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富嚴介和：怎一個浮字了得

    文/劉志明

　　先是那個浮躁的胡潤富人榜，在這個剛剛解決13億人溫飽的國度里，將一個個富豪戴上高帽子，然后抖落了一地雞毛；接下來是浮躁的媒體，把鏡頭、網頁、版面等在視聽上充斥，賺足眼球留下飯后的談資；最后是主角或遲到，或早退，或閃回，或撂倒地掙扎在別有用心編織的陷阱中……

　　浮，就一個字——竟然是最需要理性、最需要穩重和最需要沉淀的企業家一不小心就撞上的鬼；浮，就一個字——在帶給受眾、看客和當事人根本就沒有絲毫好處的同時，卻成為本土最為壯觀的人文景觀之一！

　　“人們啊，我愛你們，可是要警惕！”耳畔響起的這句名言，卻是一位烈士就義前的呼吁，拿來給嚴介和這檔子事兒作解，想必貼切。

　　優秀的商人永遠是低調的

　　嚴介和，曾經是低調的。一個區區15億資產的但在百富榜上也有名的老板，沒有理由唱高調，盡管他想。

　　而當他以1年內增加資產110億并“讓”出“狀元”而屈尊“榜眼”之后，在中國這樣一個還是缺少財富大神話的國度里，即使他想低調，他能低得下來嗎？

　　當嚴介和高調唱出商人無所謂“原罪”的詠嘆時，人們質疑：他是在給自己開脫，還是在給商人作為集合概念進行申辯？這位語文教員出身的商人其實是忘記了經濟學上的一個最簡單的理論——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因為交換的社會性而使得商業和商業的本體即商人本身，永遠都要受到社會道德和倫理的最直接的和最嚴格的審視。

　　于是，嚴介和發家之謎、增長之謎、財富之謎等等遂成為社會上最敏感神經之一的媒體的集體無意識關注。而來自嚴介和的底氣，先是“紀委沒查過”；再是“經得起”；最后是讓所有人放馬過來，嚴介和的錢來得“很陽光”。

　　商人嚴介和，與商人的優秀還有多大的距離？

　　2000年，當秘書通知沃爾瑪總裁羅伯特說沃爾瑪已經被評為世界首富的時候，這位真正優秀企業的優秀商人朝秘書點了點頭，然后又低下頭來干他的活兒去了。

　　是沃爾瑪的創始人莎姆·沃爾頓，不僅為這家企業創立了無可比擬的贏利模式，而且奠定優秀商人的真正情懷——永遠坐飛機的末等倉，即使成為億萬富翁后也仍然去街角的小理發店理發，開小貨車上路，甚至不去照一張為媒體采訪的照片。

　　有人說，嚴介和是一位百億富翁至今還住著按揭房的本土商人，應該是低調的作為。而這和世界上那些了不起的優秀的商人實屬天壤。

　　第一，商人不是政治家。盡管他們也有氣魄，有雄心，有信念，但是，他們沒有政治家的地位和屬性。各吹各的調，各打各的鼓，井水和河水挨不上。否則就是不務正業，不諳世事。

　　第二，商人就是商人。李嘉誠是怎樣對待政治的？比爾·蓋茨是怎樣做司法公關的？史玉柱是怎樣被一紙小報披露了資金黑洞而使巨人集團頃刻坍塌的？而我們一個剛剛可能要優秀起來的嚴氏卻語驚四座，還口出狂言。這是兩重境界，絕不是一回事。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叫做優秀的商人有著相似的優秀，不優秀的商人各有各的不優秀。

　　第三，優秀就是優秀。前一段落馬的伊利總裁鄭俊懷平生里的最大動靜，一個是將伊利打造成著名品牌，另一個就是因為侵吞國有財產而被捕入獄。問題的關鍵似乎和高、低調無關，但是，一個在一個早上成為財富榜眼的商人，突然間一反常態、異乎尋常和變本加厲地“放炮”——怎么都阻擋不了人們的另一種猜測：是范進中舉了嗎？

　　在市場上喊聲最響的，他的商品可能是最差的。這句非常經典的話套用在嚴介和身上也許并不恰當。但是，一位優秀的商人，一位優秀的中國商人，最起碼要懂得的是——商人，在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的進化中，如何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而中國商人，在與國際商人并軌的過程中，如何更冷靜更客觀和更真實地面對自己、面對公眾和面對商業(企業)健康發展的本身？這不是一個嚴介和要斟酌的問題，而是一個帶有集合意義的非要由所有優秀起來的人們嚴肅對待的。

