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褚時健：企業家擁有企業的股份并不是壞事

　　他看上去和藹但是虛弱，頭發花白蓬亂。英雄暮年，讓人唏噓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褚時健老了。

　　王石記錯了褚時健的年齡。他2003年到云南哀牢山上去看望這位讓他尊敬的老人：“73歲的老人，經歷過那么多坎坷，精神卻那么好。”

　　那一年，褚時健75歲。

　　兩年過去，褚時健的身體狀況比王石的描述差了許多：走路緩慢，稍長時間的談話會讓他感到疲憊。2004年8月15日，來看褚時健的人比平時增加了幾倍，之后他因腦供血不足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對大哥心懷崇敬的褚時佐回憶，褚時健曾前后昏倒過兩次。

　　在剛剛保外就醫的時候，去看望褚時健的人都要登記。現在這道手續免去了，但是能見到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已經習慣了深居簡出的生活。

　　離開企業近十年，褚時健的名字依然會喚醒許多人對他那段近于傳奇的生涯的回憶。盡管他說“不想想過去，那是自找麻煩”，盡管他滿足于站在連綿不絕的翠綠的哀牢山上眺望自己的桔園。

　　褚時健認為，企業領導者按規定到年齡要退休，可是按企業經營來說，“深深地懂得企業經營這個‘道’的人還不是很多，人才比較缺乏，真正能把一個難度大的企業搞好很不容易。我還是相信‘成敗論英雄’。這樣的情況，讓他多干幾年還是好。”他自認為“從當年來講，我們是成功的”。但他否認了媒體屢次討論的“褚時健復出”的事：“不可能，力不從心了。”

　　但他心里應該很清楚，自己在中國企業界乃至普通民眾心里的影響并未消失。

　　大營街

　　沒有人知道褚時健的準確消息。那些本來應該了解的人聽到這個名字都極力想換個話題，包括他的親戚。

　　“去年10月份有個客人說他去看一個剛放出來的云南名人，我還以為他說的是云南省省長，原來是褚時健。”昆明機場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說。

　　“誰能忘了他呢？”司機說，“那時候玉溪卷煙廠的一個普通工人每個月都拿到五六千塊錢。90年代初我去安陽出差，碰到那里的煙草專賣局局長，他說‘紅塔山’真牛啊，光安陽每年就有上萬箱‘紅塔山’在周轉。”那位局長說他準備去買1萬箱回來，可是只批到了700箱。

　　在云南，很多人對于玉溪卷煙廠當年的盛況都記憶猶新。締造紅塔帝國的同時，褚時健也使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影響力達到了難有人企及的高峰。“政府給褚時健立了一個賬戶，里面存了幾十萬元錢，作為他看病的費用。沒過多長時間，賬戶里的錢變成了幾百萬，都不知道是誰存進去的。”那位司機說。盡管褚時佐對此表示“不清楚”，但很多云南老百姓還是愿意相信并講述這個傳說。“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為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可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為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我曉得，我曉得，”在哀牢山中的居所里，褚時健平靜地說，眼中并未有絲毫波瀾，“他們有些人不了解全部情況，其實很難的事情做起來也很容易。”

　　可是，怎么找到褚時健呢？

　　在昆明打了無數個電話未果后，我們決定先到玉溪去。那里是褚時健的老家，也是紅塔集團總部所在地。玉溪距昆明一百多公里，其時當地紅十字會正在聶耳公園門口為東南亞海嘯受災國募捐。攝影師的一位朋友指點說，褚時健在大營街有一處別墅，是當地政府獎給他的。

　　大營街原是一處貧窮的村落，現在號稱“云南第一村”，皆因當年村里先后建起卷煙紙廠、錫箔廠等為玉溪卷煙廠供貨的企業，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看上去，它與華西村有某些近似，酒樓、公園、生態園、會議中心分布各處。

