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裕彤：我的希望是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華商韜略》訪談文稿選登：

　　他是身價數百億，排列香港富豪第一梯隊的超級富豪，他毫無富豪架子，常常讓人有眼不識泰山，以為他是一最最普通的百姓。他說：“我們又不是沒有窮過？我又不是一出生便是有錢人。”

　　他從掃地、抹臺開始，一步步發展壯大，成為享譽世界的“珠寶大王”、“地產巨子”、“酒店大亨”，并被數間高等學府授予博士學位。

　　他常常笑自己的好友李嘉誠先生“已經70多歲人了，你累不累？”但笑完之后，他自己卻也一直在忙個不停。

　　我的希望是，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訪香港周大福珠寶及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博士

　　《華商韜略》編輯委員會 /文

　　鄭裕彤不僅是在內地投資最多的香港財團領袖，也是香港最熱心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財團領袖之一，為香港和內地經濟與社會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是公認的杰出愛國實業家，但他自己卻對此十分低調，說：“我基本上還是一個愛國的人”。

　　金鋪雜工成為珠寶大王

　　鄭裕彤1925 年 8 月 27 日生于廣東省順德的一個貧寒家庭，13 歲時，因為日本侵略軍進犯廣州、香港，為了逃避戰亂，剛剛念到初中的他被迫輟學，只身去到了相對平靜的澳門，獨立謀求生計：“那時候日本人剛剛占領香港，我從家鄉順德到澳門去，家里有五個兄弟，我是長子，時常連米飯都沒得吃，只能吃稀飯和雜糧。”

　　對于鄭裕彤在澳門的第一份工作，很多媒體報道說他是首先在一家金鋪里做學徒。他自己和嚴肅的證實說：“誤傳啦，這一直都是很多人的一個誤會，事實上不對。”

　　事實上，鄭裕彤剛到澳門時不是當學徒。“學徒是打金器，學習怎么做黃金。我是掃地，抹臺，抽空出去學習人家怎么樣做生意。”他身邊的部屬為他補充說：“老板說自己不是學徒，意思是他剛到澳門時，做的工作，連學徒都不如。”

　　鄭裕彤當時所在的金鋪，就是現在已成為著名珠寶品牌的周大福珠寶公司的前身——澳門周大福金鋪。周大福金鋪的老板周至元，曾在廣州綢緞莊做過伙計，和鄭裕彤一家是患難之交，情同手足。周至元和鄭裕彤的父親在一起的時候，二人的妻子同時有喜，于是 “指腹為婚”約定了親家。后來，周家生了女兒，鄭家生了男兒，恰好成了天生一對。鄭家的男孩就是鄭裕彤，周家的女兒就是后來果真成了鄭裕彤太太的周翠英。

　　不過，鄭裕彤當時并不知道之間的故事，因為擔心兒子以“郎婿”自居，不求上進，父母和周家一致約定沒有告訴他這件事。

　　所以，在鄭裕彤眼里，周至元當時只是一個好心收留自己的老板而已，他只有乖乖的從掃地，抹臺做起，而且做得勤勤懇懇。

　　對于很多傳媒曾報道說他只用了不到3年時間，就從一個學徒成為了店鋪掌柜的情況。他也作了更正：“這又是一種誤傳，我當時做了差不多4年的時間。”他補充說：“我是在日本占領香港前到澳門去的，日本人投降的時候，我已經結婚了，結婚后一年左右，才從澳門到香港開始自主經營生意。日本占領香港的時間是3年零8個月，所以應該是4年多的時間。”

　　1946年，鄭裕彤從澳門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了周大福分號，并全權負責店內的經營事務。跟很多掌柜不同的是，鄭掌柜顯得有些“不務正業”，常常只在店里呆5個小時，就跑到外面去了。

　　他說：“在澳門時我就已經養成這個習慣，喜歡到外面去了解生意。我只在店里5個小時，絕不是偷懶，不在店里面的時間，我是去看其他的店了，看他們在怎么樣經營，當時老板也認為我在偷懶，絕對不是。我是去看別的店，做得好的，我要去看，看人家為什么會成功，成功的因素的哪里？做得不好的，我也要去看，看人家為什么會做不好，我要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去學習。”

