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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個個體戶與2004年的海龜(2)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 15:24 《中國商人》雜志

  郭培基:我的收入何止千萬!

  解放初期的打工仔  

  《中國商人》:你是北京人嗎?

  郭培基:河北的,肅寧縣大史堤村。我老伴是上村的,兩個村緊挨著,小時候父母給訂的親。

  《中國商人》:你老伴的娘家如何?

  郭培基:和我家一樣都是種地的,在河北那里算中等水平。我解放后上過四年學,我老伴后來在夜校認識幾個字,能寫自己的名字,但看報紙就看不下來了。 

  《中國商人》:你們是怎么到北京的?

  郭培基:我上北京來打工,那時候剛解放發展工商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老鄉來招人,我們五六個小孩就跟來了。我大概是1951年來北京。一開始在裕興泰玻璃儀器廠,老伴叫李陰南,一直是經商的。干了一二年,廠子倒掉了。這個時候咱們國家的各方面都在發展,而且北京城的飲食業供不應求,于是政府把我們組織起來培訓炊事員。在北京找了五個老廚師,我們200多人在牛街南口盤了一溜五個爐灶,那里的樓房也歸我們。天天買豬,教我們骨頭怎么剔,肉怎么切。炒的菜也不賣,自個吃了。就是這樣一個速成的炊事班,搞了一個冬天,這樣我們都有了一點基礎。來年春天,分到北京的各個餐館,我們這一幫人就成了北京餐飲業的新生力量。

  《中國商人》:你一開始被分到哪里?

  郭培基:我先在西直門外的一個大飯店,那時還叫食堂。對面就是莫斯科展廳。我在哪兒繼續當學徒工,兩三年后,調到了阜城門外的兒童醫院,給醫院和機關人員搞服務。1958年以后,我調到北京飯店,當時還只有一座老樓,一座新樓。北京飯店算北京第一,還有一個就是西郊賓館有名,專門供應專家的。

  《中國商人》:你在北京飯店算什么級別的廚師?

  郭培基:還是二十幾歲的練習生,也能干活,不管面食,還是別的,都有了一些操作經驗。說起做飯,北京飯店的地方菜比較全面。廣州的、四川的、山東的、河南的,包括陜西的風味都有。有幾個北京最好的廚師,如果說有廣東菜,應該是把廣東最好的廚師調過來,如果說有四川菜,也是把四川當地最好的廚師調過來。但北京飯店從來不吹牛,講我是第一什么的,從來不講這話。

  《中國商人》:你老伴的手藝是跟你學的嗎,聽說她能做包括熊掌、燕窩七十多種菜?

  郭培基:我是個做菜的,我那些師兄弟和師傅們都是北京飯店的。我這兩下子從哪里來的?應該說是北京飯店的。我的師傅師兄弟們到這兒串門來了,我得請人吃頓飯吧,那吃飯怎么個做法?我老伴也做著,小孩們在旁邊看著。平時也有個改善生活的時候,買點雞鴨魚肉做一點。日久年深,一天一天地過,十來年的功夫,家庭做菜的熏陶和感染也出來了。后來開了飯館用不著學,她就會啊。那時候帶魚就是兩毛五,買回來做做,做不了北京飯店那么好吧,也是靠譜來的。

  開飯館為解決生計

  《中國商人》:你老伴跟你到北京后在哪里工作?

  郭培基:華僑大廈,本身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賓館。她不會外語就在華僑大廈里面打下手。后來到文化部機關食堂和環保所幼兒園當廚師,她做菜的基礎已經有了,過來過去總在這個行業里。

  《中國商人》:你們在餐飲業這么多年下來,也算是國家的正式工人了?

  郭培基:是這樣的。我老伴辭職開了這個飯館,作為我來講我幾十年的工齡,不忍心扔掉這長期工。

  《中國商人》:1980年,你們怎么會想到開餐館的?

