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慈善大王之爭：余彭年捐款能排美國前30位

　　(引言)

　　在熱熱鬧鬧的慈善榜后面

　　掩飾不住一個蒼白的事實

　　至少在今天的中國

　　真正能夠服眾的慈善大王

　　還沒有出現(xiàn)

　　是財富的積累還不夠？

　　是捐贈的機制還不夠通暢？

　　還是富人們沒有像卡耐基一樣

　　意識到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策劃 張東生 執(zhí)行 陳建利、蘭紅、蘇嶺

　　4月18日，由民政部作指導單位、中國社會工作協(xié)會主辦的“官方版”中國慈善榜在人民大會堂正式與媒體見面，黃如論、劉滄龍、鄒錫昌、袁熙坤、古潤金、李春平、湯燕雯、李書福、陳逢干、周建云依次獲得“年度十大慈善家”榮譽稱號。

　　就在一周前的4月11日，來自英國的小伙胡潤在清華偉倫樓公布了他的2006年中國慈善榜，深圳的余彭年以20億的慈善捐贈高居榜首，楊瀾、黃如論、牛根生、李書福、趙漢青、劉志強翟美卿夫婦、楊休、李金元、朱孟依進入前十。

　　兩個慈善榜的先后出臺，暗中“較勁”意圖明顯。但公眾更感興趣的，卻是兩個榜單的巨大差異：不單排名不一致、上榜的人面孔迥異，就連那些同樣上榜的人，他們的捐贈數(shù)額都完全不同。

　　以力帆董事長尹明善為例，在胡潤榜中，他以捐贈2300萬元排名第34位，而在“官方榜”上，他排名在第63位，2005年捐贈732.28萬元。1500余萬元的落差，讓尹明善自己都糊涂了，他在接受采訪時說，連他本人對具體捐贈金額也不太清楚。

　　而著名公眾人物楊瀾則直接被慈善榜拖入了質疑的漩渦當中，在胡潤慈善榜上，楊瀾以5.5億的捐贈額高居第二，旋即引來媒體和網(wǎng)民的一片質疑聲。“官方版”慈善榜上，楊瀾最終落選。

　　更多的抱怨則指向富豪“為富不仁”，捐得太少，懷疑慈善中介對善款的使用效率，并擔心善款的最終流向；媒體在迎合民眾情緒的同時，也以一個“公正底線者”的形象出現(xiàn)，指責慈善事業(yè)的缺失和錯位；慈善機構一方面奚落公眾和企業(yè)缺乏愛心，一方面狠批捐贈免稅政策；企業(yè)家也在忙于辯解，不是不捐，而是捐了麻煩多多，還會受到“出風頭”的嘲諷。

　　卡耐基臨終時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洛克菲勒也說，只有行善才能滌蕩靈魂的自私。人在致富后應回饋社會已成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種共識，中國的傳統(tǒng)智慧中也從來強調樂善好施、回報社會。但至少在今天的中國，真正能夠服眾的慈善大王似乎還沒有出現(xiàn)。

　　一切都還只是開始，胡潤的慈善榜開始于2004年，福布斯慈善榜、“官方版”慈善榜也是兩三年的事。恰如中國的慈善事業(yè)才剛剛起步一樣，中國的慈善大王還在路上。

　　胡潤：尋找中國的卡耐基

　　記者 蘭紅 上海報道

　　胡潤的每一次出場，必定引發(fā)一場關于中國富豪們的新視角和新的口水戰(zhàn)。哪怕這一次，他為這個樂善好施的國家?guī)�來的是慈善榜，仍然不可預計地陷入紛爭。當然，他很清楚圍繞在他身邊的那片質疑聲；他也知道，那些人在質疑什么。

　　他一邊說著話，一邊轉動著手上的杯子。咖啡廳里音樂舒緩，跟著曲子，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來扭去。這是一個珍視現(xiàn)在處境的人。他很容易地適應了剛剛進來不到兩分鐘的室內環(huán)境，并且用那雙藍色的眼睛，習慣性地對面前的人進行了瞬間的判別。只是，他已經適應了的中國，會不會讓他找到一個新版的卡耐基呢？

