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舫：把你的靈魂接到我的線路上

　　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在各個年代，郝舫都享受過眾星捧月般的輝煌。

　　80年代中期，在詩歌占據社會王座的日子，他在武漢測繪大學教哲學。臺上的他口沫橫飛，批判瓊瑤、宣講西方文化，臺下的聽眾如癡如醉。

　　90年代末期，趕上網絡熱潮，他成了MTV中國網站總監。在中國大飯店的網站發布會上，他一出場，下面掌聲雷動。臺下的年輕記者都是看著他的《傷花怒放》、《燦爛涅槃》長大的。

　　今天的郝舫似乎已經遠離大眾，他在星空衛視做高級經理。但在虛擬空間，在

　　如此風光，也許這要歸因于他的先知先覺。從哲學到搖滾，從另類書店到啟示錄文化，從互聯網到網絡游戲，他總是比別人搶先一步占據大眾文化的潮頭浪尖。

　　尋找出口

　　歷史往往反過來左右關于歷史的敘述。關于郝舫，繞不開搖滾。

　　“很多作家、搞音樂的、搞電影的，都有這樣的經歷：突然，某一瞬間，很偶然地被什么作品擊中。覺得這個太牛了，得去探索它是什么玩意兒。”

　　給郝舫帶來電擊的是電影《現代啟示錄》。80年代中期，他在錄像廳第一次看到這部片子。“那時候音響很差，但音樂的確震撼。美軍直升機攻擊時用的是瓦格納的《女武神》。在我看來，老瓦那氣勢磅礴的音樂已經是古典的大成了，可是‘大門’的音樂一出現，把古典音樂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擊得粉碎。”

　　“大門”樂隊的靈魂吉姆·莫里森，搖滾樂的最高境界，竟然成了郝舫的入門第一課。難怪日后他對中國搖滾甚少評論。“Beatles的歌我都覺得老土，中國搖滾就更別說了。這是感情問題，沒法改變。”

　　等到郝舫提筆書寫搖滾文化，已是1993年。90年代初，搖滾樂資源少得可憐，更別提有關的書籍了。于是，郝舫苦心孤詣寫成的《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成了中國搖滾樂的圣經、必讀書和敲門磚，甚至被《城市畫報》列為“70年代人的必讀書”。“傷花”、“被縛”、“抗爭”成了吸引一代離經叛道的年輕人競相購閱的主要因素。

　　不過，在作者心中，《傷花怒放》其實有著別樣的寫作初衷。在書的每一章，大多是先講搖滾史，后有大段哲學闡述。饑渴的年輕人把目光投向搖滾樂手的逸聞佚事，但在郝舫，他卻試圖以搖滾的抗爭歷史，了結自己對理想時代的回顧與困惑。

　　從1980年上大學一直到1990年研究生畢業，整個八十年代他全部在學校里度過。“我想追問的是，一個看起來非常繁盛的、精神追求的運動，為什么以悲劇收場。”《傷花怒放》仿佛憋了一口氣，它為郝舫90年代初的苦悶思考提供了一個出口。

　　精神導師

　　在一次訪談中，郝舫認為，“寫作無非兩種，一種是想自我表達，一種是想跟別人交流，我呢，作為第三種，我是想知道是什么東西把我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我大學畢業以后，我可以走另一條路，也可以不把所有的錢花在這些塑料片上。”

　　1992年，郝舫曾寫過一個小冊子《將你的靈魂接到我的線路上——大眾文化中的流行音樂》，在書中他預言了涅槃樂隊主唱柯特·科本的自殺。科本也成了他的第三部書的主角，《燦爛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

　　“這書著力太多，太費腦筋。但我敢說，即便你把美國人寫的關于涅槃的書都拿來，我的書依然無法取代。我的出發點是他的作品，從作品里挖掘東西。”

　　“你從沒接觸過他的生活環境，怎么可能比美國人寫得好呢？”

　　“這就是我為什么喜歡以賽亞·伯林的原因了。看過他寫的傳記，你會覺得其他人寫的同類傳記都很傻。伯林從沒接觸過這些傳主，這些都是死了50年的人。他為什么寫得那么有激情？因為他占有資料特強。他有精力、熱情去占有資料，而且他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去觀察同一個事實。在他筆下，事實變成另一種邏輯、另一種歷史。我覺得，不管是學者、作家，還是記者，做到這一步，就沒有人敢和你叫板了。”

　　以賽亞·伯林曾讓郝舫精神沸騰。“當時報社的辦公地點在北京四中。有天我精神痛苦，睡不著覺，就給精神導師寫封信。是那種半透明紅色橫格的信紙，我現在還記得。信的大致內容是，我可找到指路明燈了；雄心壯志的，要把你的書翻成中文。其實，他在音樂方面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他覺得只有他才是哲學，福柯那根本不是哲學。我現在已經不那么崇拜他了。”

　　在全社會都為商業和金錢而瘋狂時，郝舫卻偏要和社會主流較勁。1996年他放棄《中國教育報》的穩定工作，辭職開了書店。旁人都以為他瘋了。

　　“他們說《傷花怒放》能賣3000本就不錯了。我說，真賣不動？那我自己賣。我走火入魔，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他把 “舫”字拆開，取名“方舟書店”。書店經營慘淡，“我喜歡的書一個書架都裝不滿，其他爛書我又不屑于擺上去。”不過書架上放的《麥田守望者》、村上春樹的小說，幾年后都成了臭大街的暢銷書。“我沒有做生意的天才，但我有觀察潮流的天才。”