　　這種凡事愛找原因，愛思考、而且善于總結和學習的習慣，讓鄭裕彤常常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1955年，他率先預見到珠寶業的發展前景，開始由單純的黃金轉向兼營珠寶生意。

　　“黃金和珠寶基本上是同一個行業，如果光做黃金不做珠寶，發展的前景就比較小，我剛到香港的時候，香港的經濟情況不好，到處還是破破舊舊的，就像我們新世界參與舊城改造之前的北京崇文區。1950年后，香港慢慢開始繁榮起來，我感覺到珠寶一定會有市場。”

　　與此同時，周大福的老股東也把自己全部股份轉讓給了鄭裕彤，已成岳父的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股份，把經營權全部交給了他，讓他徹底擔負起了獨立經營周大福的重任。

　　一場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也隨即開始。

　　當時的香港，金鋪比比皆是，競爭十分激烈。那時，黃金成色一律為99金，鄭裕彤負責全權經營后，立即大膽投資，首創了9999金，開創出金飾制造的新工藝，同時也領導了消費領域的新潮流，讓周大福成為了高品質的象征。

　　他回憶說：“周大福一開始是賣99金的。但當時市場上很多商家把94、95的黃金都當成99金來賣，這種情況下，買家對真正99金的信心也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提出，我們不要做99金了，要做9999金，跟他們拉開距離。大家都反對我，說99金已經很強了，還做什么9999呢，如果做9999，一年會少賺很多的錢。我很有信心的告訴大家，先做一年看看。結果，不到3個月，成績就很明顯了。那時，有很多人把買來的黃金拿去押店(典當)，香港有很多當鋪，你把黃金拿去抵押，他就可以給你錢。抵押的人把其他金鋪的黃金拿去，當鋪一般給270或280，但周大福的黃金在當鋪可以拿到300塊。因為當鋪老板都知道周大福的黃金是9999，所以價錢就高。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根本就不用我們打廣告的。”

　　9999金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后，吸引了大量顧客紛紛前來，為周大福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1960年，已將周大福金鋪更名為周大福珠寶行的鄭裕彤又從企業內部構架上再次改革，將周大福珠寶行改成香港金飾珠寶業最早的有限公司機構——“周大福有限公司”，并將部分股份派分給優秀職員。同時，還率先改叫“分行掌管”為“經理”；改“帳房”為“財務人員”，一切都按現代化企業去管理和規范。

　　改革的效果也很快顯現出來：“1960年成立有限公司，一年可以掙200多萬，那時200多萬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2個億了，全是我自己的。掙錢多了嘛，讓想到要員工有份。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要考慮怎么樣集中大家的力量來做好公司。員工有了股份以后，工作熱情高，對公司很忠心，就能以集體的力量來做一件事。有限公司成立兩年以后，公司一年竟然可以掙到500萬，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公司的業績一倍一倍的翻，我掙了錢，也一年接一年的給員工分，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很多員工在周大福做了60年，不少最開始的員工到今天還跟我在一起，永遠不會離開。”

　　讓員工好，自己好，大家都好，是鄭裕彤做生意的一個原則。

　　而改 “分行掌管”為“經理”；改“帳房”為“財務人員”則顯出鄭裕彤作為一個生意人的精明來。他說：“你叫他掌柜還是經理，是不用花錢的。他喜歡叫經理，你就改為經理，這樣他很開心，大家也都開心。不花錢又能讓大家開心的事情，當然值得做啦。”

　　就在采訪鄭裕彤期間，內地一本財經雜志正好推出一組叫“學會讓名”的專題報道。其核心思想是說，從現在開始，企業家在管理員工時，除了金錢、物質、股權等激勵手段之外，還必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要學會讓名給員工。做這組報道的人，可能不知道，在他們發現這個問題的40年多前，鄭裕彤就已經成功的破解了這個難題。

　　從單純的黃金拓展到珠寶經營后，鄭裕彤十分關注國際珠寶飾品的發展趨勢。在發現許多極有身份的西方女士，都喜歡佩戴鉆石飾品而不是黃金飾品的情況后，他開始把目光轉向鉆石業。