　　中國人也做慈善嗎？

　　南都周刊：4月18日，中國社工協(xié)會企業(yè)公民委員會和《公益時報》聯(lián)合發(fā)布了一份中國慈善榜，和你4月11日發(fā)布的慈善榜相比，我們發(fā)現(xiàn)同一個人的捐贈數(shù)額差距非常懸殊，排名也不一致。這是為什么？

　　胡潤：是有很大差別，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我們在計算捐贈款項的時候，不僅計算現(xiàn)金，也計算具有法律保護效應的承諾數(shù)字。比如余彭年捐贈的20億元，這部分現(xiàn)金和財產，不能抵押，也不能貸款，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個數(shù)字是有效的。在楊瀾和牛根生身上，也是如此。第二，我們公布的是累積了3年的數(shù)據(jù)，而他們的數(shù)據(jù)以去年為主。

　　南都周刊：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國慈善家排行榜，2004年推出這個榜單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胡潤：1999年，我決定和朋友們一塊做一份“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有這個想法的第二天，我就在考慮，我該通過什么方法找到這些富豪們呢？在國外，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簡單，最富的人應該是捐贈最多的人。比如，比爾·蓋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可是，1999年，這條路在中國走不通。

　　2002年，我的一個朋友重提此事。可我們發(fā)現(xiàn)，時機還是不夠成熟。沒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業(yè)，捐款數(shù)字太小，而且互相沒有太大差別。2004年，我們動手了。然后，一年一次地繼續(xù)著。

　　南都周刊：三年時間過去了，有哪些變化讓你記憶深刻呢？

　　胡潤：之間有什么變化呢？我想是數(shù)字越來越大了吧。今年觸動比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以財富總數(shù)來說，有多少中國人能上全球財富500強呢？但按照美國《商業(yè)周刊》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余彭年的捐贈額度放在美國也能夠排在前30位。

　　這不僅讓我驚訝，讓國外媒體也驚訝。這兩天，我剛接受CNN的采訪，他們疑惑：中國人也做慈善嗎？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啊，中國人吃穿住用行，應該樣樣都歸國家管，為什么還要做慈善？

　　楊瀾的5.5億怎么算的？

　　南都周刊：事實上，中國人也很驚訝。比如，很多人質疑，楊瀾真的捐了那么多錢么？你能否跟我們透露一下，你到底怎么計算出來呢？

　　胡潤：我們的做法其實和《商業(yè)周刊》、《泰晤士時報》沒什么差別。無非三條途徑：找慈善機構、找企業(yè)家本人、找公開消息，比如財務報表。我們需要做的，便是核查從這三個渠道得到的數(shù)據(jù)。如果說我們有不一樣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我們將具有法律保護效應的承諾數(shù)字也算進去了。

　　比如楊瀾，她把自己所持有陽光媒體投資集團股份的51%承諾捐贈給慈善事業(yè)。目前為止，這51%有法律保護，大概值4.5億元；加上楊瀾以前做的慈善事業(yè)，有1億元左右，所以，加起來，她的慈善款項有5.5億。

　　南都周刊：如果每一個人的捐款數(shù)額都要經過核查，那么，做完一份榜單，你大概要接觸多少位企業(yè)家呢？

　　胡潤：坦率地說，很難分清楚我是為了做慈善榜還是百富榜才去接觸他們的。只能說，我們每天要接觸很多人。有媒體說我們大概接觸了2500人，或許比這還多也不一定呢。

　　當然，不是所有上榜的人，我們都接觸過。比如排名第六的趙漢青，從中國人民大學的官網(wǎng)資料看，他捐了1億元給校方建教學樓，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中國人民大學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聯(lián)系方式，我們一直沒有聯(lián)系上他。但那筆捐款是確定無疑的，我們考慮再三還是把他放在榜上了。

　　南都周刊：看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慈善榜。除此之外，這些企業(yè)家們還有什么樣的反應呢？

　　胡潤：反應倒是蠻有趣的。有些企業(yè)家不配合百富榜，卻很配合慈善榜，比如，李金元、許榮茂；但有些企業(yè)家卻恰恰相反，比如樓忠福。他們?yōu)槭裁床顒e那么大呢？我想，或許是他們信佛教、信道教的緣故吧。

