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憤怒的慈善

　　故事

　　余彭年：憤怒的慈善

　　“政府應該立法保護慈善事業的參與者，保證他們不被欺騙、敷衍，讓捐獻人有信心，這樣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做慈善。”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余彭年不怕得罪人。黃如論對某些捐贈的最終執行情況可以睜只眼閉只眼，余彭年做不到。接受我們采訪時，這位80多歲的企業家剛做完一個腰部小手術不久，正躺在廣州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病床上，長發散亂，很像電影中的武林耆宿。

　　隨著胡潤慈善榜的發布，余彭年的名字被廣泛地傳播，因為排在他名字后面的捐贈數字過于龐大：20億元。盡管有人懷疑彭年酒店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大的價值，但這并未影響余彭年的“首善”形象。對于自己在民眾中的好口碑，余彭年說：“因為我是真地在做事情。”

　　事實上，余彭年很早就開始了慈善行為。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媒體如《星島日報》、《東方日報》上，經常可以看到余的名字。1987年，在一次濟貧募捐中，余彭年和李嘉誠基金會一樣捐了兩萬港幣，《星島日報》寫道：“余氏在港臺從事工商業發展，頗負盛名。余氏成立慈善基金會，推行各種善舉，對本報濟貧運動歷年支持。”該報道中，余彭年和李嘉誠的照片一下一上。

　　余彭年說香港的基金會規模不大，主要是針對養老院里的老人。而在他傾力捐贈的大陸，他卻時常會感到憤怒。

　　1988年，他捐贈給湖南省某醫院10部進口三菱救護車。“里面安裝的都是最先進的儀器設備。一次捐10輛，這在當時國內是沒有的。”余彭年對《中國企業家》說。“我行善50多年，用的都是在海外拼搏的血汗錢。”時隔未久，余彭年發現這些救護車被當地官員改成了辦公用車。這讓他感到震驚。他為此在寫給湖南省政府的信《略論“海外僑胞的民族情誼”》中寫道：“既然僑胞能慷慨無私地把錢捐獻給家鄉，當地的干部和人民就要時刻牢牢記住他們捐獻的錢實在來之不易。可以說每一塊錢都凝結了他們的血汗，包含著他們的辛酸，沒有任何借口可以毫不愛惜地把它浪費掉。”余彭年認為，這種行為“比貪污更惡劣”。而對于自己在長沙市捐建的廣場，余彭年也非常不滿：工程一拖再拖，合同一簽再簽，但“每次都不照約履行，等于廢紙”。而工程的質量也難以保證。“這讓我相當灰心。”余彭年對《中國企業家》說。“我已經兩年沒去過湖南，心里不舒服，在湖南做慈善也做得不多了。”

　　“我們需要的不是表面的鼓勵，”余說，“我們需要實質性的積極的配合，不要刁難，按照合同辦事。一個地方省長好，市長好，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人對老百姓的痛苦無動于衷。”現在，余彭年對捐贈的款項，“一萬塊錢都要考慮了”。始于2003年的為白內障患者免費手術的“光明行動”中，經常可以看到余彭年的身影。“在香港不需要親力親為，靠得住，在大陸靠不住。我要看得到摸得到，做一例付一例的錢。”余彭年發現，越是窮困的地方對這種慈善越重視，富裕的地方大多顯得“不在乎”。而在“光明行動”中，項目組也要和當地的民政局、殘聯等部門合作，少不了送些香煙、小禮品：“這不是大問題，都是清水衙門，可以睜只眼閉只眼。”

　　2000年6月，余彭年宣布將其所有的彭年酒店的純利潤永久捐獻給教育和福利事業。2002年，余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遞函申請保障他所捐獻的財產的安全和合理使用，時至今日未果：“沒有過這樣的先例，都不肯擔責任嘛。”本來，余打算把自己的財產交由工商銀行代理，但對方缺乏這方面的經驗，現在，他已經與匯豐銀行簽訂了代理合同。

　　“政府應該立法保護慈善事業的參與者，保證他們不被欺騙、敷衍，讓捐獻人有信心，這樣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做慈善。如果這點都做不到，人家可能就不在大陸做慈善了。”

　　手術后的余彭年住在中山醫院的“邱德根樓”里。邱德根是香港遠東集團主席。“邱德根樓”的旁邊是“曾憲梓樓”。余彭年說自己認識邱德根，“(慈善)他也做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