　　但鉆石卻不是一個容易做的生意。鉆石的主要來源地南非對鉆石的出口采取的是牌照配額制度，按照規定，必須是持有“戴比爾斯”牌照(現稱國際鉆石商貿公司)的交易商，方可批購鉆石，而且取得這種鉆石牌照非常艱難。當時全世界僅有 125 張這種牌照，整個香港也只有號稱“鉆石大王”的廖桂昌一家擁有這種牌照，因為困難，很多希望做鉆石的批鐘表商都不得不放棄了目標，一些業內人士干脆形容：“要從戴比爾斯購到鉆石，簡直比從天上摘星星還難”。

　　鄭裕彤沒被嚇退，他不但使周大福順利擁有了“戴比爾斯”牌照，更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成為香港最大的鉆石進口商，每年的鉆石入口量約占全港的30%。他是怎么辦到呢？

　　“我當時在香港認識了一個在南非做鉆石的廠家，他有8到10個經營鉆石的牌照。我和他的關系很好，于是他就供應鉆石給我，很快就在香港打開市場。我同這個朋友做生意10多年，后來他年紀大了，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想把廠賣掉，我就順理成章的把它買下來了。這個廠家是南非最大的一個鉆石廠，買下他的牌照和生意以后，我們自然也就成了南非最大的鉆石廠家了。我開始是不懂得怎么去打磨鉆石的，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我全懂了。” 鄭裕彤回憶說。

　　購買下南非的廠家后，周大福在香港珠寶界迅速崛起。“至今，周大福在南非有差不多500個工人，在中國內地有1000多工人，這個數字還僅僅只是打磨鉆石的。如果包括制作其他飾品的員工在內，周大福有4000多人的巨大規模。而且都是做加工、制造和設計的，不包括管理、銷售等等其他人員在內。每年生產首飾超過 250 萬件。”談到珠寶事業，鄭裕彤總是滿臉的喜悅。

　　對于珠寶，鄭裕彤不但是用智慧在經營，用勤勞在經營，更是用心在經營。他不但對做珠寶生意極有興致，對珠寶本身也是愛得深切。即使在產業拓展到更多的領域之后，他最關心的依然還是珠寶業。而且這種關心遠遠超出了賺錢或物質的范疇，更成為了他內心世界一種美好的情結和精神寄托。周大福在他的悉心照料之下，不斷的創新設計和制作工藝，改進和完善服務，得到了越來越多消費者的青睞。

　　90年代初，周大福推出以成本加上合理利潤制定的“一口價”，不但大受歡迎，而且還成為“貨真價實”的另一代名詞。內地市場發展起來后，周大福于1998在北京建國門貴友商場開設了第一間專營店。2001年，針對新興的市場，鄭裕彤又成立ctf 2周大福年青新一代，并在香港九龍灣德福商場開設了第一間分店。

　　通過這樣持續不斷的創新經營，周大福成為了香港及中國內地最著名的珠寶首飾品牌，并在東南亞市場享有聲譽。2005年，周大福在《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評估報告中獲評為第58位中國最具價值品牌，成為前200位的唯一珠寶品牌，評估品牌價值為 82.75 億元人民幣。2005 “周大福”商標被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進一步確立其主導品牌的地位。于此同時，其在內地的分行也超過300家之巨。

　　周大福也發展成為一個擁兩家專業公司(以專注投資業務為主的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和以經營周大福品牌鉆石金飾生意的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的集團企業，總資產值超過 50 億美元，經營業務遍布全世界，共雇用員工約8 萬人。其中，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在香港及國內的珠寶首飾行業里，每年銷售額均是市場第一位。

　　在珠寶業所取得的成績，不但為鄭裕彤積累了億萬財富，為他進入地產、酒店等多元業務經營打下了基礎，也讓鄭裕彤引導了香港整個珠寶業挑戰傳統，尋求嶄新發展的一場空前革命，為香港珠寶業今日之繁榮景象作出了巨大貢獻。