　　那個曾被《商界名家》聚焦過的(見2005年6月號《商界名家》，文題《問題黃光裕》)、靠做連鎖家電賣場而排在嚴氏前一位的黃光裕，就是一位連中學也沒有念的“沒文化”的商人，但卻在調門上處理得更加得體。相比之下，是嚴介和“高知”和文人氣質在作怪？越是高知，就越要有知性美。而真正的文人的“狂妄”，卻是和儒雅與莊嚴同步的。一位還沒有被公認為優秀的商人，在堂堂

　　成功的企業家成功在贏利模式上

　　對于嚴介和，最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的、令人心生疑竇和使人如墜霧里的，是他的贏利模式，幾乎沒有人能看懂。

　　于是，對黃光裕、陳天橋、宗慶厚等富豪來說，其發家、發跡和發財的“秘密圖紙”和“路線圖”總能真相大白，讓人看得懂，摸得著。

　　而在嚴介和這里，很難像上述幾個人那樣用一句話來概括出自己企業的贏利模式，而且很可能是越說越糊涂，應了的是一句話：別解釋，越解釋越說不清楚。

　　但嚴介和不甘心。就像過去有錢人家有了喜事要大辦酒席一樣，嚴富豪敞開大門不辭辛勞地接待任何來訪，非要“說清楚”不可，以為只要這樣，才可以曉喻天下，從此不再有什么麻煩。他不僅有向來就具備的語文教員的三寸不爛之舌，還有拍胸脯說話的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的底氣。

　　嚴介和色厲的后面，同樣是內荏——他的贏利模式可能經不起推敲，也許是還顯得有些灰色，最起碼是不成熟！在這里，問題簡單到了這樣的程度——發誓“一生都不做資本玩家”的嚴介和，他發家、發跡和發財的贏利模式，怎么看上去都像“空手道”。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在網絡時代里，靠資本運營空手套白狼的神話，如今每天都在發生，人們已經是見怪不怪了。但是，或者說是靠發明，靠技術，靠投資，靠炒作，我們這個社會其實已經昌明到了具有巨大的兼容性的時候，發財可以——只要他說得清楚。

　　而人們之所以對嚴介和如此“苛刻”，當然是有人們心底里的一本賬，或者說是人人心頭一桿秤。

　　先來看嚴介和從事的產業——基 礎建設。它是地方政府財政范疇里的一項事業性投入產出行當，一是由于“行規”不健全，二是由于法制不完善，三是由于黑洞太多，導致的問題是這里的貓膩兒太多。

　　隨著國家和地方基礎建設的提速，在這個領域里倒掉的雷峰塔已經不少，但如果就此說那里面沒有陽光，這是不科學和沒有根據的以偏概全，但如果說那里面的人和事都很干凈，也不是唯物論。

　　再來看嚴介和生產的產品。基礎建設產品，無非是道路、公共設施和市政工程等，這種投資大見效慢周期長的項目，連靠地方財政墊底的、有時要靠國家支持的、甚至有的地方要向世界銀行貸款的各級政府都難免要捉襟見肘，而嚴介和憑一己之力就能玩轉，他，是個人才！

　　但是，先是嚴介和的產業鏈并不是鐵板一塊，再是嚴介和的產品線并不是無懈可擊，于是，不用別人怎么去說，也不要急著怎么去反駁，嚴介和拍拍腦袋想一想，他特別要面對的和真正要做的，就是為自己據說是做成百年企業的太平洋集團打造更具核心競爭力的公司贏利模式。

　　這是因為，能否擁有經得起推敲的、拿得出手的和立得起來的新型贏利模式，是發達國家優秀企業的獨門武功，卻是本土企業的最大軟肋。安利，來自于兩個創始人的天才創造，“空手”地獲得了世界性資源；星巴克，來自創始人的眼前一亮，靠“移植”就在全球做到了2萬家；微軟靠科技創新，IBM靠產品創新，李嘉誠也是搞“基建”出身但靠企業升級與時俱進……

　　嚴介和靠什么？靠與政府的關系獲得并持續獲得項目與工程？靠收購如他自己所說根本不賺錢的國有企業？靠他作為文化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在本企業的發揚光大，還是靠他的聰明、機靈和乖巧？

