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只討論真假不討論好壞

　　承認人有弱點，而且承認人的弱點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這樣的立論起點，給西方文化對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把個人和社會，放在一個不斷反省的氛圍中。新聞業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林達

　　提起新聞業，大概沒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總是會有一些和新聞業相關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31歲，有了自己的報紙

　　普利策是一個典型的新聞人，或者說是一個天生的冒險者。很多風險投資者都具備這樣的性格。我相信這樣的人從精神構造的層面、從器質上就是和常人不一樣的。他們生而在內心涌動著超常的冒險欲望、異乎尋常地追求一個奇異人生。從小，普利策就像一只飛蛾，渴望撲向一團灼烈光亮，哪怕明知這光亮就是一團火，一頭撞上去就會瞬間焚毀，他也會死活不顧，一定要撞上去。

　　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奧地利軍隊，后來又要求加入即將開赴

　　那是1863年，適逢美國南北戰爭進行到最尷尬的時刻。戰爭的規模、傷亡和拖延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了林肯總統的預期和民眾能夠忍耐的程度，聯邦一方的北軍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經行不通，初試抽簽征兵，就在紐約引起大暴亂。于是聯邦政府轉而向歐洲高價招收雇傭兵。一批尋找雇傭兵的二道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應運而生。他們立即撲向歐洲，在大街小巷亂竄，獵取任何一個愿意步上遙遠的美國戰場的對象。1864年底，一個美國兵販子和17歲的普利策相遇，雙方一拍即合。

　　聰明過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來龍去脈。在接近美國的時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搶在兵販子之前趕到紐約，領走了那筆可觀的雇傭兵費用。不到一年，戰爭結束，在這塊完全陌生的新大陸上，謀個飯碗成為普利策的當務之急。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選擇了新聞界。他先進入德語的僑報，隨著英語長進，逐步轉到英語報紙。這真是天賜良機，那是和平時期他能夠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當了。

　　在那個年代的美國，新聞界是另一個廝殺聲不斷的戰場，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們在激烈競爭中，要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轟動新聞。記者們一個個跟偵探一樣在刺探和搶奪新聞，大報主編們的水平高低，天天在隨著報紙的出版揭曉。新聞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就是從一線記者干起的。他當記者，一天工作16個小時，是個拖也拖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這一行正是時候，美國新聞業在蓬蓬勃勃發展中，卻還沒有規范。因此，讀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讀一部美國新聞史。

　　美國報紙一開始是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的。這種傾向不是來自政府的控制，而是來自競爭中的兩黨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國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而報紙也因印刷技術上的原因，價格奇貴，無法普及，活像是精英們的論壇。隨著印刷技術的突破，報紙幾乎隨著美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從精英層走向大眾。南北戰爭中，人們對戰爭新聞的需求，也對新聞業猛推了一把。很快，新聞獨成一業，紅紅火火，上到達官貴人，下到市井小民，誰也離不開報紙了。普利策恰在這個時候，參加了進去。

　　隨著政治黨派的自然產生，報紙也跟著有強烈的黨派性，有此黨的聲音，也有彼黨的聲音，吵得不亦樂乎。有時，一個黨派的新聞還只肯給自己一派的報紙。做記者，瘦弱的普利策是拼命三郎，雖然是共和黨報紙的記者，他卻什么新聞都積極爭取，有一次，他破門而入，竟把阻擋他進入民主黨會場的看門人打翻在地，成功寫出了民主黨秘密會議的新聞報道。

　　假如說，美國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帶來的經驗就一文不值。兩百多年來，這里是一個聯合國。世界各地有各種問題的人，在這里聚到了一起。當時移民來美國的人，多半在家鄉的狀態和少年普利策一樣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樣敢于闖蕩、甚至鋌而走險，卻并非每個人都有普利策的好運氣，可是，兜里沒錢，來了都要吃飯。因此，假如說，美國歷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個犯罪率高、黑幫盛行、盜賊滿地、騙子投機無處不在的地方，實在是一點也不叫人奇怪。移民們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隨身帶了來。而警察體系的成長速度，常常還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來的移民增長速度。

　　社會的黑暗面，也自然會進入政治上層。幸而，依據憲法，美國始終保障了自然發展的新聞界。當時，一個好記者，他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敗。沖鋒陷陣工作、生死不顧的一流記者普利策，因此很快出名。這不算很稀奇。稀奇的是，年方21歲的普利策竟然因這樣的口碑，當選為密蘇里州參議員。大概只有美國這樣人人都是移民、不講資歷的國家，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時候，他離法定的參議員年齡還差了整整4歲。

　　記者和議員的雙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終站在揭露反對腐敗行為的最前端。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個承包商的黑幕，那個有著拳擊運動員身材的承包商，當眾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論打架，普利策細長的身材不可能是他的對手。據說，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槍來，半路告訴別人說，“要出新聞了！”最后，他們先是扭成一團，后來又有槍響，雙方都受了傷。究竟發生了什么，兩人的說辭不同，誰也搞不清楚。幸好沒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會揣著一把槍。