　　變身世界商界巨擘

　　在珠寶業做得如火如荼之時，鄭裕彤看準了新的機會：地產。雖然早在1957年就涉足地產生意，投資建設了跑馬場的藍塘別墅、香港大廈，60年代中后期，香港動亂、地價低迷時，也收購過一批地產，但鄭裕彤真正在地產業出人頭地還是從1970年開始的。

　　1970年，鄭裕彤成立了新世界發展公司，并于1972年在港交所上市。之后，他將一片凄涼的碼頭舊地開發成了擁有兩家豪華酒店(新世界、麗晶)、幾十萬英尺面積購物中心、數千個商業單位、辦公樓和豪華住宅的新世界中心。30多年后，麗晶酒店的營業總額依然高居世界十大酒店之列，新世界中心也仍是尖沙嘴的招牌建筑。

　　同時，鄭裕彤還策劃、完成了“碧瑤灣”高級住宅區。在荒山野嶺之上，建立了一個占地80萬平方英尺規模的宏大住宅工程，興建大小樓宇50幢，而且配套設施齊全，有兒童游樂場、游泳池、網球場等，依山傍海，成為了香港高級住宅區的樣板工程。

　　1985年，新世界發展公司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密切合作，興建了香港展覽中心。該中心成為香港80年代五大建筑之一，名列亞洲同類建筑之最，并成為香港回歸祖國慶典的主要場地。

　　1988年，鄭裕彤又與李嘉誠、李兆基一起合作，開展了一個當時投資就高達20億港元的海外投資計劃，買下加拿大溫哥華世界博覽會舊址，將其發展成一個現代化的太平洋城。

　　談起在地產上的這些大手筆，鄭裕彤說這全是因為他看好了發展的時機：“我看準了一點，60年代以后，外地到香港的人很多，每年都是幾十萬，幾十萬的增加。這么多人，一定需要給他們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很大手筆的把地買下來蓋房。”

　　我曾問他，對于這些項目，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他回答得簡單而又肯定：“沒有。”

　　通過地產賺取到巨大利潤后，鄭裕彤開始領導 “新世界發展”不斷向多元化、跨國型集團企業進軍，將業務范圍推廣至酒店、傳播、電訊、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百貨零售等行業，投資分布除香港及內地各大城市外，還遠至英、美及東南亞等幾十個國家與地區。

　　期間，他還先后成功地接管了擁有十多艘遠洋巨輪的香島船務公司，擁有了大老山隧道27.5%的權益，亞洲貨柜有限公司46.25%的權益以及澳門旅游娛樂15%的權益，并在新加坡合資創辦了新達城投資有限公司，在加拿大收購石油公司，投資興建酒店、商廈，在美國買下華美達酒店。

　　目前，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已成為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擁有超過1200億港幣的市值，在世界各地擁有附屬及聯營公司多達100多家，并在全世界控股或管理了超過100家的豪華酒店。

　　鄭裕彤本人也不斷的出現在世界各大富豪榜的榜單之上，并在全球名列前茅，成為世界著名的超級富豪。

　　鄭裕彤將自己的成功歸功在勤勞和誠信上，并視其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勤勞肯定是要的，但最主要的是待人接物，還有呢，就是要誠實、對人忠誠，不欺騙人。我一直有很多的朋友，我對他們很真誠，他們對我也很真誠，朋友多，可以給自己很多的幫助。”

　　談到對于企業員工的選拔與考核時，鄭裕彤說：“現在對員工的選擇和考核，我已經很少去管，因為有人事部門專門負責。在沒有這么科學制度化的時候，就是看人，看人的品德和能力好不好。跟員工之間，不在于你給他多少錢，關鍵在于你要同他交往，交心，要有一種友好的關系，有一種親切感。員工跟我，是朋友，不是上司跟下屬的關系。錢肯定要付，因為人家要回家吃飯，但有時人家生病了，住醫院，只要我知道，一般我都會去探望他們，慰問他們。”

　　被問及什么地方是自己最喜歡投資的地方時，鄭裕彤回答得十分的坦誠：“能有錢賺的地方我都喜歡。在內地，我們的投資已經進入回收期，但只要有機會，還會繼續做。”