　　大營街村口賣柑桔的小販指著不遠處的小樓說那就是褚時健的住宅。事實是，那是褚時佐的房子。一位老太太指著一個年輕婦女熱情地告訴我們她是褚時佐的兒媳，隨后被另外一個女人小聲告誡，然后就不再出聲了。褚時佐的兒媳正在準備做午飯。

　　“我們從北京專程來看看褚時健先生，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否認自己身份數次后，或許被我們的誠意打動，那位年輕婦女答應幫我們聯系。“你們不要圍在這兒，一會兒我打電話給你。”

　　確認了“一會兒”最多半小時之后，我們開始在大營街漫無目的地閑轉。“我們都見不著他，”音像店的小老板說，“他平時不出來。”賣柑桔的小販肯定地說褚時健就住在離此不遠的別墅里。“沒有褚時健就沒有大營街的今天。”他說。對于為大營街做出巨大貢獻的那位老人的遭遇，他顯出不屑一提的神態。

　　褚時佐兒媳打來電話，答應吃過午飯帶我們去拜訪褚時健。她的爽快讓我們的午飯吃得順暢無比。兩個小時后，我們對大營街的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她的懷里多了一個小姑娘，態度也發生了逆轉。“找他的人太多啦。你們自己去嘛，我不得閑。”她明知道我們根本進不去別墅區的大門。她面前擺了柑桔攤，賣的正是褚氏兄弟在哀牢山區收獲的果實。

　　在別墅區徘徊、打聽、失望，只得再次回到褚時佐的兒媳面前。“他可能在山上，你們就去山上找他吧。”

　　可是如果“他”不在山上呢？看上去她并不準備負責。大營街距離褚氏兄弟的果園有四五百公里。

　　她拿了一份廣告，上面有她丈夫(褚時健的侄子)和公公的電話。

　　嘎灑

　　跟褚時健的侄子通了幾次電話，他的態度毫不積極。“你們只是來看看他(褚時健)？”他反復要求確認這個事實，但并不許諾是不是可以，也不透露自己的“大爹”(褚時健)是不是在山上。

　　我們決定去哀牢山。這像是一個盲目的決定——又有什么好辦法呢？

　　沿途的綠色漸漸暗下來，路越來越窄，車速開始放慢。峰回路轉，燈火明滅，偶爾路過的花腰傣(纏花腰帶的傣族婦女)安閑地走著她們熟悉的山路。褚時健在哪里呢？

　　嘎灑是哀牢山中的一座小鎮子，并不熱鬧。晚上八時，我們接通了褚時佐的電話。“好吧，你們先在嘎灑住一夜，明天再給我打電話。”他的普通話說得不錯。

　　嘎灑距離褚氏兄弟的果園還有將近30公里。那些金燦燦的果實在這座大山里隱藏著光輝。

　　褚時佐的回憶

　　當褚時佐派來的司機找到我們給我們引路時，能夠見到褚時健似乎已經成了事實。

　　“我哥哥的果園比我的大，有2000多畝。”褚時佐60多歲，身材沒有乃兄高大，還保持著農民本色。褚時健的果園在對面的山頭上，與兄弟的遙遙相望。褚時健的房子是一座黃色小樓。

　　褚時佐說，兄弟兩人從1999年開始一起租山種果，后來規模漸大，就分開管理了。他對自己的兄長充滿敬意，一再說自己受大哥的影響非常大。褚時佐說，他們兄弟姊妹六人，三位“為革命捐軀”，還有一位姐姐(褚時健的妹妹)在家務農。“褚家的人不進煙廠，這是一條死規定。后來我嫂子那邊出了事(壞了規矩)。”

　　褚時佐曾在水利局工作，后來又在大營街的卷煙紙廠任副總經理。“我哥哥忠厚老實，尊重別人，也受到別人的尊重。他原來在嘎灑的一個糖廠當廠長，后來組織上調他，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玉溪卷煙廠廠長，一個是煤礦黨委書記。他想去煤礦，因為那里有條河，他從小就喜歡捉魚摸蝦。可是我嫂子在荒山野嶺多年，不同意他的選擇。最后，他去了煙廠。”