　　美國新聞業的自由經濟特性，給普利策這樣出類拔萃的新聞人，提供了可觀的發展機會。為了留住報紙的靈魂人物，他工作的《郵報》老板，決定給年方25歲的普利策以報紙的一部分股權。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為一個富人。他后來賣掉自己的股份，在31歲的時候，買下了他自己的報紙。

　　39歲，精神失常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報紙。一開始，他對新聞業就頗有自己的反省。在報紙黨派性還很強的時代，他提出自己的報紙要“為民眾服務，不為任何政黨牟利”，報紙“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評者”。身為共和黨人，他宣稱自己的報紙不是“共和黨的喉舌”，而是要“說出事實”，“要摒棄民眾偏見和黨派偏見”。

　　新聞業的社會監督功能，使它似乎頂著一個金色冠冕，讓人覺得，它出生出世，就是領受了神圣使命來到人間，就像是一個天然正確的社會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簡單。新聞業也是一個由人組成、由人在運作的系統。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點。

　　不單單像普利策這樣的新聞從業者是有弱點的，也不單商業運作在推波助瀾。就本質上來說，新聞業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點上的。所以，新聞業才會有這樣的老話，叫做“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人都有好奇、獵奇的心理，人的創造性就來源于此。可是，當這種好奇心失去分寸，大眾心理集合膨脹，也會帶來令人吃驚的負面后果。

　　任何一個新聞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這樣的災難，也就具有越大的“新聞性”。然而，“新聞轟炸”幾天之后，人們的心理會迅速疲勞，再連續報道，民眾就不會再感興趣。因為它不再是“具有新聞性”的“新聞”。面對悲慘的事件，人們確實具備、也總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關懷，可是，人們往往不愿意面對的是，人有與生俱來的弱點，每個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們很少敢問自己，我真的希望天下太平，從此之后，每天打開電視和報紙，里面只有一個微笑甜美的聲音，報出千篇一律的好消息嗎？人有優點和弱點，善和惡，那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其實無法切開這枚硬幣。新聞業是傳達善惡兼備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沒有這點認識，新聞業很難有徹底的反省。

　　新聞從業人員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熱事業心的驅動下，他們可能過度利用大眾心理中的弱點，使得新聞業的弱點和大眾的弱點疊加起來，令新聞業走向歧途。走過頭的報紙，就叫做一張“不負責任”的報紙。

　　盡管普利策開始思考報紙的責任，許多問題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他的報紙此后還是曾被政黨利用，成為他們的喉舌。雖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時代，報界的商業競爭也都出現過抄新聞和偽造新聞的小動作。探得一條重要新聞，要花大力氣，還要花錢。尤其當時的交通通訊還很不發達，要報道國際新聞，實在很吃力。而“制造新聞”卻很難查證。普利策的《快郵報》新聞曾經常被抄襲，弄得他很惱火，結果，他設了一個圈套，刊登了一個阿富汗反英暴動的所謂電報新聞稿。經常抄襲他們的《圣路易斯星報》也發表同樣文章。普利策馬上發表聲明，這是自己故意偽造、用來打擊抄襲者的假新聞。《星報》名譽嚴重受損，不久就倒閉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報紙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當時已經成為報業巨頭，他手下的《世界報》和另一個報業巨頭赫斯特的《日報》進入白熱化競爭，雙方的編輯簡直像肉搏一樣拼上了。這時，雙方都有抄襲對方的情況。結果，《日報》搶先設計了一個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虛假的偽造報道，情節特別感人。這樣的游戲其實很危險，假如對方并不上鉤，還可能揭露你偽造新聞。結果，普利策的編輯果然上當，改頭換面剽竊了這個新聞故事，還捏造了自己為開發古巴新聞派出的專船。緊張地等候著魚兒上鉤的《日報》報社里，編輯們一片歡聲雷動，馬上公開他們的假新聞計策，猛烈攻擊《世界報》的誠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氣結的是，《日報》編輯在偽造的時候，還有意把新聞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們剽竊新聞”這句話的諧音。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競爭的高潮，也是美國報業發展的高潮。當時美國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形勢緊張，這兩家大報幾乎是身不由己地、為了報紙的“新聞效果”，開始煽動民眾。這時，美國軍艦“緬因號”突然在屬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競爭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為了比賽新聞的“聳動”，在報上推出種種煽動性的猜測，甚至兩家報紙都發表了偽造的“緬因號”艦長給海軍部長的電報，稱爆炸“并非事故”。雙方的報紙發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漲。美國民眾被激怒，民眾的情緒又反過來推動報紙、甚至推動國會宣戰。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編輯并非戰爭狂人，可是，他們曾是新聞狂人。這個行業競爭激烈，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這樣能力超強，在精神狀態上熱情過度、正義感過強、甚至精神處于臨界狀態的人。瘋狂的天性，巨大的壓力、佐以自身矛盾的沖突，足以令人錯亂。最典型的是普利策的《世界晚報》的執行主編，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來的新聞界戰爭熱潮，不可自拔。一天傍晚，報紙已經送去印刷廠，他突然沖上樓大喊，戰爭！戰爭！我們必須出一份號外！接下來，他頗為冷靜地交代了號外的安排，巨大的“戰爭”二字橫跨了整個頭版。事后，同事們才發現他已經精神失常，再趕緊派人沖到街頭，從報販手里趕緊搶回那些“戰爭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編、編輯和一線記者們，可以數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殺告終的，包括他也成為報業名人的弟弟。