　　從1983年在廣州投資興建全國有名的“中國大酒店”起，鄭裕彤開始大舉到內地投資，并專門成立了新世界地產(中國)有限公司，交由其公子鄭家純負責經營。到2004年時，新世界集團已在內地投資超過450億元港幣，是香港在內地投資最多的財團企業。

　　鄭裕彤在內地地產上的投資，最為人關注就是，他與很多香港地產商有著明顯的不同。多年來，新世界在內地做了很多利潤不高，麻煩不少，難度不小的項目。與武漢市政府合作 “居屋計劃”，在北京崇文區做舊城改造等等，擔負了很多原本是政府應該擔負的責任。

　　對于這些項目的投資，鄭裕彤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希望能為中國的政府和百姓盡到自己的力量。我到武漢的時期，看到部分市民的居住環境很不好，就希望幫武漢市政府把房子蓋起來。香港有一個‘居者有其屋’，相當于內地的經濟實用房。于是，我就在當地建了很多的經濟適用房。北京崇文是另外一個例子，我一家一戶的到小胡同里看老百姓的居住和生活，看到老百姓生活都是很困苦的。這樣的環境，在北京這樣一個大城市的中心，讓人很不舒服。對于這些投資，我們從來沒有希望能賺多少錢，但花錢投資總是要有代價，所以，只要把利息收回來，能幫助國家，幫助老百姓，我就滿足了。我認為自己基本上還是一個愛國的人。如果有人看過崇文區以前的舊照片，就會知道我們的努力和成果，現在的崇文區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這里面，新世界做了好多的事情。比如說崇外大街是我們開寬的，水、電力管道也都是我們完成的，這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工程之一。”

　　奉獻社會 目標永遠無止境

　　談到崇文，鄭裕彤說：“7月份到崇文區參觀了一個學校。小學生在那里唱歌跳舞，歡迎鄭爺爺，很開心。他們開心，我就更開心了。”說到“他們開心，我就更開心了”時，80高齡的鄭裕彤笑得滿臉的慈祥和天真。他身邊的同事，對此則有更多的體會。“老板這種開心是發自內心的，每次我們說到這些，他都笑得好開心，好滿足。”

　　鄭裕彤歷來以貢獻社會為人生目標，他說：“掙了錢，總要做一點事，盡上自己的責任。比如在順德，那里是我的家鄉，我同我的同鄉李兆基先生，就一起在那邊作了很多的慈善事業。另外呢，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在慈善的安排上，我比較注重的是教育和醫療。”

　　從1980年開始，鄭裕彤便不斷的大量捐贈款項給家鄉順德以及內地的教育和醫療事業。以先父名義設立“紀念鄭敬詒獎學金”；捐贈1000萬給廣州科技進步基金會；捐贈1400萬在廣州醫科大學設立“鄭裕彤博士國際眼科培訓中心”；捐贈8000萬興建順德“鄭裕彤”中學；捐贈1000萬給香港理工大學；捐贈3000萬給香港中文大學；捐贈1000萬人民幣給“清華大學和香港大學醫學院2002-2005年間合作項目”；在美國三藩市設立獎學金計劃，與衛生部合作在內地選拔在職醫生前往學習等等，數年來，鄭裕彤單在教育和醫療的捐贈上就已超過3億人民幣之巨。

　　但他還認為自己做得不夠，無不遺憾的說：“我每年在國內挑選30到50個左右醫生去美國三藩市學習進修，但不少醫生去了以后，就不再回來了。我的目的是要為中國培養醫科人才，不是為美國培養醫科人才，我捐款的條件是在兩年學成后必須返回中國，為中國人民服務，做不到這點，我便不捐，但還是有人去了不回來。”

　　為此，鄭裕彤曾于1989年9月，專程去三藩市會見由自己資助的中國醫生，希望勸他們回國。“我們談了四小時，他們居然要求我為中國當局寫信，準許他們的家人與他們共同在美國生活，我則堅持拒絕，結果弄得十分不愉快，我感到很失望。”

　　現在，鄭裕彤已經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1997年，他結束了在三藩的計劃，選擇在香港大學醫學院設立了同等性質的助學安排。他說：“那時香港已回歸到中國了，學成之后，不回也不行了。”

