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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樓市發展的支點之一：完善基本居住需求的保障機制
1988～1992年我曾被聘為世界銀行中國住房貸款項目的顧問，參與了世界銀行對中國住房改革研究的全過程。我們當時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我國傳統住房體制的基本特點是住房單位福利供給體制。徹底的改革，必須切斷居民住房跟單位之間的臍帶，而又能設計出一種體制保障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費需求，同時又能把住房資產化的需求交給市場。后來，在世
界銀行的方案中，提出了中國住房改革的總體戰略：成立城市公屋租賃公司。城市公屋租賃公司的住房，都要有一定的標準設計限制，還要有入住者的條件限制。當時我們調查了日本的公屋，基本面積也就是在40平方米左右。而發展中國家印度尼西亞的公屋標準，竟然是令人驚訝的18平方米。入住公屋的居民，都有著嚴格的限制，一旦居民認為自己的收入已經可以有更大面積和更好的住房服務了，可以搬出公屋，自己到市場上去購置住房資產或是租賃高標準住房。只有解決好基本住房服務的保障這一塊，才能留下市場空間，給真正富裕起來的城市居民提供市場化的住宅。為著建設這樣的主體，世界銀行還在上海、煙臺兩城市確定了10億美元的長期無息貸款項目。
可是，世行方案的意義并沒有被恰當的評估。一種不合時宜的鼓勵“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左右了大局。從中國長遠的發展需要出發，抑制超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住房需求是一種堅定不移的大思維。為此，首先要保障人們的基本住房需求，這是中國樓市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之一。不能發生醫改的慘劇：沒有錢就不能做手術，病人只能病死醫院。城市政府可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費，但是不能讓沒錢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住房。而政府一旦偏離自己的職責，就會向著另外一個極端發展。以至于在樓市價格扶搖直上的這些年，“住房保障”這個詞都曾一度在政府的詞典里消失了。
從全球視野看，工業化國家對住房市場都采取了高度的國家干預政策，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住房問題的。經濟適用房是這些年比較熱的一個話題。而執行下來的格局是，建筑標準越來越高，面積越來越大，成了特權的尋租的代名詞，在一些城市有一個人買20套以上的經濟適用房的現象，成為腐敗的另一個出口。住房體制從總體上看，住房實物分配的貨幣化是一種進步。但是廉價公屋的貨幣化，則是一種名義上的進步而實質上的退步。這是從概念化的理論出發，完全無視一國樓市健康發展所需要的保障體制所致。把廉價公屋貨幣化了，這就改變了這類公屋的性質，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并且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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