　　說得再明白些，嚴介和通過BT與政府“互相利用”，用一部分錢墊底，然后去滾雪球，既圓了政府的建設夢，又給他嚴介和帶來源源不斷的“可持續利潤”。

　　于是，先是金融機構的人能看出這步棋有多險，所以，太平洋的貸款當然就如嚴介和所說“很少”；再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大城市的政府不和嚴介和合作，因為那些大城市的項目不可能與嚴介和搭壟；最后是幾乎所有人的心底里都會冒出一個問號：一個最容易滋生腐敗的溫床(政企合作)上，倒掉的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政要們尚且比比皆是，嚴介和第一能撐多久？第二能干多大？第三還能多神？

　　金融危機、資金鏈斷裂、工程質量管理、人才戰略、企業發展方向、贏利模式創新，嚴介和真正要面對和思考的，也許并不是人們的懷疑與指責，盡管他在說明與解釋中的表現很不盡如人意。

　　本土老板怎樣畫一條完美的拋物線

　　本土老板，適逢中國改革開放盛世，天上掉下來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老板在本土，突然冒出來倉促間倒下去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

　　而問題發生在哪里呢？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本土老板能否畫出一條完美的拋物線，讓自己“質本潔來還潔去”。

　　2000多年前，孔子以“仁”為核心競爭力，為全人類制定了一條“可持續發展戰略”。不溫不火，不急不躁，不好大喜功，不文過飾非，在務實中務虛，在制衡中平和。而今的國家發展，三步走，就是三步走，就不能三步并做兩步走——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的英明、開明和昌明之處在于那個“全面”——“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高度人權”主張。

　　嚴介和，來自傳統的知識分子家庭，然后是在家庭熏陶下養成了文人特質，后來的下海經商，后來的脫穎而出，據說都是他善于運用傳統文化的作用而走向成功的——和政府“套磁”靠的是儒家學說；收購國企，靠的是道家精髓；玩轉企業集團，靠的是以“仁”(人)為本——嚴介和還要在自己的公司里打造出一批與自己身價接近的富豪。

　　土文化，土辦法，土得掉渣，但管用，且好使。但有多管用？能好使多久呢？

　　當嚴介和也加入到被稱為“國退民進”的聲浪中的時候，當他一手替政府在排憂解難中收購了破產的國企，另一手“換”來政府“貼”給他的具有空前利潤的項目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農民的狡黠而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當嚴介和在10年拼搏中打造出一個看上去“挺嚇人”的企業集團的時候，反而硬是要把自己裝扮成不計名利、不講回報和不在乎金錢的“活雷鋒”，人們仿佛并沒有從中體會出什么高尚來。

　　關于“本土企業為什么長不大?”“本土品牌為什么難進500強?”的爭論一直都被一種形而上學桎梏著——好大喜功的后果,是大而無當的失落；妄自尊大的思維,導致大張旗鼓、大轟大鳴和大起大落的企業行為。它的惡果,可能剛剛顯露出來。

　　像嚴介和這樣的本土老板，滿嘴里的新名詞和滿世界的新作為，好像與那些世界級企業家到了稱兄道弟的“現代化”地步了。但一到實際，傳統農民的那種“現得利兒”、“見利就走”等急功近利的心態，“蘿卜快了不洗泥”等好大喜功的作為，農業生產的粗放經營的特點所導致的種種浮躁、浮夸的商人作風，就統統暴露在燦爛的陽光下——在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透明、越來越強調質量的市場經濟格局里。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的“起義基因”：僅憑一個據說“看好”的技巧，就運籌帷幄，嘯聚山林，在眼花繚亂中先亂了自己的陣營，最后寄希望于臨門一腳——卻不是圍繞著產業健康和社會穩定的真正主體轉，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市場競爭中念真經，拼功夫，而是見異思遷，聞“風”而動，草木皆兵。他們總是習慣于“登高而呼”就“一呼百應”和一蹴而就；稍不如愿，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缺乏商人獨有的韌勁和張力。

　　“中國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說這話的是一個外國老板，時間是1985年。當我們在21世紀里實現企業的更穩定發展時，當我們同時面對來自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產業和產品結構不合理、國際性知名產品“貧牌”等諸多困擾時，特別是我們在企業體制改革已經到了生死時速的境況下，回過頭來體會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是不是找到了這所有問題的癥結了呢？

　　但愿“狂富”不“速死”，希望有更多的本土企業家出線，渴望世界級企業家降臨本土。但是，這里面最關鍵的，一是修行，二是修養，三是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