　　褚時佐記得他哥哥剛到煙廠的時候，鍋爐壞了，按常規修復大概要六七天時間。褚時健說自己只要兩天就行，否則“撤我的職”。“他有這么大把握是因為在糖廠的時候他就修過鍋爐，”褚時佐說，“他跟工人總是一條線。”褚時佐回憶，當年褚時健離開糖廠的時候，糖廠的工人很多都是流著淚送他。

　　但是褚時佐不記得哥哥什么時候哭過。“最困難的時候他也沒有情緒低沉過。他在法庭上還是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和口氣在說話：‘對不起了，我很內疚，沒把大家的事辦好。我想留住喬發科這兩個人，把企業再做下去……’宣判的時候，他只是搖搖頭，不再說話。”

　　當時，褚時佐坐在旁聽席的第一排。褚時健在監獄里的時候，褚時佐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次。有一天他們探視完離開的時候，他看見褚時健在擦眼淚：“不過那可能是他風沙眼的老毛病。他當時的心情應該也是很復雜的。”

　　褚時佐說，褚時健注意栽培人才，對他們要求非常嚴格。現任紅河卷煙廠廠長邱建康原來在玉溪卷煙廠負責工藝，有一次褚時健嚴厲批評了他，并要求他第二天早上八點準時上班，否則開除。第二天，八點快到了，邱還沒有到，褚覺得自己昨天可能說得過重了，心里正在嘀咕，門開了，邱建康出現在門口，“兩個人激動地擁抱在一起。”

　　褚時佐證實紅塔集團的現任高層經常會到褚時健這里問計問策。稍后我們聽到褚時健的解釋是：畢竟自己在里面干了幾十年嘛，總希望它好。而當年，在玉溪卷煙廠鼎盛的時候，曾有新加坡某煙草公司來請褚時健過去，答應“過半年給他一半股份”，他沒有去。“我哥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在傳說中，比褚時佐的說法更多了澳大利亞某煙草公司等幾家外國企業對褚時健的聘請。褚時佐提到，褚時健離開后，煙農都拒絕種煙，因為煙價大滑。“現在，紅塔集團(業績)滑坡，我看跟褚時健關系不大。市場變了，就是他在也不行。”司機分析說。褚時健承認這種變化，“對策，一個人跟一個人都不一樣。”褚補充說。褚時佐記得大哥曾對他講過：“現在也該它們(上海煙廠、常德煙廠)上來了，我跟它們搏斗了這么多年。”

　　褚時健當年認識到總有一天“禁煙”會來臨，因此一直在向高速公路、房地產等領域投資。“現在，紅塔集團沿襲的還是這個路子。”褚時佐說。

　　褚時佐提到，自己由于與哥哥長得像而屢被誤認。哥哥出事后，他到貴州出差，在電梯里，一個年輕的銀行女職員反復端詳他，然后問：“您是褚時健嗎？”他見對方并無惡意，便如實說了自己是褚時健的弟弟。那姑娘說：“我很尊敬他。”

　　褚時健：不想想過去

　　褚時佐給小兒子打了電話，讓他安排我們與褚時健的會面。“大哥身邊沒有子女，都是我小兒子照顧他，他跟他大爹很親。”

　　原定于下午四點的會面被一再推遲。實際上，褚時健已經在那座黃色樓房里面，而我們要等的只是從玉溪趕來的他的侄子。

　　褚時健的柑桔很多尚未掛果。他后來說，這果園是朋友們信任他把資本交給他的結果，“我閑不住，玩玩吧。實際是老伴兒在管理。”但是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最終可以見到他。

　　據專家考證，“哀牢”是古彝語，意為“大龍”。這兩個漢字，與褚時健的境遇竟意外巧合。

　　褚時佐養了很多動物，豬、狗、貓、雞、鴨、鵝、野雞等，比大哥的山頭熱鬧許多。五點、六點，褚時健的侄子還沒有出現。山中飄起種甘蔗的農民燒田的白煙，像條紗巾散向漫野的綠色，褚時健一年三分之一時間在這里，應該受益匪淺。