　　中國的慈善大王在哪里？

　　南都周刊：從百富榜和慈善榜的數(shù)據(jù)對比中，也有很多問題耐人尋味。比如，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沒有捐贈？我們怎么做，才能讓慈善者越來越多呢？

　　胡潤：慈善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而是一個三角關系，涉及到企業(yè)、慈善機構和政府三方的責任。對于身在其中的企業(yè)家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應該先把慈善做好，還是先把企業(yè)做好？

　　我們拜訪過的一家企業(yè)，擁有2萬多個員工，每年納稅1億元，他們也在為這個問題困擾。我認為，企業(yè)對社會最大的慈善是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繳稅，做慈善并不是企業(yè)必盡的義務。所以，不需要給他們太多的壓力。不如，慢慢來。

　　南都周刊：中國是否有可能產生像卡耐基那樣的慈善大王呢？

　　胡潤：非常有可能。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是全球首富，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最慷慨的人。在中國，我們不能指望一個窮人把所有的錢捐出去，從而成為卡耐基。要成為卡耐基，必須先把財富累積上去。這一點，我對中國很有信心。

　　南都周刊：除了財富積累，還有沒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

　　胡潤：在中國有一個問題，人們對慈善機構不是那么信任，他們總是擔心這些機構會從中克扣一部分的錢。這些機構真的很年輕，雖然有一些機構歷史悠久，但開始正常運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他們在人才、系統(tǒng)和品牌信任度上，還做得不夠。在這方面，不妨學學國外的經驗——除了構建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環(huán)境之外，企業(yè)捐贈的時候，可能會另外給慈善機構捐一筆錢，以保證它正常運作。

　　另外，讓民間慈善機構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最近，我和德國一位知名企業(yè)家Florian Langenscheidt交談時，他的一句話對我觸動很大。他說，民營慈善機構往往能夠用1塊錢，便能夠完成政府需要花費3塊錢完成的事情。

　　余彭年：20億捐贈并不為多

　　記者 高爽 實習生 劉偉 蘇隨萌 深圳報道

　　20億只是杯水車薪

　　南都周刊：在胡潤慈善榜中排名第一位，高興嗎？

　　余彭年：這個問題也有很多記者問我。得到這個榮譽，我高興，但又感到慚愧，因為我無法根治全中國的白內障病人。這個第一名對我來說非常不重要，海外的、國內的慈善家如果都能超過我，這才是對白內障患者的大好事。

　　南都周刊：我明白，但這個事情通過媒體廣泛傳播，對你來說也是一個榮譽。

　　余彭年：我都八十多歲了，我要名譽來干什么用？只要老百姓記得我說我好，對我就是最大的滿足。

　　南都周刊：這幾天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評論余彭年的名字受到廣泛關注，一個是你排名第一，一個就是你的捐贈額達到20億元，非常驚人。

　　余彭年：在北京也有個外國記者這樣問我，說你捐了20億，數(shù)目很大啦。我說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認為捐贈的數(shù)目不是很大。

　　南都周刊：哦？為什么這樣說？

　　余彭年：國內白內障患者有多少你知道嗎？全國十幾億人，有幾百萬例，很多都集中在貧困地區(qū)，而且現(xiàn)在每年新增長的病人大概是40萬例左右。但我能做多少白內障手術呢？到現(xiàn)在做了還不到十萬例。我說這個數(shù)字是什么意思——我的20億，對全國的白內障患者來說，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濟于事。

　　南都周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如果按照普通人的心態(tài)，20億元這樣一個數(shù)字，也確實是數(shù)目很大。

　　余彭年：我這樣說，如果我有一百億的家產，我也會全部拿出來做這個事情，而且絕對是毫不猶豫！

　　南都周刊：我相信。

　　余彭年：但這也同樣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彭年光明行動

　　南都周刊：大家都很關心一個問題，就是這20億元的捐贈是怎樣的一個構成？

　　余彭年：幾年前我就把自己全部的財產都捐出來了，我的固定資產全部捐贈，包括彭年酒店和在香港的不動產。現(xiàn)在的這20億，主要是我彭年酒店的大樓，彭年現(xiàn)在的市值大概是接近20億吧，再加上沒有賣出產權的寫字樓收租金，按整數(shù)算吧，就算20個億。

