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海外移民史詩

　  特約評論員：許知遠

　　大約17世紀時，散落在東南亞的中國人就贏得了“東方的猶太人”的稱號。

　　他們的命運看起來不無相似，被種種社會動蕩所壓迫，遠離家鄉，依靠種族關系連結在一起，他們又都在經濟領域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唯一的截然不同之處是，猶太人受害于

宗教，而華人則更多的緣于政治變化。

　　中國人海外移民的歷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詩。在過去的5個世紀里，他們的交通工具由帆船變成了蒸汽船，由步行變成了火車與飛機，他們用各種方式來到了陌生之地，開始他們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紀中葉開始陡然加強了，全球市場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自由流動變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國陷入了破產的絕境，則使中國人到遠離家鄉的地方尋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東南亞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地，而移民則主要來自于廣東與福建，這兩個長期被視作“不可信任的南方”、“被瘴氣困擾的蠻荒之地”，因遠離中央政權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于是，美國人前往西部，俄國人前往西伯利亞，而中國人則到東南亞。

　　海外華人最初的生活凄慘而悲壯，他們的勤奮、智慧與節儉似乎從一開始就震驚了他們所移居之地，打破了當地的某些習以為常的平凡和潛規則。但不管多么富有，他們從未擺脫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他們的大多數似乎也從未徹底融入當地社會，他們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稱自己是“中國人”。

　　在20世紀的大部分年月，中國社會的動蕩未有消退。他們為自己身份所困擾，他們說自己是中國人，卻發現自己祖國可能并不在乎他們。長期以來，他們像是生活在地鐵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變遷很少留心他們。

　　所以當他們在1980年代后期被研究與發現時，整個世界震驚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1970年代末時開始興起了研究日本的熱潮，探索這個他們曾經看不起的民族緣何在30年之內竟超越了幾乎所有的競爭對手；這股熱情接著擴散到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香港，他們被稱作“四小龍”；“四小龍”的含義再明確不過了，他們都是古老的中國文明的后代；中國大陸的開放與重新崛起，加劇這種研究的興趣；到了1990年代初時，儒家資本主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熱門話題，一些西方學者相信整個東亞地區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倫理準則，在這種個人與社會價值觀下，東亞正在創造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形態，他們發明了很多類似的同義名詞，比如“筷子網絡”—他們都使用筷子，關系經濟—這比法律契約重要，家庭主義—家庭也同樣是經濟組織的最重要單元……

　　后來人們逐漸辨清了一些基本差異。比如日本式的經濟組織與韓國不同，他們也與海外華人的家族主義不同。不過海外華人從此就進入了世界的視野。誰都對他們的表現吃驚不已，甚至恐懼。想想吧，在1990年時，5500萬海外華人所擁有的財富，竟然比10億中國內地人還要多；當全世界都蜂擁而至到中國內地投資時，比不上中國內地一個大型縣城面積的中國香港卻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投資者，比日本、美國都多。海外華人似乎在不少他們生活的國家的經濟生活中，都占有著絕對的優勢。當以猜測富人的財富到底有幾何的美國《福布斯》雜志把目光投向亞洲時，海外華人輕而易舉地就在其中占據了最顯赫的位置，而且他們長期的自我保護，還使他們的真正家當秘而不宣。

　　在香港大學的戈登·雷丁在1990年出版《華人資本主義精神》之前，世界未對海外華人進行過任何像樣的研究。那些由家族統治的龐大的華人商業王國，是深不可測的富裕與神秘的代名詞。我們不知道他們以何種方式運轉著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們遵循的基本價值觀是什么，一些類似“儒家”、“

　　雷丁的研究是馬克斯·韋伯開創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繼續。后者相信，是宗教傳統塑造了現代資本主義，清教徒的信念與倫理規范造就了現代的經濟人。那么華人資本主義將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國漫長的文化傳統、社會動蕩、政治形勢，致力于使讀者明白，中國人在動蕩不安之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心理習慣，他們如何在完全不確定性的世界，通過家族關系獲得可憐的確定性與安全感。

　　不過，這種努力似乎仍不足夠。比起浩如煙海的對“歐洲奇跡”的解釋，對于華人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解顯得過分簡單與教條。中國正在重新興起，它與海外華人的關系變得前所未有的密切。而且中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經驗與教訓，也同樣是世界文化的一項重要組成。理解海外華人的內心世界，他們的行事方式、道德準則，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遠比那些最富有人士的抽象的財產數字，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