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富才低調任職能源辦 曾是中石油的鐵腕領袖

    9月13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客觀權威地回答了近期讓人最為關注的能源問題。他指出，當前國家還不打算成立能源部，但為了加強對能源工作的領導，國家成立了能源領導小組，并且設立了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來加強對能源工作的領導。這次會議，雖然是由張國寶獨自面對海內外眾多記者解答能源，但大家都不會忽略，現在主持國家能源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副主任正是當年的風云人物和爭議人物———馬富才。

　　馬富才曾經身為中國最賺錢的國企老

總之一，處事也十分低調。可是，開縣井噴事故將他推進了輿論漩渦的中心。如果沒有這個事故發生，馬未來的發展本來也將如曾任中海油總裁的衛留成、中石化董事長的李毅中一樣矚目。

　　就在張國寶談及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能源辦）的前幾日，恰巧是能源辦成立100天。這個機構依然保持相當的低調和神秘。其低調，恰與近來能源供應的緊張形成對比；其神秘，則愈發讓公眾對這一新設副部級機構的行事能力充滿期待。

　　能源領導小組由溫家寶總理親自任組長，由黃菊副總理和曾培炎副總理任副組長。由國家發改委馬凱主任擔任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主任，能源辦的兩名副主任分別是馬富才和徐錠明。徐錠明現在還兼任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局長。因此，現在能源辦的專職領導者就只有馬富才一人。

　　曾因重慶井噴事件辭職的中石油“一把手”馬富才，于今年6月2日就任新組建的國家能源辦公室副主任。盡管被重新起用，但馬富才已由正部級降為現在的副部級。

　　在7月下旬的“全國煤炭工作會議”上，馬富才一直靜靜地坐在主席臺上，時而認真傾聽，時而低頭筆記。發言的，是來自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等部委的副部長們。“我正在學習。”剛剛就任能源辦副主任的馬富才保持著低調。油氣只占到能源的20％左右，所以熟悉“油氣”的他正在加緊學習，以盡快熟悉整個能源工作。會議結束后，認識馬富才的人紛紛過來打招呼。許多人還沒習慣稱他“馬主任”而叫他“馬總”。

　　“鐵腕領袖”治下的中石油

　　一提到馬富才，這位2003年中國500強企業狀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掌舵人，業內人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大刀闊斧的內部改革。“鐵腕領袖”這個稱呼也正是由此得來的。

　　“馬總是位實干家。”中石油集團的員工談起馬富才，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敬佩之言。

　　在馬富才的6年執掌之下，中石油集團成為財富500強中國第一名，中石油則成為H股最賺錢的企業、中國海外上市贏利最高的企業。在他任內，中石油集團先后完成了改制重組、美國香港同時上市、在新疆建成未來中國最大的油氣產區等重大舉措，西氣東輸、安大線管道計劃、并購海外油田等舉動正酣。

　　馬富才上任伊始即主導了一場對集團公司老國企的資產重組，將油氣勘探開發、煉油化工、管道運輸及銷售等主業從集團中整體分離，于1999年11月創立了規模在世界上也屬領先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這被認為是當時我國企業改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手術”。

　　也正是這位“鐵腕領袖”，為了實現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力排眾議“揮淚大裁員”。在頭頂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中石油3年累計裁員36萬多人，僅此減員一舉便增效達38億元之多。還是這位“鐵腕領袖”，帶領著中石油在新世紀的第一年實現了飛躍。2000年4月7日，千錘百煉的中國石油終于在紐約證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同時掛牌上市，一舉實現融資28.9億美元，為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可貴的發展資金。

　　在這位“鐵腕領袖”的領導下，中石油取得的業績也是有目共睹的。2002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上繳財政利潤總額為2400億元，而中石油一家就貢獻了600億元，占到了1/4之多。在眼光最為挑剔的資本市場上，中石油還是得到了投資者奉與的“賺錢王”稱號。在風云莫測的國際石油市場上，中石油卻是笑傲群雄，一舉成為了第一家躋身世界石油大公司10強行列的中國公司。

　　馬富才，這位擁有著30多年經驗的老石油人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國有企業完全能夠發展壯大，能夠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能夠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成長之路

　　1980年11月，一名大學生被提拔為干部。地點是山東濱南采油廠，那兒離中國的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的總部所在地有80來公里遠。被提干的年輕人名為馬富才，來自江蘇溧陽，那時他從北京石油學院畢業分配來濱南工作已有幾年光景。在那個年代，這名從學院里出來的年輕人常被人們稱為“大學生”。至今，那兒的老人還會記得，他長得修長、面孔白亮。