　　在金錢上虧本的郝舫，卻在另一面獲得長期收益。特立獨行的“方舟書店”成了北京先鋒青年的精神家園，很多文藝青年回憶往事時都會提到這個書店。日后郝舫掏出名片時，很多人都會抬起眼睛，“哦，你就是開方舟書店的那位？”

　　商業社會

　　90年代末，郝舫開始趕上好生活。互聯網來了，他成了第一代網民。“當時只有中科院和清華有網絡。我那時開始寫《燦爛涅槃》。yahoo，google都沒有，在AltaVista上一敲，涅槃樂隊有400多個網址。把我樂壞了。”

　　互聯網特別適合他的工作習慣。在圖書館，他善于在文獻引用中跟蹤思想的脈絡，在超鏈接中更是如魚得水。

　　憑借無與倫比的音樂視野，郝舫成了MTV中國網站的藝術總監。“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互聯網的工作經歷是最有趣的。每天像吃了鴉片似的，生活在很夸張的氣氛里。天天在聊天室里泡著就算工作，天下哪有這樣好的事兒！后來我說Internet不垮，天理難容。每天花錢不掙錢，怎么可能？”

　　經濟上的寬裕逐漸改變了他的寫作態度。“現在寫書是副業，文章也寫得很少。我回到最初了，寫作是享受。有話要說，想寫才寫。為了一頓飯東奔西跑的年紀，我已經過了。寫作變成極其業余、很純粹的事情。圖個好玩，有快感就干。非要靠愛好賺錢，那真不舒服。”

　　盡管寫作成了副業，但大學時養成的文化惡習依然未變。每到一個陌生城市，即便是拉斯維加斯，他也會查黃頁、找書店和唱片店。他對生活的奢侈化要求也只限于一堆數字設備、高級音響，還有書和碟。房子的裝修布局是老婆一手操辦的，他所擁有的是三排大書架，一排書，一排CD，一排DVD、游戲軟件和錄影帶。

　　最近幾年，郝舫的作品包括《比零還少——探訪歐美先鋒音樂的異端禁地》，目的是讓人知道搖滾樂原來如此多姿多彩，不光是泄憤的手段；《上車走人》譯自亨利·羅林斯的傳記《與“黑旗”在路上》，羅林斯是硬核朋克樂隊“黑旗”的主唱。據說這本書是讓不愿意吃苦的中國搖滾人看的。今年他與人合譯了《請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口述史》。

　　郝舫認為，這幾十年來，最富創意的潮流，都是被商業消滅的，政治的迫害反而很少。90年代非主流音樂就是因為被商業過度開發，來得快去得快。“它們被富于野心的市場、資本主義、資本家征服了。在戰斗過程中，為什么文化批評、學者、酷的創造者和擁護者拿不出一套辦法來對付征服呢？你沒有武器嘛。現在搖滾樂在中國不用像以前那么地下了，最大的敵人不是來自意識形態，而是市場化體制。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要學會怎么利用它，然后反抗它。”

　　但批評他今日文字的人也很多。有人寫道，“你這兩年的樂評呈現出一種極其病態的趣味，一味追求艱澀的文字，如果剝去一切的浮華和欲蓋彌彰的無能，郝舫之于中國樂迷只是一個空享其名的賣字人。”

　　也有人為他辯護，“郝舫的方向注定在高處，雖不勝寒，但依舊沉浸于自己的樂趣之中，這是一般人所無法體會的，那種無法自拔的沉溺是用苦心孤詣和形影相吊等價交換而來的。”

　　末世情結

　　好多人以為郝舫就是一個對哲學、搖滾樂感興趣的人，但他卻說，“搖滾樂只是我感興趣的很小的一部分。”現在他更喜歡的是——啟示錄文化。

　　“啟示錄其實是西方人對一類文化的統稱：人類已經墮落到一個階段，這個場景和《圣經》啟示錄描述的景象差不多了。從反面來講，人類未來的出路在哪里？很多人認為，恰恰是在這些最陰暗的地方，而不是前途一片光明。比如，很多偵探片有連環殺手，這不是犯罪現象，是文化現象。很多人從連環殺手看到人類未來可能發生的癥狀,在美國就有很多做學問的人在研究這個現象。每個時代總有一個特別的精神病。這個精神病是社會造成的，是下一步社會變動的集中表現。”

　　“邪惡有時候就是有趣的代名詞。文化取向上，我不太喜歡光明正大的東西。我喜歡研究因為受壓抑變得很邪惡，或者本身就很邪惡的東西。”

　　郝舫自稱絕對的科幻迷，具有cyberpunk小說的專家級水平。他還提到《黑客帝國》、《攻殼機動隊》、《銀翼殺手》以及其他我們聞所未聞的作品和作者。

　　“那些想象中的城市應該是陰森的，濕漉漉的，每一步不可預知，同時它又是物質極度輝煌的。人們就像在一座迷宮里一樣彷徨著，頹廢著；但又可以過自己需要的生活，他出于無奈去做著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了不起……”

　　他手頭同時在操作的有幾本書。比如吉姆·莫里森的傳記；比如《酷回憶》和《艷回憶》，從個人角度談談這個世界上最酷的人和最艷的女人。

　　誰也無法預料他的軌跡，沒準什么時候他會寫出一本讓都市人共鳴的小說，因為他覺得能夠反映中國城市荒謬感的書幾乎空白。

　　“我喜歡看不同的說法，喜歡新鮮的東西。這個對我一輩子的審美傾向、觀察傾向，有決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