　　晚七時多，隨著一輛越野車開上山坡，褚時健的侄子出現了。這是一個現代青年，做派與乃父大不相同。寒暄之后，他拿出煙來：“絕版‘紅塔山’，抽嗎？”他說，褚時健在請鎮里的一些領導吃飯，大概在8點左右可以見面。按照我們已經習慣的情形，時間又往后順延了一個小時。

　　由于是夜里，去往另外那個山頭的路更顯曲折險峻。

　　黃色樓房前面立著兩只白獅子。進門是一個二三百平方米的天井，種著高大的棕櫚等樹木。褚時健在二樓。

　　他看上去和藹但是虛弱，頭發花白蓬亂。英雄暮年，讓人唏噓。坐在沙發上，褚時健開始抽煙——紅河卷煙廠生產的極品“紅河”，據說每包市價60元。他還是像以前一樣用大拇指和食指夾煙，一根接著一根。褚時佐說，褚時健到玉溪卷煙廠后才學會抽煙，因為要經常品嘗煙的好壞。

　　褚時健聲音不高，語速緩慢，不時擦去眼角的淚水——風沙眼。“我今年77歲了，過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東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煩不是？”對于目前與他背景相似的企業家(如鄭俊懷等)相繼出事，他并不大知道，甚至連伊利也沒有聽說過。“離開企業十幾年了嘛，興趣應該是減了。”而聽到張瑞敏、倪潤峰的名字，他會頻頻點頭，表示知道。他覺得他們這一代企業家的共性是對事業的忠誠。

　　對于大家對自己的尊敬，褚時健說：“應該說這些事情，掌握規律后別人也能做到。這個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歷史往后延長一點，還是有人會出來把它做好。”

　　關于褚時健，最普遍的評論是“如果當初給他多少多少錢，他還會那么做嗎？”褚時健不同意這種說法。“那時候我們一年掙三四萬元工資，干得還是很高興，還在想企業下一個目標是什么。當時我們的動力主要是，哪個說中國人的企業做不過外國人？發幾萬塊錢算個哪樣？底下掃掃地都比那個多(笑)。現在年薪制，工資提高了幾十倍，也還是有你說的問題存在。還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確的規定，隨意性大就麻煩了。”

　　“作為企業家，我對褚時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國家一分錢也是不對的。”對王石的看法，褚時健表示同意。

　　李經緯、鄭俊懷等與褚時健背景相似，但他們的要求與褚已大有不同。褚時健不知道“管理層回購(MBO)”之類的概念。“哦，現在年薪不能滿足了。”聽完解釋，他說。盡管如此，他還是認為企業家們擁有企業的股份并不是壞事：“那終究是社會的資本。你現在說資產流失，要是不改制過幾年統統不在了，也沒人說流失了。而且法制健全以后，遺產稅可以拿走他40%、50%，最高可以到80%，請有能力的人來管理，這樣就保證了社會公平，又沒有浪費資源。”

　　按照民間的揣測，褚時健、倪潤峰等企業家因為貢獻與所得回報不成比例都會心理不平衡。“要長遠些看，”褚時健說，“這中間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個人利益，這種情況只能把個人利益擺低一點。你想不通就是自己找包袱背。”

　　褚時健的侄子以及隨從人員一再提醒我們老人要休息了。他時不時要靠到沙發背上歇一歇。這個老人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但是強調自己“很樂觀”。他每天晚上十一點入睡，早上五六點醒來：“睡不著了。”

　　褚時健說自己不信命：“我從來不信那個東西。原來我想能活到九十歲，出了那個事(昏迷)就難說了。”盡管聲音不大，褚時健經常發出的笑聲還是有感染力。

　　老人堅持要把我們送到樓梯口。天井里的風很大，他不顧眾人的勸阻，執意前行。他步伐緩慢，而且看上去并不穩當。

　　(感謝本刊云南辦事處大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