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凱：專業之外更要公共服務

　　少年得志的高志凱第一個工作是給鄧小平當翻譯，這樣的起點加上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精英搖籃的熏陶，注定其身在投資銀行領域卻始終不忘“公共服務”。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后，恢復了已經停止10年的高考。我當時只有15歲，正在讀高一，經過努力我跳級成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之后我又跳級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國譯員訓練班。當我1983年加入外交部時，雖然才21歲，已經是研究生畢業，

隨后我幸運地擔任了最高領導人的翻譯工作。

　　我曾陪同李先念主席訪問美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美國。還陪過楊尚昆主席訪問美國，陪胡耀邦總書記去過澳大利亞、新西蘭，陪同國務院總理訪問英國、聯邦德國和荷蘭。1980年代中期，我多次陪同小平同志會見外賓，包括尼克松、布什、蒙代爾、基辛格等重量級人物。在我20多歲時，就親身經歷了這么多國家大事，這對我一生的影響深遠。

　　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翻譯都要做很多后臺準備工作，也經常參與很多最高領導人重要講話第一手的記錄和整理，很多國家的戰略方針必須熟記于胸，這對我的鍛煉非常大。在頻繁陪同最高領導人接見、出訪時，我注意到很多講話和文件都特別重視法律方面的準確性，逐漸培養起了法律意識和興趣，這也是我日后選擇

　　此后我曾到聯合國擔任譯員。1989年正式進入耶魯大學開始留學生涯。我的推薦人包括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我給鄧小平當翻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耶魯法學院更重視培養一種能夠洞察法律的缺陷、敏銳發現并客觀評價社會進步與法律體系之間的不平衡，從而進一步完善法律的更高層次的能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耶魯培養的不單是律師，更是一種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耶魯會“出產”這么多政治領袖，美國前總統福特、老布什、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小布什、副總統切尼都出身耶魯。不過，在美國的時候，我一直保留著中國護照，因此無法像傳統耶魯美國人那樣去做法官、秘書這樣典型的公共服務工作。

　　我從耶魯大學畢業后，曾在美國紐約華爾街律師事務所擔任證券法律師，之后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副總裁。1995年，我作為摩根士丹利的代表之一，參與組建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隨后擔任中金公司的投資銀行部總經理和收購與兼并事務主管。中金公司有過一段艱難的創業時期，但由于它對

　　1997年10月，中國電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交所同時上市，我有幸代表中金公司同發行商一起在紐約市場按下當天開市的按鈕。此次上市共融得42.5億美元，創造了中國海外上市的融資紀錄。

　　1999年，香港證監會聘請我擔任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中國事務顧問，負責協調內地和香港在證券領域的交流和監管合作，這補償了我在耶魯大學沒有承擔公共服務工作的遺憾。2000年從香港證監會卸任后，我曾任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區執行董事，后又到中財國企投資有限公司任執行總裁，參與了德隆金融資產的重組。現在我擔任香港恒基投資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

　　這是我在投資銀行領域一路走來的一條線，回顧這條路，我在投行、政府監管部門、大型實業投資集團都有任職經歷。這些經歷加上早年我在外交部和聯合國形成的大局觀，讓我對中國眼下正在進行的重大改革有著自己的判斷和見解。

　　最近我特別關注的是股權改革。股改中的“對價”原則，我認為這一做法沒有法律依據，相反，在2004年將“保護財產”這一原則寫入憲法后，違反了憲法對財產的根本保護。雖然股權分置問題必須要解決，但“對價”的做法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大原則，也必然導致壞的結果。現在有些市場參與方到處打探股改消息，利用資金優勢操縱股改股的價格走勢，將本應該得到保護的小股東擠出，從中牟利。對

　　似乎繼承了耶魯的歷史傳統，相對這些專業方面而言，我更看重自己在公共服務領域的發展。從我個人的發展經歷可以看出對外交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回國后一直沒有中斷這方面的努力。我現在是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理事，同時還擔任美國亞洲協會國際理事會理事、歐美同學會商會理事、美國耶魯法學院中國協會主席。在我看來，一個海歸不僅應注重個人的發展，更應該融入到社會公共服務中去，為社會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