　　南都周刊：評估是由胡潤方面完成的？

　　余彭年：他們有一套計算方法，根據(jù)面積和酒店在工商銀行的托管資料，還有營業(yè)收入等等好多項，具體我也不是很清楚。

　　南都周刊：你的其他不動產暫時沒有計算進去？

　　余彭年：對，香港和大亞灣的不動產沒有計算進去，等我在香港的酒店蓋好了，也會捐出來。這么多錢，我留著干什么？沒有留的必要。這話幾年前我就說過了。

　　南都周刊：從2003年年底啟動的“彭年光明行動”，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的啟動儀式上你曾經承諾，用五年的時間，走全國的九個省和自治區(qū)，救治十五到二十萬例白內障患者。現(xiàn)在剛剛兩年多的時間，好像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shù)字了吧？

　　余彭年：救治的數(shù)量沒超過，到現(xiàn)在做了十萬例吧，但醫(yī)療隊去過的地方已經遠遠超過了九個省。

　　南都周刊：今年大概有幾個省的行程已經確定？

　　余彭年：后天要去江西南昌，下個月去貴州，還有黑龍江，確定要做一萬例。

　　南都周刊：你有沒有計劃，比如說這個事情要做多長時間？要讓多少患者解除痛苦？

　　余彭年：這個肯定是長期做，我沒辦法跟你保證我會做多長時間做多少病例。我只能說，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嚴介和：我沒必要上這個榜

　　記者 蘇嶺 廣州報道

　　打造中產是更好的慈善

　　南都周刊：你最近一次捐款在什么時候？

　　嚴介和：我個人最近沒有捐款，因為我不管具體事務，太平洋下面的子公司和孫公司有捐款。

　　南都周刊：你是去年胡潤百富榜躥升至第二位的黑馬，但在今年的胡潤慈善榜中卻沒有名字，為什么？

　　嚴介和：這兩個榜我都不看重，因為都沒有什么權威性。百富榜不準確，慈善榜也是如此。比如有的人做慈善搞得很大，但他不愿意留名，留名容易搞得麻煩，畢竟社會上各種心理都有。

　　以后太平洋基本上所有的榜都不會上。太平洋和我個人的社會責任都是很強的，但都沒必要去上這個榜。太平洋已經有相當?shù)闹�名度，不需要打造什么美譽度。

　　南都周刊：去年有報道稱你正考慮把太平洋系的75%股權陸續(xù)贈送給管理層，已經實施了嗎？為什么這些不用來捐助慈善事業(yè)呢？

　　嚴介和：這個計劃正在著手實施，我認為這是更好的慈善。

　　讓中產階層唱主角，這是我們國家的目標。只有中產階級越來越多，社會貧窮階層才會越來越少。我是直接扶持到有增長潛力的人，讓他們有能力在將來回報社會，這種回報的面會更寬廣，量更大，作用更明顯。

　　直接捐贈的話，對整個社會而言，相當于杯水車薪，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培育中產階層，是我的一個探索。

　　企業(yè)回報社會要量力而行

　　南都周刊：富人是不是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嚴介和：真正的企業(yè)家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否則不能稱其為企業(yè)家。

　　現(xiàn)在企業(yè)家、實業(yè)家和資本家通常統(tǒng)稱為企業(yè)家，但真正以社會為本位的企業(yè)家不超過5%，35%是實業(yè)家，60%是資本家。企業(yè)家是圍繞社會運轉的，實業(yè)家是圍繞企業(yè)運轉的，資本家是圍繞鈔票運轉的。資本家除了賺錢還是賺錢，賺錢的做，不賺錢的不做；賺大錢的先做，賺小錢的后做。他的思維就那么直白，除了鈔票還是鈔票。實業(yè)家有利于企業(yè)的才做。企業(yè)家是社會認可的事情才做，個人的效益和企業(yè)的效益建立在社會利益的基礎上。

　　南都周刊：現(xiàn)在中國的企業(yè)家是否擔當了社會責任？

　　嚴介和：確實。中國的企業(yè)家都有愛國熱情，當資本的積累完成后，他會做一些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事情。不過，我認為民營企業(yè)回饋社會既要有感性，也要有理性，不能光有感性神往，而無理性的回歸。回報社會與危難之中救人不同，應該力所能及，不能影響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