  郭培基:這首先是政策允許,鄧小平的偉大吧,改革開放鄧小平一手操作的。經濟領域改革這個大的政策提出來了,然后才有私人做生意,農村里頭的包產到戶。我的工資低,孩子多,經濟上是困難戶。那時候老大老二都有了工作,小四小五也中學畢業也長夠個兒了,需要找工作。人要是處長,或者是那個部門的廠長經理,這好分配。我是個炊事員啊,認識的都是做飯的,我去找誰啊。小孩們要找工作先得到街道辦事處登記,等分配。分配一段時間又回來了,再找工作。這個問題不單我是這樣的,這是個社會現象。即便上山下鄉的回來了,也存在找工作的問題。為什么有上山下鄉,就說明當時的就業壓力已經很大。就是現在找工作也是個大課題啊。

  那我一開飯館,對于我來講,情況改變了。我是缺人,我做菜的要一個人,切菜的一個,涮碗的一個,服務員一個,還要一個采買的,你看一下子就要6個勞動力。我的人都在家里,還不夠。上班的回來,也得忙活忙活,打打工。當時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了工作,光小四小五幫忙開不起這個飯館來,怎么辦?把我這些孩子們都叫過來,開飯館吧。這樣我一大家子找工作的問題都迎刃而解。

  美國大使館替悅賓做廣告

  《中國商人》:據說你們開業第一天就賣了一百多塊錢?

  郭培基:幾十塊錢吧,老伴給我說數錢數了五十多塊,她后來又給我說是38塊錢。

  《中國商人》:你的第一家飯館有多大,是租人家的店面嗎?

  郭培基:是我的宿舍改的。我的宿舍是四合院里的三間房子,拿出一間做餐廳,兩間房子還住人。又蓋了一個小廚房,餐廳里只能擺四張小桌,坐上一二十人就滿了。當時這么大的北京城,有上班的領導層,有工程師,有文藝界,有工人,講吃的,講喝的到這兒來,不用說這么一個私人飯館,就是十個也裝不下喲。它自然這個飯館就顯著特別火。甚至還得排號等座,也排隊。先是人家在這兒站著等,我想要吃這個菜,我站著等會吧。后來又產生問題了,你說你先來的,他說他先來的,有爭議。那就想了個辦法,你來了給你一個號,一號二號三號四號,給人家號。排上的人在吃飯旁邊有人站著,也不好啊,也分號,你在餐廳外頭先等著。四個人吃完了,進來四個人,一個人吃完了進來一個。因為吃飯的人多,餐廳太小,就產生了這些辦法。這樣的情況被媒體介紹傳開之后,駐北京的外國大使館聽到消息,也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改革什么樣的。不光是看,他也嘗一嘗。這里頭有一個故事,北京每個飯店的標準不一樣。而各國使館里的人,他們是代表國家的,錢太多了。他要在北京飯店吃一頓,得40塊錢一個人。可是我這飯館剛一開,一個人才一塊多錢。

  《中國商人》:當時在你這兒一塊錢能吃些什么菜?

  郭培基:啤酒三毛九一瓶,我的炒肉絲,五毛六,炒豆腐一毛二,米飯才幾分錢。他一個人吃個炒豆腐,一瓶啤酒,才多少錢?不到五毛錢他吃得很好。而我做的菜,味道非常好。他要吃個炒肉絲,一個豆腐,喝一兩二鍋頭,更便宜,不到七毛錢一頓飯。可是外國人你到了北京飯店,最低消費40塊一個人啊!

