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力資源網 龐亞輝
正所謂術業有專攻，作為北京大學光華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主流經濟學家之一，張維迎先生在學術領域的造詣定然是卓著的，此點是不容許任何人懷疑。如果誰對張教授的學術才華持懷疑態度的話，則無疑是對整個學術界，乃至國家經濟走向的懷疑，這莫過于是一種悲哀！
我們也看到，近一個時期以來，隨著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的“東窗事發”，張維迎先生再一次被動地卷入到危機之中，可以用風口浪尖來形容。公眾對張教授的質疑不斷，主旨無非三點：一、張教授被顧雛軍“收買”了；二、以張教授為主導所倡導的國有企業改制方向存在問題；三、張教授在整個科龍事件過程中的態度及言行表現惹起眾怒。
到現在為止，筆者對張教授的學術才華依然是欽佩和敬仰的。不過，如果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張維迎先生的言行確實存在著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筆者恰對危機管理略有研究，故斗膽發表一二言語。
論戰階段，張維迎教授缺乏“大家風范”，故先失一局。應該說，郎咸平扮演了一匹“黑馬”，因與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相悖而抓住了輿論關注的興奮點。從一開始經濟學家們的集體沉默，到后來張教授出面聲稱“學者要有公信力，我不與無恥的人論戰”。這種言論顯然有失學者的風范，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一言堂的時代，作為一位大師，要容許不同的聲音甚至反對的聲音出現，這才是做學問的要義所在，真理越辯越明嘛！正是因為張教授如上的言論出現，使得同情和關懷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郎咸平這邊。
通觀整個“倒顧”過程，郎咸平并沒有體現出多么高明的過人之處，他只是率領弟子以公開的信息作素材，從財務分析的角度再結合自己的判斷得出了眾所周知的所謂“郎氏結論”。郎咸平的結論只要略有財務專業知識的人士都可以得出，但很是遺憾，獨立董事們沒有做、會計師事務所沒有做、我們的經濟學家也沒有做。就郎咸平先生的表現來看，只不過是反映了一個學者應該有的理性和責任。事實上，郎咸平的理論并沒有什么特別高明的地方，而且更多的還是以西方的較為成熟的經濟制度、企業制度和經理人制度為范本，“舶來品”的味道甚濃，并沒有多少創新的東西。這種理論是否適合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現狀、摸索中的企業發展和改革的現狀還很難說。
在“說與不說”的優柔徘徊中被公眾選擇用腳投票。什么是經濟學家，筆者以為構成經濟學家的幾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一是嚴謹二是誠信三是深度，缺一不可。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當以顧雛軍為首的格林柯爾系高官層被捕后，當初力挺顧雛軍，乃至出席“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們再一次選擇了沉默，只有鐘朋榮和張維迎發了點聲音，鐘教授把顧雛軍的失敗歸結為“任脈不廣，不擅長公關”，而張維迎先生則索性“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前者顯然過于草率，如果顧雛軍不擅長公關的話，他能夠在國有企業的購并大潮中攻城掠地而一路暢通嗎？他應該是位高手才對。至于后者，僅憑一句“不熟”是說不過去的。畢竟你有言在先，講過“如果顧雛軍錯了，那么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路線便錯了”的話。如果對顧雛軍和科龍不了解的話，怎么能可能草出此言呢？顯然，前后矛盾不言自明。
其實，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張教授一直在“說與不說”中進行著掙扎。從一開始面對郎咸平的挑戰保持沉默，后來出面應戰，但卻沒有非常有利的論據真正潛下心來參與論戰。再后來，當顧雛軍被捕后，輿論矛頭直指經濟學家的時候，張先生再度選擇沉默。其實，我們看到當張先生再度以“不熟”回應之前，因為無人應戰，已經漸趨勢弱，這個時候如果張教授不出面也就罷了，可偏偏他又發表了“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的言論，再度激起了媒體的興奮點，對輿論無異于火上澆油！
危機管理學里有一招叫“沉默是金”法則。亦即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如果你有更好的應對策略，能夠與受害者或者輿論保持一致就最好不過。如果沒有，那就干脆保持沉默下去，危機管理最為忌諱的就是站在輿論和公眾的對立面。試想，同樣參與“科龍二十年”研討的，有那么多機構和著名經濟學家，當顧雛軍事發后，大家都保持了一貫的沉默，而公眾并沒有一直揪住不放，甚至已經把他們給忘了，唯獨我們看到的是張維迎先生出面了，無疑與公眾和輿論形成了“單挑”的局面。這，也許是張教授需要深思的。
律師函彰顯了“以強凌弱”的負面形象。我們看到，在8月中下旬的時候，張教授因為不堪網站、報紙等媒體各類“對其形象影響極壞”的報道、帖子等，而拿起了法律的武器，陸續給一些媒體和作者發了律師函，試圖從司法的角度挽回自己的形象和名譽損失。從危機管理的角度，這無疑是一個敗筆�，F在已經是一個言論相對自由的社會，況且在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是允許任何人從不同的側面和角度加以解讀的。如果當事雙方不能夠給出完全的事實真相時，作為第三方的媒體和作者的個體，是允許做出合理的調查和揣測及至推定的，但這種猜測和推定并不會是說就給予了被推定對象最后的定性了，除非是惡意的人身攻擊，又何談侵權之有？退一步看，即使通過司法途徑，張教授勝訴，除了勝訴本身，又能收獲得什么呢？或許反而倒成全了不少媒體和個人呢！顯然，這并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而且，危機管理最為忌諱的可能就是通過法律的途徑想封住什么人的口，這是最為笨拙的處理方式。
不妨還原公眾一個“真相”。危機管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就是坦誠。遭受危機的組織和個人都應該在第一時間，將最真實的一面告知公眾，以避免更多的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揣測和臆斷。
現在對于張教授而言，做危機管理很重要的核心一步，而且是簡單的一步，就是還原事件的真相，給公眾一個說法。其實這個問題也非常簡單，大家無非關注兩點：一張維迎先生有沒有收取賄賂(收買)，二張教授對科龍都作了些什么，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就筆者來揣測，張維迎教授不可能收取科龍或者格林柯爾的賄賂，或者說被顧雛軍收買、成為科龍的宣傳工具什么的，想必這一點點職業道德或者學術操守還是有的。
不過，既然是大家司空見慣的研討會，作為主辦方所邀請的嘉賓，就其所研究的領域發表一些看法，并收取一些合理的酬勞費(俗稱出場費)，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并不能算得上賄賂。像郎咸平先生，據說現在的參加演說或者授課等每天的出場費為4萬元，并沒有人認為有被賄賂之嫌。至于對國有企業的改制觀點，甚至科龍改制方略，張教授也沒必要急著進行否認。就筆者的愚見，科龍、美菱等企業改制的方向并沒有錯，只是操盤手進行了誤導和違規操作產生了今天的結局。
在當今經濟學家越來越娛樂化的趨勢下，經濟學家已經成了公眾人物，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和風向標的作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代表著一種政策、方向或者信號，是要對社會負責的，需要倍加謹慎。有鑒于此，筆者建議張教授可以考慮導入第三方危機管理策略了。
稿件來源：中國人力資源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