退休的年齡，但她和她的團隊正奔忙于一個新的項目——在全國建立100個農家女書社。

　　記者拜訪謝麗華時，她正在向一位來自中國銀行山西分行的負責人介紹“農家女書社”項目，關于“農家女”的對話也由此而開始。

　　《財經時報》：建設“農家女書社”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

　　謝麗華：三年前我就聽說，國家新聞出版部門要在新農村建設中創建農家書屋，當時的規劃是第一年要在全國建立10萬個書屋，第二年就要達到20萬-30萬個，最終的目標是村村都要有書屋，然而我們一直企盼了三年，但實際操作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簡單。

　　每次到農村去，我都要到已經建成的“農家書屋”看看。如果不打招呼直接去，看到的往往是一把鎖；如果打了招呼有人陪同，看到的是窗明屋亮，圖書齊整，有的還配備了電腦房，但遺憾的是沒有看到過一個人來看書。更讓人吃驚的是，在一個小康示范村，當我提出要去看書屋時，村干部再三推脫，最后只好如實告知，說來的不是時候，他們的圖書被另一個村借走了，因為要應付上邊的達標檢查。在另一個村，我還看到一個建在路邊的書屋，一位農民悄悄告她，書記說了，等上面檢查完房子就租出去。

　　這些事情讓我感觸頗深。去年內蒙古赤峰的讀者楊志民來信提出通過民間力量創辦“農家女書社”的建議，于是我們就開始做論證和嘗試。

　　《財經時報》：“農家女書社”具體如何操作？如何保證能達到預期效果？

　　謝麗華：我們不選擇經濟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村子，而是要中等偏下的，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做婦女工作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農村婦女這個群體非常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經常和她們接觸，你會被感動，你會覺得她們比你還棒，她們的身上潛力無窮。我相信每個村子都能找到這么一兩個婦女，而這些人就是深入農村的最好合作伙伴，我們稱其為“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