  他們也想象不到我這個飯菜是這個價格,看到很多人在這里吃飯,也想嘗嘗。他就對我說:“老板,我一個人十塊錢能吃下來嗎?”他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個美國人。那我只有答應。他一吃這個飯菜很滿意。于是美國大使館做了個小宣傳。他畫了一張地圖,由大使館區一個箭頭,指到了翠花胡同悅賓飯店,他那地圖像桌子那么大還給了我兩張。他把地圖送給與自己友好國家的大使館,于是各國大使館的人都來吃飯。

  可是我們的店堂就那么一點,就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來了,我現在的兩家店里都坐不下。當時我記得,今天中午這一餐,這個大使館來吃。明天,那個大使館來吃。就那四張桌,成“一字”行合起來的。那時候還是小木凳呢,坐這兒大伙吃一頓。今天這個來,明天那個來,排隊一直排到多少天以后。這樣一來北京零散的食客就少了。人家預定的要來吃,我們也不能謝絕。人家給了這個價錢,我們也不能說我就要你一塊錢。就這樣十塊錢一個人,后來他們漲錢。有的給二十、三十,有的給六十。

  《中國商人》:十塊錢一個人這是1980年的事?

  郭培基:對,80年,81年都是這樣。給二十三十,給六十的也是這個時候。你像今天中午這桌是由深圳打來的電話,要在這里吃飯,那時候都屬于這種情況。當年還有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訂菜的,我下飛機,第一餐在悅賓吃。你給我訂多少錢?我們最高三十塊一個人,他說我給六十塊錢一個人吧。那個時候我們中國的物價非常低,對于他們來講非常便宜了。可是對我們來講這是個笑話啊。你幾毛錢吃飽了他就給十塊,還有二十三十的。

  《中國商人》:當大使館的人都來吃飯時,你一天的營業額有多少?

  郭培基:你比如說他吃一桌菜,我收他一百塊,這一天中午兩桌,下午兩桌,就是四百。

  副總理前來拜年

  《中國商人》:當時生意這么火的時候你有沒有很擔心的事情?

  郭培基:你提的這個歷史問題是真實的情況,當時我不愿意丟掉我的長期工。就你這一問,我的孩子們請了假來幫忙,也是一個問題。那孩子們還得上班怎么辦?于是就把老家的弟弟妹妹們叫來給我干活。一二年以后,北京城私人餐館由萌芽到雨后春筍遍地都是。嗬,多極了!人家都雇工了都辭職不干了。那我也雇工了,于是我老伴也辭了。我的老大原來是汽車修理工,老二是做飯的,老三是裁縫。這些孩子們先是臨時工,幫幫忙就走,后來也都辭職長期在飯館干上了。只有我始終沒有辭職,現在我還有退休金。

  《中國商人》:你一天賺了那么多錢,而有的人幾個月都沒有那么多,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郭培基:首先說經濟改革了,中國剛一解放買賣人還是買賣人,后來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是這樣走過來的。看看這些有錢人的經歷,那文革時期,要搞這些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復辟的帽子”是要戴上的。但首先我一家人吃飯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那個時候,我們上班騎的自行車怎樣買來的?我這一班十個人,一人十五塊,就是一百五。飛鴿車一百五,十個人湊出一百五,頭一個我騎。第二個,我照樣十五塊,一直出到第十個月,每個人都有了一輛自行車。這叫自行車會,大家組織起來的。可這一天的流水額,我只要賣它二百塊錢,這自行車我賺回來了。

  這你又提出來了,我有沒有擔心的問題?不是我擔心不擔心的問題,是我面臨的就是這些語言。你比如說我這小孩的同學們,聽說我們家開了飯館,有的同學就說了,別理他們家了,別上他們家串門去了。有的時候我上下班走著,后面就有仨仨倆倆地說,現在咱們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這個人開飯館的,在我背后就說啊,“他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啊”。聽到了,我就趕緊推著自行車快走兩步。甚至報紙上也說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做私人買賣不倫不類”。我一聽大標題不用看內容了,中國是社會主義,開私人買賣只有我一個,上海、廣州,無論到哪兒沒有第二個,這是點明在說我呢。

