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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翔 北京報道
馬修·阿諾德在18世紀中葉開始涉足文學批評時，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評論界對馬修·阿諾德大加贊譽，1865年他發表了文學批評作品集《批評一集》之后，被稱為英國文學學術批評的奠基人。可是好景不長，阿諾德很快就放棄了文學批評這個很有前途的職業，開始轉向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宗教批評等。反對者聲稱馬修·阿諾德在浪費自
己可貴的才華。因為，他的專業是詩歌創作和文學批評，不應該去對他所不了解的政治、社會和宗教大放厥詞。
術業有專攻的分工理念一直延續并且被不斷加強。大多數人堅稱，在知識和理念上也應如此。而學科的劃分則成為現代大學興起的一個標志。學科劃分日益精細，大學成為知識分子生活的主要場所，他們的觀念像中藥鋪中的草藥一樣，被擱置在頗為壯觀的一排排抽屜之中，如果需要，按照標簽，自可索取。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棲居于學院之中，這是安身立命之本。專業則是挖掘不盡的觀念寶庫，一切生計都從中出。
當然，總有例外。
“在課堂上，我表現得像個地下黨。”崔衛平笑著說。崔衛平也供職于學院，她的職務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專業是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她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則是作為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以及波蘭思想家亞當·米奇尼可作品的翻譯者；她為大眾媒體所撰寫的政治和社會評論也在增添著她知識分子的聲望。而當她作為教授為自己的學生講課時，卻只字不提自己所做的東歐研究和社會批評。
“我謹記韋伯的教導，韋伯認為，你作為教師，在課堂上就是權威了，你在課堂上講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觀念，就是用權威來支配學生，而觀念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的，我從來不講。所以我在課堂上像個地下黨。”
崔衛平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鄉下插隊時就總想搞些文學創作，于是她考取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又讀了研究生。1984年研究生畢業來到北京時，她開始生活在一個先鋒詩歌的環境里，跟大家一起談論龐德、加繆、薩特和艾略特。
她所做的先鋒詩歌研究以及對王小波的研究在評論界也有頗好的口碑。
1992年，由于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崔衛平得到了哈維爾的一本書，是一本英文的書信集。當時一位國外的朋友翻譯了中國的很多第二代、第三代詩歌。由于這種共同的愛好，他當時就住在崔衛平家中。
這位國外朋友搬走之后，把很多書遺留在崔衛平家里，其中就有那本英文版的哈維爾書信集。
崔衛平很偶然地翻到這本書，翻看幾頁，看到了哈維爾接受一個記者采訪時說：社會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誰也不能預料未來怎樣，或者說現實肯定按照所預料的方向發展。
當時崔衛平并不知道誰是哈維爾，只是哈維爾的論述吸引著她去閱讀。“如果我知道這個人是一個總統，我就根本不可能去看他的書。”崔衛平說她后來心里這樣想。
一個戲劇家背景的總統用他的文字打動了一個文藝學和先鋒詩歌為背景的中國知識分子。
這可能是她日后被人稱為翻譯家和東歐研究學者的第一步。
之后，她順著阿倫特的聲音找到了米奇尼科。“其實我開始翻譯米奇尼科，并不是想成為東歐的專家。我對米奇尼科的興趣是這樣產生的。我在閱讀漢娜·阿倫特的著作時，看到國外的評論家對阿倫特的評價，其中提到，有米奇尼科這樣一個人，他在坐牢的時候故意模仿阿倫特的文風。而我當時正在研究阿倫特，于是就想，這個人是誰啊？后來我就去看他的書，查他的文章，一看，哦，原來是這樣一個有意思的人物。”
這些給她帶來聲譽的工作被崔衛平稱為“業余愛好”。但是崔衛平又是一個看重專業的人。“我覺得我有一個專業保證我的基本生活，能夠自食其力，我覺得一個人最不能做的就是寄生蟲了。有了自己的專業，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說作為知識分子有了專業你才不是混飯吃的。這個專業保證你在這個大學工作可以，換個大學工作照樣可以。我完全可以依靠我的專業生活。”
崔衛平稱之為“站在地面上開始思考”。她認為，如果一個人缺乏了能夠安身立命的職業，在發表言論的時候，就很可能會表現出一種不平衡。“難以做到獨立。或者是怨氣沖天，或者就是向往權力。而我覺得對于專業人士來說，對待權力的態度是很無所謂的。”崔衛平說。
她說，她認為自己的專業搞得很不錯，盡管“寫點電影文章還是寫點其他文章”對于她來說永遠是一個需要經過權衡的事情。“我盡量把握這兩者的平衡。我在某一年之內，做思想性的工作多一些，然后，我會做專業的工作多一些。”從文藝理論突然到政治理論，崔衛平并不認為其中存在鴻溝。“說到底，我最關心的還是文明和生活。我們應該有一個有尊嚴的體面的生活，能夠享受人類文明，我覺得這是我最初的出發點。”
顯然，崔衛平是個反對把自己裝入類似于中藥鋪的抽屜那樣的框架中的。
訪談
《經濟觀察報》：你現在對你在世界之間的定位是什么？你如何理解你自己？
崔衛平：我覺得我首先是一個寫作者。我會寫文學方面的文章，政治方面的文章，也會寫社會評論的文章。
《經濟觀察報》：就是知識分子？
崔衛平：對。我對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理解。除了別人說的勇氣良心之類外，我特別強調知識分子是一個把公共平臺做大的事情。什么叫做大，就是發點不同的聲音，有洞察力，能夠看出別人看不出的問題。
我有時候想，好像我們看不到的問題就在界外。如果經常有人提及界外的問題，大家就會關注那樣的東西。所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希望我的寫作能夠看出一些隱蔽的問題，發出不一樣的聲音，這是我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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