　　南都周刊：有的民營企業(yè)擔心捐贈會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影響，所以不去捐贈，你是否有這樣的顧慮？

　　嚴介和：我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我們企業(yè)大了，找得到我的人很少，信息對稱不上。公司規(guī)模大，法人治理比較完善，各種分支機構比較多，求助者直接跟我對接的比較少，一般下面的部門就處理妥當了。

　　中國社科院專家葛道順：應該鼓勵普遍捐贈

　　記者 陳建利 北京報道

　　質疑富人捐贈是全球現(xiàn)象

　　南都周刊：胡潤發(fā)布2006年中國慈善榜后，一方面網(wǎng)民和媒體在指責中國的富人“為富不仁”；另一方面卻對排在第二位的楊瀾的捐款數(shù)額表示懷疑，為什么會這樣？

　　葛道順：個人和企業(yè)的捐款的動機和目的是豐富多彩的，有完全純公益的，就是為了行善。但客觀上不排除有功利性質的，比如獲得個人聲譽和企業(yè)的美譽度，提高企業(yè)員工的歸屬感，增加品牌的社會認可等。每一個捐贈行為實際上就是這種他利和自利的不同組合，很容易引起質疑。對富人的捐款目的質疑在全球也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這很正常。

　　南都周刊：但中國有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呢？

　　葛道順：一方面，我們對慈善的定位出現(xiàn)一些問題，社會對慈善作用的預期太高了。慈善雖有“第三次”分配之稱，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調整收入分配應該以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為主。

　　還有一個比較對象問題。媒體喜歡拿中國和美國相比，而不管中國和美國有沒有可比性。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慈善機構掌握的財富相當于GDP的近10%。而我國的經濟與社會運作方式與韓國、日本以及歐洲大陸國家相類似，捐款水平相差不大，我們發(fā)展慈善事業(yè)應該更多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

　　南都周刊：一些企業(yè)主也反映，他們怕被別人指責出風頭，或者怕惹麻煩而不敢捐，或者偷偷地捐。

　　葛道順：我們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一個企業(yè)捐款見報后，兩個月內別想得到安靜。首先是工商稅務回來查賬，是不是偷稅漏稅了？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門、各種慈善機構的勸募接踵而至，媒體、困難對象等也會隨之而來。總之，捐一次款，麻煩事一大堆。

　　另外一個現(xiàn)實是，對企業(yè)財產的保護沒有對公民和家庭財產的保護明確有力。企業(yè)財產的形成有一定的社會性，原始資源的獲取和財富的分配等都不一定絕對公正的，甚至不一定絕對合法的，所以，公眾眼里，一些民營企業(yè)的私有性并不是很純粹，在這種情況下，把企業(yè)的財產拿出來“晾”，風險非常大，尤其是財產審查這關。

　　要倡導“眾人拾柴”

　　南都周刊：在本次胡潤排行榜中排在前十位的富豪，有八位是通過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來運作善款的，他們?yōu)槭裁床恢苯泳杞o國家的慈善機構？

　　葛道順：捐款并不是捐出去就OK了，沒有一個暢通的捐款機制，捐款者對捐贈過程和效果不能把握，看不到捐獻的價值，或者捐獻不方便，都會反過來影響并決定其是否捐獻。

　　我國的慈善中介機構，大部分是官辦的，發(fā)育程度不高，公信力不足，善款的籌集和執(zhí)行職能合一，其善款的使用也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和反饋，這些都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我們不少慈善機構的負責人在公眾場合，很少感謝捐款者，一發(fā)言往往就是居高臨下，抱怨公眾和企業(yè)缺乏善心，或者指責國家的捐款免稅政策。這樣的一種形象，怎么能獲得公眾認可和信任，為其機構募集到資金？

　　南都周刊：無論是在日韓還是在美國，在慈善捐款上，普通人的捐助數(shù)額往往占很大比例，基本上都在70%以上，而我國普通人群的捐款在捐款總額中占的比例非常低。但北京一家媒體做的調查表面，中國普通人有回報社會意愿的達到90%以上，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