  這個問題產生之后,我怎么想?嗨,開一天算一天吧。什么反革命資本主義啊,大不了回去上班,我長期工作不沒辭呢,孩子還去做臨時工不就完了嘛!賺這幾個錢全拿走我不要了。我是這么一種性格,我并沒有多少錢。而且我這人到現在也是,不把錢當個錢,有飯吃就得了。不屬于資本擴大再經營有計劃有目的企業家。但是我也知道我要認真地做好服務工作,認真地把這幾個菜做好,叫客人吃了舒服。這一點我清楚的很,到現在也是這樣堅持的。我為什么能開這么多年,是這個意識在推動著走。

  但是這些外界的說法出來后,有意識無意識地就會聯系起來。大概這篇報道出來后,有幾個小伙子來這里吃飯,這幾個小伙子里就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葉劍英的大兒子,姚依林、賀龍的兒子。

  這些人在一起有十幾個吃飯來了,外面那幾張小桌子都是他們的人。“阿姨,我們捧場來了,你開飯館我們吃飯。可是我們捧場你不要錢可不行,我們交錢呢!”這些人和我們都熟,我老伴給他們做過飯。這不十月份開張,轉眼就春節了,還有幾人給拜年的。姚依林、陳慕華,這兩個副總理,是管經濟口的負責人。還有人大的一個代表,給悅賓拜年來了。這拜年的情況就上了電視,報紙也報、廣播也一日三播。那么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我腦子里存在的這些問題似乎就一掃而光了。這個問題我怎么感想?往年是我給叔叔阿姨們拜年,這一回是總理給悅賓拜年。這樣他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不用再膽小了!人家陳慕華副總理也說了,要我們把衛生搞好,多做些涼菜,大家愛吃的菜。領導拜年就是這些話,支持我們呢。領也關心我們,同時也講到了政策,大膽地干下去,不會改變的。  

  “不是我有意說出去的”

  《中國商人》:聽說你開飯館到九十年代,很短時間就有一千多萬了?

  郭培基:這是別人的估計,開飯館有內行的。他開飯館這一上坐多少人,一天收入多少?他要給我計算一下,由那年開始到現在他應該上千萬了吧?他有一個估計和判斷,不是我有意說出去的。但是這話我承認,其實呢何止千萬,我不能不承認啊。第一,我五個兒子結了婚,都買了樓房。你不用說別的,現在我就有三部汽車,兩個小面包,買菜的,還有一個小臥車,帕薩特。就說我這兩處房子吧,前邊6間房后邊6間,160平方米出頭,就現在的地價是4萬到10萬一平方米。你算算,營業房10萬一平方米,100平方米就是上千萬啊。你想想,一千萬對于我來說,這么多年應該有了吧?但這些年花出去太多啦,我銀行沒有多少錢吶。

  《中國商人》:悅仙的地皮是你買下來的?

  郭培基:早啦,1989年后我換來的。他這是三家給我的,一家用樓房換,兩家給了買房的錢,沒花多少錢,萬把塊。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在這住了,我們的交易是兩愿不是為了經濟的原因。

  《中國商人》:聽說后來你們家又開了木器店?

  郭培基:是的,我們家小三搞的。怎么樣搞木器啊,他看人這桌子好,他給人家千啦八百就買來。他看見那個椅子好,又買來。他花不了多少錢的,千啦八百就買一個。這個物價上漲,你現在要買這么一張桌子,十萬也是它。買的時候它才一千塊錢嘛,你說這怎么弄的?這樣他在經濟上就獨立了,現在也不愁吃喝。他就沒吃喝回家來我也管,反正就這飯館。賺了錢我也不管他。但說起來了,我這個兒子搞桌椅板凳號稱是搞古玩的。我那個家里頭,他弄了一房子,我說是破爛吧。他那時候從天津進的貨,那轱轆車拉一車來,到了飯館,我兒子給我說爸要錢。我說多少錢吶?一萬!我就給了他一萬,這不折騰嘛,卸了桌子拉了一車桌子來。現在我那家里頭也凈是他的桌椅板凳。他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說這是紫檀的,這是紅木的,那是黃梨的。還有一種他說這是清朝的,那個是明朝的。清朝的他說這不行的,他500塊錢買來的,現在要5千,那明朝的他說這沒有了,這得5萬。實際上我說這是破爛,你弄我這店堂來你讓人家坐,我不要拉走吧。他媽就發脾氣,她說你不拉走我給你扔街上去,這哪像開店吶?這也是些家庭里的笑話。其實呢那玩藝兒確實是有成色有文化,確實美觀漂亮,人做的那工藝,雕的那花,活靈活現的,我看著都美。他拉到我這飯館說這個好讓客人坐,她媽一發脾氣,拉家去吧,就在哪兒擱著呢,確實好那椅子。

