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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興動
作為法國巴黎百富勤董事副總經理和總經濟師，陳興動一年有3到4個月的時間在空中度過。但在很多資本市場研討會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雖然他總是行色匆匆。陳興動未來的工作計劃是當商業經濟學家。但中國資本市場相應的發展顯然過于緩慢。所以，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創造商業經濟學家生存的土壤。
到今年，我在投行業已經工作到第12個年頭。這個行業里工作這么長時間的人并不多。我下一步希望從投行的最前線退下來，做一個商業經濟學家。現在我是通過參與的業務了解國際市場的運作方式，并且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將來我希望到大學講課，或者進入一家國內機構，把我這些年的感受和經驗告訴其他人。
經濟學家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政治經濟學家，一類是理論經濟學家，一類是商業經濟學家。這三類經濟學家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學家需要回答三個問題，“是什么”、“為什么”和“應該是什么”；理論經濟學家需要回答“是什么”和“為什么”，他們創造一個理論框架進行規范化研究，并且給別人提供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商業經濟學家也需要回答三個問題，“是什么”、“為什么”和“可能是什么”。與前兩種經濟學家不同的是，商業經濟學家研究的是實用經濟學，需要為投資者指明可能會發生什么事情。因為投資者只能靠“可能是什么”來掙錢，不能靠“應該是什么”掙錢。現在，國內經濟學家總是習慣于講“應該是什么”，這是一種向上的講話方式，對象是政府，不管政府聽從與否，他們都不用承擔責任。而商業經濟學家的話可能會成為投資者的投資指引，因此他們將為此承擔后果。
商業經濟學家的出現依賴于市場形成很多平臺，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都能從中找到機會。商業經濟學家主要依附于機構投資者，因為機構投資者所管理的投資組合非常龐雜，需要有人告訴他“應該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不過，盡管現在的中國資本市場與過去相比已經有很多值得欣慰的地方，但還遠遠沒有達到當初我們所期望那種狀態。
1994年，我們一批人在討論資本市場的時候有很多期待，我們當時希望5年以后的中國資本市場能夠成為真正的新興資本市場，不但有中國人在投資，還要有世界資本進入，并且流通市值要占到GDP的80%左右。在2000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我們希望中國資本市場的過量貨幣化能夠相應放緩，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得到協調發展，中國經濟由此進入世界同一軌道。現在這些目標遠遠沒有達到。因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復雜程度和困難程度超過我們當時的想象，過程中牽涉到一些非經濟因素。比如金融風暴使得中國的決策者步子變得滯拙，不敢那么堅定地往前邁，改革中的爭論也更多。這導致了中國資本市場成長道路上的很多障礙，而障礙的克服并不像我們預計得那么快。
正是由于我們的市場還不是一個理性的市場，商業經濟學家還沒有生存的土壤。現在，市場的投資者有兩種，一種認為自己已經具有判斷能力，不但知道“應該是什么”，還知道“可能是什么”，所以不需要聽別人的話；另一種是跟風股民，只想知道具體的操作方式，所以市場有股評家就夠了。
我現在的工作對實現我的夢想會產生推動作用。通過和國外客戶的接觸，我為國內外資本市場搭建了一道橋梁。我也在推動法國巴黎百富勤參與QFII，把國外理性的觀念帶入到中國市場。同時，我到很多國內機構講課，以幫助他們培養人才，并且通過參加一些研討會來用自己的觀點影響其他人。經過這些努力，我相信做商業經濟學家的夢想會在我的職業生涯里實現。看看臺灣、新加坡和其他地區，中國大陸的資本市場將來一定會有好的發展景象。如果讓我再做一個夢想的推斷的話，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會在2008年奧運會前后大幅度地往前邁一步。到那個時候，我所說的商業經濟學家或許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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