　　葛道順：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有善心的，只是看有沒有實現(xiàn)善心的條件。普通人的捐贈因素更多的是方便性。如果捐款數(shù)額不大，而又很麻煩，一般人的選擇會是放棄捐款。

　　南都周刊：怎么擺脫這些困境？

　　葛道順：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引導少數(shù)企業(yè)和個人的大額捐贈，而應該鼓勵大多數(shù)人、大多數(shù)企業(yè)普遍捐贈，在保持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上，鼓勵企業(yè)適當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參與捐贈，形成一個“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方炎松(廣東省慈善總會秘書長)

　　捐贈問題比較復雜，牽涉到很多方面。第一是國人包括企業(yè)的財富承受與西方有差距；第二我國慈善事業(yè)開展歷史比較短，才10多年，機構運作還不像國外那樣有法律規(guī)范，使捐贈者有疑慮；第三是我國整體上的慈善文化、理念不夠發(fā)達，還沒有形成比較大的慈善氣氛，因此導致我國慈善捐贈的規(guī)模不大，數(shù)量比較少。

　　目前我國的慈善機構數(shù)量不多，民間捐贈不活躍，造成資源與需求極不成比例。我們慈善總會目前沒有重大疾病的求助資金，但重大疾病需求很大。全國白血病的患者大約有380萬，光干細胞的移植費用就達1萬億人民幣，顯然不是哪一個機構能夠解決。

　　2004年，經國家稅務總局批準，向廣東省慈善總會捐款的企業(yè)和個人可以獲得稅前全額扣除。除我們之外，全國另外有五家國家級的慈善機構有此權利。我們做過一些宣傳，但力度還不太夠。慈善榜的推出對國內的慈善事業(yè)會有推動作用。

　　我個人去年捐了好幾次錢，有幾千塊，比如海嘯、省里六七月份水災等。

　　阿來(知名作家)：

　　我最近沒有捐過款。一個人做慈善多是因為覺得社會和各方面幫助過他，懷著感恩之心，當有能力的時候就去幫助別人。這個前提是社會要對他有恩。

　　中國的商人可能有兩類：一種是通過不太正常手段發(fā)財?shù)模�其財富不能見光；另一種是通過正常手段發(fā)財?shù)模�但越是通過正常手段，可能付出越艱辛。我自己曾經從事商業(yè)方面的工作，而且是幫國家做，當時感覺心力交瘁，沒人來幫扶，越通過正當途徑，越是這樣。

　　慈善機構的管理也有問題。現(xiàn)在不管國有的還是民間的慈善機構都不夠透明，監(jiān)控不力。我本來想捐給看不起病的人，但錢最終去哪兒，我不知道。這樣，誰還愿意捐？現(xiàn)在有余力的人很多，但連納稅人的錢流向都不可知，民間的機構大家更感到不可測和不可控。

　　潘蘇靜(廣州全職太太)

　　我現(xiàn)在捐助了貴州凱里的兩個孩子就學，每學期出兩個孩子的學雜費，自己能夠控制，知道錢到哪里去了。我對慈善機構的捐款沒什么熱情。國內的捐贈機制不夠公開和透明，如果把錢捐給中華慈善總會，不知這錢到底去了哪里？用到哪里？合理與否？只知道捐錢的渠道，不知道運作的方式。

　　李新平(深圳某私營企業(yè)主)

　　我多是捐款給老家，比如去年、前年家鄉(xiāng)修路和學校建樓，電話打來，我捐了幾萬。這只是力所能及。如果捐款跟稅務掛鉤最好，這樣我寧愿多捐一點，用于慈善比單純納稅更有意義。

　　禹劍(上海某咨詢機構合伙人)

　　名人與社會責任沒有百分百的關聯(lián)。只要他是通過正常途徑獲取的財富，他愛怎么使用是他自己的權利，只要不違法就不能苛求。國家的責任創(chuàng)造一種捐贈的氛圍，到時，無論出于何種動機，大家都會有動力去做。

　　我在今年三月份參加了一個小規(guī)模捐贈，是一個北大畢業(yè)支教的老師發(fā)起的，要募集3000元用于10多個學生的高考報名費和其間的生活費，每人限捐100塊，此活動只在有限圈子內開放，第三天就募夠所需資金。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