　　除捐款支持社會公益，鄭裕彤還歷任香港地產商會副會長、香港工商專業聯會顧問、香港公益金名譽副會長、香港科技促進會名譽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國務院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工商聯名譽副主席, 北京市市長顧問、 武漢市市政府顧問、湖北省人民政府高級經濟顧問以及不丹王國駐香港及澳門名譽領事等社會職務。在繁忙的商務里抽出時間，為社會及民眾福祉貢獻智慧和力量。

　　他超卓的事業成就和奉獻精神也得到了社會的高度贊揚。鄭裕彤先后獲得澳門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榮譽法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榮譽教授等榮譽褒獎；并被馬來西亞雪蘭莪蘇丹頒授拿督勛銜。1994年，又獲英國圣約翰會頒授金章，2001年還獲得法國總統授予法國最高榮譽勛銜——騎士勛銜。同時，他也是內地廣州市、順德市、佛山市、南京市、武漢市及北京市的榮譽市民。而在其一生中，所獲得的企業家獎就更是數不勝數。

　　如今已80高齡的鄭裕彤仍堅持天天上班，其生活也不是想象中超級富豪的那般享受或豪華。“下班以后回家看看電視，現在晚上的應酬已經不多了。”鄭裕彤作風簡樸，沒有富豪的架子，也不像很多大企業家那樣，善于高談闊論。即使在香港，也時常一不小心就被當成一個最最普通的百姓。1998年1月香港百富勤證券倒閉的時候，無數記者跑到百富勤位于鄭裕彤旗下的新世界大廈訪問因此而遭受損失的公司客戶，時逢鄭裕彤下班準備離開新世界，一名記者見到他，以為找到了受害者，就把話筒遞了過去：“阿伯，你存了多少股票在百富勤呀？損失多少呀？”本身就在證券業有投資，并且擔任大福證券董事長的鄭裕彤被弄得一頭霧水，但還是很認真的回答了問題：“沒有呀！我沒有存股票在百富勤呀！”

　　而且鄭裕彤活得很率真，什么事情都是直來直去，沒有做作，也不講究什么隱私。“我對傳媒有關我的報道也不緊張，你拍到我和年輕少女一起的照片又怎樣？我上娛樂版頭條又怎樣？”

　　鄭裕彤說：“做人為什么要有架子？你叫我和你去吃云吞面便吃云吞面，去吃大排檔便吃大排檔，為何要約束自己？我們又不是沒有窮過？我又不是一出生便是有錢人。”而且，他對所謂的排場也很不喜歡。“例如我住酒店，大家就不要老跟著我，這樣也叫我不自在。”

　　當我問他：“您自己還勸李嘉誠先生要注意休息，讓他別這么忙了，還圖個什么？您自己為什么還要這么忙？”時，鄭裕彤十分認真的說：“我沒有李嘉誠那么忙。他早上是8點多一點就上班，我是11點，差很遠。我們兩個喜歡打高爾夫球，但我現在就不大喜歡和他打，因為他早上6時就要開始，我還未起床哩！我現在上班，在辦公室，基本上也不用做什么事，人在那就行，有什么人找我，我能在。他是整天世界各地跑來跑去，不停。”

　　其實，說自己不像李嘉誠那樣忙不停的鄭裕彤，自己又何嘗不忙過。單就拜訪他前后幾天媒體的報道，就足以說明他依然還是一個大忙人：2005年9月6日，媒體報道說：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申請了中石油11.7億港元的股票。9月7日媒體報道說：恒生兩位重量級人物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柯清輝和董事鄭裕彤現身北京，為恒生銀行開業剪彩。9月9日媒體報道說：昨天，香港珠寶和地產巨頭鄭裕彤出現在北京，為他在北京的第一家法拉利展廳剪彩。法拉利北京展廳的開業，是這位香港富豪全面進入內地奢侈車市場的開始……

　　對于自己企業王國的未來安排，鄭裕彤說：“新世界已經不由我來管具體的事情，具體你要我說，希望我們走哪條路，我現在還沒有想過。但是我希望新世界的每一個員工都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公司能發展得越來越大，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