　　普利策本人在39歲就爆發嚴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變得無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輕微的、常人根本感覺不到的聲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那一片混亂，卻是新聞界自然發展的必經之路。

　　一片混亂之中，仍然有頭腦清醒的新聞人。當時的《晚郵報》主編古德金，嚴厲譴責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嚴重歪曲事實，蓄意捏造故事，煽動民眾”。《世界報》的瘋狂，維持了四個月。四個月后普利策清醒過來。可是，已經晚了。如古德金所預言的那樣，這兩大報紙在美西戰爭中的表現，作為“美國新聞史上最無恥的行為”被記錄下來。

　　質疑政府，并非“損害了美國的尊嚴”

　　39歲以后的普利策，有22年，是在遠距離控制他的《世界報》。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嚴密的游艇上，飄蕩在海上。他的精神狀態是不穩定的，好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巨富，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個非常特殊的生活狀態。他依然思維敏捷、有一個最佳新聞老板的頭腦。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個矛盾體。他真誠地出于正義感、出于對窮人的同情，猛烈地抨擊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報紙的商業運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個極富裕的報界大亨。從本質上，他其實和所有的富人一樣，在做著善事，也在過著奢侈的生活，也經常揮霍無度。他通過自己報紙的運作，在為社會尋求公義，關心著那些他所不認識的社會大眾們，卻常常并不那么關心自己的孩子和親人，對手下的人經常粗暴無禮。

　　在普利策接手七年半的時候，《世界報》搬進紐約新的報社大樓。普利策經營他的《世界報》長達28年，他的努力從來也沒有停止過。

　　一個重視新聞自由的文化是聰明的。它清楚地知道，沒有新聞業，社會的致命隱患難以清除。

　　普利策作為一個杰出的新聞人，有幸生活在一個強調新聞自由的國家。他和他的報紙，始終在揭露社會陰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員、政府公職人員的劣跡后面緊追不舍。自己卻不但安然無恙，還在迅速發展壯大。1908年，普利策已經61歲，他的主編懷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馬運河開發的時候，有貪瀆行為，在報紙上提出質疑。雖然，《世界報》的這一行動，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他本人和他手下的總編和一名編輯，還是被盛怒之下的羅斯福總統起訴誹謗罪，告上法庭。由于這個案子，開始了整個新聞界對巴拿馬運河操作的調查，種種疑點在暴露出來。

　　這項起訴持續了將近兩年，直到羅斯福總統下臺，新上任的總統塔夫特仍然堅持繼續這一起訴。在《世界報》主編發出這一質疑的時候，手頭只有蛛絲馬跡而并沒有確鑿的證據。因此，當時，普利策和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會判他有罪。這時的普利策，已經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大家相信，根據他的健康狀況，只要是一進監獄，他毫無疑問會馬上死去。所以，普利策內心其實也很緊張，可是，循著他的辦報理念，他又堅持要求他的《世界報》繼續對當任的塔夫特總統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評。

　　這個案子最后成為整個美國新聞界與政府的對抗。因為對新聞界來說，假如一張報紙批評政府，政府就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起訴報紙、定“誹謗罪”的話，報紙以后還怎么生存？還有什么意思？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無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氣，他總算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興沒有多久，就有消息傳來，剛剛在非洲打獵殺了獅子的西奧多·羅斯福，卷土重來。羅斯福咽不下這口氣，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致裁決，駁回了羅斯福的上訴，這場官司終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滿意。他認為，由于關鍵文件被銷毀，巴拿馬運河操作一案的內幕最終沒有完全揭開。普利策認為，假如案情揭開，還能夠證明自己的報紙報道屬實，根本不存在誹謗問題。可是，對整個美國新聞界來說，卻認為，法院在審理的時候，認為不論報道是否屬實，起訴的依據的基本推測就是錯的，就是說，不能認為這樣質疑的報道，就是“損害了美國的尊嚴”。這種思維方式，使得這個案子對新聞界的意義猶為重要。

　　10個月后，64歲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獨的游艇緩緩降下半旗。

　　普利策在遺囑中，將兩百萬美元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用以建立一所新聞學院。其中50萬設立今天聞名世界的普利策新聞獎。1917年，普利策新聞獎第一次頒發。

　　承認人有弱點，而且承認人的弱點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這樣的立論起點，給西方文化對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把個人和社會，放在一個不斷反省的氛圍中。新聞業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絆絆的新聞生涯，在提醒人們這個簡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