  《中國商人》:那你做到現在,這一大家子人收入啊都怎么分配呢,誰說了算?

  郭培基:分配她媽說了算。每個月給他們生活費,吃飯要管的,孩子上學,這都要錢。書費學雜費,請個家教都挺貴的,說實在的沒有這個小飯館,這一大家子人還真沒辦法開銷呢。我這些孫子輩們,只有一個消費低,他是考在了首師大。這個學校不交學費,伙食還有補貼,另外他學習好,有獎學金。剩下別的孩子都得交。花錢多少我不知道,哪有計算啊。

  《中國商人》:你們也從來沒有一個賬?

  郭培基:哪有帳?我不說嘛,小孩由天津拉一車桌子椅子,爸沒給錢呢。下一回又拉來一車,我說多少?8000呢,爸你給錢吧!我就給了車錢家俱錢讓人回去嘍。

  《中國商人》:你們家小三一開始還是想把這些桌椅擺在飯館里覺得更有意思一些,結果讓你們給罵回去了?

  郭培基:哎,對對。他說所有這些都是明清的家俱,紅木的紫檀的,客人坐著有檔次。她媽說,你弄這些黑不溜啾的,我不要這些,你拉走拉走不拉走我給扔街上去!我就說你拉走吧拉走吧,別招老太太煩。這也是個笑話,太笑話了。

  《中國商人》:你們家沒有賬,你老伴分配下去大家不會有意見嗎? 

  郭培基:沒有,沒有,給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點,誰要賠了錢他對誰不滿意,你又賠錢又賠錢!賺了錢,都高興。小三買了家俱來,雖然說給她罵跑了。但是高興,嗨,我小三家俱擱哪了?她高興,他這不是賠了,他擱起來了。  

  希望餐館一直開下去

  《中國商人》:開了這多年飯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培基:我這人是這樣的,錢是次要的。作為一個生意來講,一定要把它做好,它畢竟是一個事業。應該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會,這是個主題。一個人的品質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孩子們有的學得好,有的學得差,我不以他成績的好壞論人的好壞。同樣用這話套我的生意,我不以賺了多少錢論好壞,而以我的這些人好壞論好壞。首先是人,我是這樣的。

  《中國商人》:你希望你的兒子孫子一直把這個飯館開下去嗎?

  郭培基:是這樣的,這樣他們吃飯的問題好解決啊。但是這個問題不由我管著啊,我希望他開飯館,小三他搞木器了,他搞成了。這好啊,但是我囑咐他你要多賺錢對待客戶要負責任,你不能蒙人騙人,實打實。那小三做買賣有這個好處,是賺人錢了,但他給人講,你愿意要你拿回去。你擺三個月說你不想要了你拿回來,我如數給你錢,你還給我這貨。可就是這樣做下去,他的生意站住腳了。

  《中國商人》:你這話很有道理。

  郭培基:有沒道理我不知道。但我家里這些人,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我店里這些工人們,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的事,我叫他都有滿意的解決。不合理的我也認為是合理的,一個服務員說她們家蓋房了,沒錢。她一個月工資一千五,不夠啊怎么辦?我說我給你兩萬。問題解決了,我認為這個不合理的也合理了,這是好的。

  《中國商人》:這一片老胡同里就你這兩家餐館嗎?

  郭培基:原來開到過六家。現在還有一家滿漢全席,其他都關掉了,算上我的一共就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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