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yè)家：中國商人20年 一個階層的明星化(2)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又一輪大規(guī)模的造富運動：海南成為淘金圣地，黃巧靈(宋城集團董事長)、戴志康(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吳一堅(金花集團董事長)等眾多人從這里帶走了他們創(chuàng)業(yè)的資本。

　　不能夠要求資本積累期的企業(yè)家們有多么高的品位。蘇泊爾公司董事長蘇顯澤談起他的父親時很動情：“我對他們充滿敬意。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比我們差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們做得那么好。”事實上，正如茨威格所說，民眾對于他們生活的時代大多是懵懂無知的。當他們還沒有調整過來對先富起來的人們的態(tài)度時，社會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變化——這群人正在從混亂中努力掙扎出來向主流階層邁進(盡管步伐可能難看)，并且終將會成為社會潮流的引領者。

　　1983年，一個叫王石的人來到深圳，5年后成為深圳萬科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再10年，他成了“企業(yè)家明星化”標本。

　　一個明星化的階層

　　1994年，《福布斯》雜志首次公布“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這是一個信號——中國的企業(yè)家們開始引起國際關注。

　　那時候，中國的大眾也切身感到了本土企業(yè)家與自己息息相關：他們選擇家電等消費品的目光開始從洋品牌慢慢移到本土品牌上來。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企業(yè)家們在有關WTO的討論中神經繃緊，尚未顧得上考慮作為企業(yè)家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盡管他們已經習慣于頻繁地出國，但是與有著悠久商業(yè)傳統的外國商人相比，他們看上去仍然顯得疲于奔命。“我沒有自己，沒有自我，和企業(yè)融為一體，所以沒法談個人的事。”海爾首席執(zhí)行官張瑞敏曾經說。1994年，北京首家私人國際商務俱樂部京城俱樂部成立，它的會員還多是外國人。

　　1993年，劉曉光(首創(chuàng)集團總經理)身穿“紅葉”牌西裝到香港，聽見人家管他叫“表叔”，心里很不是滋味，當即花了一萬八千港幣新買了一套，連鞋也換了，他發(fā)現人家的目光又移到了他的領帶、襯衣和襪子上，“當時覺得很尷尬。”

　　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互聯網經濟發(fā)展壯大，海外歸來的留學生們開始了他們的新經濟創(chuàng)業(yè)。從思維到行動，他們都是前衛(wèi)時尚的一群。他們加速了洋酒、雪茄、高爾夫在中國的蔓延。向“高尚、健康”的生活靠攏成為本土媒體的主要話題之一，它們開始大力推介、鼓吹西方富人們的生活方式。搜狐創(chuàng)建者張朝陽在天安門前玩起了滑板，這個畫面迅速在全國被傳播。

　　作為個性張揚者，張朝陽否認自己的做法是想出名，而是為自己的企業(yè)做廣告：“或許還有美國的影響，比如說Dell，他經常在電視上做廣告，當時我都看煩了。但這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每天跟著感覺走，就能找到這種感覺。”2004年，張又赤膊出現在某時尚雜志的封面上，而這時候，指責他“做秀”的聲音幾乎聽不到了。正如他在2001年預料的，“在理想商業(yè)社會里，知名度跟財富是掛鉤的，中國現在還不是理想商業(yè)社會，正在走向這個方向。5年以后會離理想社會更進一步。”2005年1月，在搜狐公司舉辦的一次活動上，張朝陽說：“我們這一代正在全面?zhèn)鞒袣W美幾百年賦予社會對風格和品位的積累，先富起來的人們當仁不讓承擔起品位生活探索者的責任。”

　　盡管“海歸”們并不是都愿意如張朝陽一般張揚(比如西南證券飛虎網總裁李祥生，愛好紅酒、雪茄，覺得在媒體上談論這個“不太適合”)，但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確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的企業(yè)家們。而曾一度被指“做秀”的張朝陽其實并不孤獨，1999年，中國內地土生土長的企業(yè)家、萬科董事長王石開始了他的登山運動。2003年，這兩個企業(yè)家里的明星人物走到了一起，攀登珠峰。52歲的王石登頂珠峰，作為登山隊副隊長的張朝陽在6666米的高度停了下來。

　　王石承認，在登珠峰之前，他的登山是在做秀，因為“沒事干”(卸任了總經理)。而登珠峰，“遠離城市，遠離人群，遠離鮮花，遠離掌聲，一個孤獨的團隊，上去之后也沒有報道，下來就這么下來了，完全是自我的體現。”他的目標是登遍七大洲的最高峰和環(huán)球航海。而作為中國企業(yè)家典范之一的柳傳志，也開始表示出對高爾夫的興趣——退休后盡快提高打高爾夫的水平。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就要附庸世界風雅并將世俗生活進行到底！”張朝陽在2005年1月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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