　　大學生最初的官銜是副調度員，行政級別是副科級，3年后，馬晉升為副總指揮，再4年后，開始擔任總指揮———他政治生涯里的第一個一把手，直到1989年6月離開濱南。

　　1988年10月，當時的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有關負責人到濱南采油廠視察工作。擔任廠長的馬富才陪同考察，并沿途介紹情況。有當時在場的人介紹說，馬富才對各種設備的參數、鉆井的產能、人員的情況都了然于胸，許多數字不用看材料就脫口而出。這一切給考察的負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8月至1990年6月，在這期間，勝利油田會戰指揮部改名為勝利石油管理局，勝利油田會戰管理體制結束，進入二次創業、持續穩定發展時期，勝利石油管理局的高層隨之作了調整。

　　馬富才于1990年2月出任副局長一職。之后，馬的仕途一帆風順。1990至1996年間，馬富才擔任的職務從副局長到常務副局長、然后到局長。1996年12月，馬富才離開山東東營到北京，當了副總經理。1998年，馬富才從排名第五的副總經理的位上被“扶正”，開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時代。

　　在東營，人們對這名從學校出來的石油人的評價相當一致：低調、務實。勝利管理局下屬的一家二級單位的負責人說，馬不喜歡在眾人面前作秀，但這不影響人們對他的“尊重”。在勝利石油管理局，馬富才一直主抓生產。他在任時，勝利油田的石油年產量迅速攀升至3000萬噸，并在這個水平之上穩定保持了幾年。

　　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馬富才是業界公認的低調企業家。可是，開縣井噴事故卻將他推進輿論漩渦的中心。

　　2003年的12月31日，重慶開縣井噴釀成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萬人星夜逃難———馬富才隨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辭職請求。自中央2003年開始“高官問責”后，馬富才是第一個主動引咎而退的官員。馬富才引咎辭職時58歲，在石油系統工作了34年。

　　從井噴事故到中央宣布接受馬富才的請辭，歷時113天。“你能感覺到馬總的憂慮，”中石油內部一位人士說，“他的白發驟然增多。”有媒體披露，當聽到開縣井噴事故消息時，馬富才臉色凝重：“發生大事了！”當天下午，副總經理蘇樹林被派往事發地。

　　馬富才當時為什么沒有親自趕赴現場？這是他后來備受輿論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分管范圍的問題，他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引咎辭職這么嚴重的后果。也有可能是從企業形象安全出發的一種考慮。”行政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分析說。“馬富才沒有親到現場，是他的失誤。”一位與他熟識的人士說，“這或許與其經歷有關———他30多年的從業經歷一帆風順，缺少對重大事故的處理經驗。”

　　如果沒有這個事故發生，馬富才未來的發展將如中海油總裁衛留成、中石化董事長李毅中一樣矚目。后來，李毅中先后調任國資委黨委書記、國家安監總局局長，衛留成2003年10月由中海油總經理調任海南省代省長。

　　一位了解內情的人士說，馬富才在辭職時對中央提出：希望從事石油技術方面的工作。此后，他開始對中石油全國管線進行考察，包括四川忠縣—武漢的石油輸送線。當到達井噴的事發地時，有隨行者感受到了他的愧疚和傷懷。在辭職后的一年中，身無官職的馬富才主抓了一個新項目———“煤層氣”。這是一種附存在煤層中自生自儲的非常規天然氣，俗稱“瓦斯”，是我國近年才開始利用的新型優質清潔能源。國家已經對該項目進行了立項，但由于技術太新，目前還處于研發階段，大約5年后才能見分曉。

　　“可惜。”不少采訪對象如此評價馬富才政治生涯的戛然中止。

　　但毛壽龍教授提出，馬富才雖然在政治上承擔責任，主動辭去行政職務，但是在行政上并未受處分。相反，如果不作引咎辭職的表態，以后即使一直在位上，這仍會成為他職業生涯中一道跨不過去的坎。領頭承擔事故責任于他的政治形象未必是傷害。

　　與其他被免職的官員同樣，馬富才的正部級待遇依然保留。他如在職時一樣低調，而當媒體詢問他任職能源辦副主任的感想時，他也如過去一樣保持沉默。

　　眾說紛紜

　　期待“馬富才們”東山再起

　　在國外，高級官員在重大事故發生后主動引咎辭職，已成為行政慣例，并不罕見。但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國內重大事故發生不少，高層官員主動承擔責任并引咎辭職的卻極為鮮見。馬富才主動辭去領導職務，體現了高官勇于承擔應盡職責的勇氣，此舉令人尊重。單從這一點來說，馬富才應該是一位有道德責任感的官員。

　　事實上，作為一個特大型國有企業的掌門人，馬富才創造的經營業績可謂傲視群雄。其低調、務實的作風也為他在集團內部贏得了極高聲譽。憑心而論，假如沒有這場特大井噴事故，他應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官。很多人都覺得，馬富才這樣的好官引咎辭職多少有些“可惜”。

　　筆者以為，對于引咎辭職的官員，不能蓋棺定論，使其永無翻身之日。而是要建立跟蹤機制，對其辭職后的工作保持關注，對于確實優秀的人才，允許其恢復公職，此舉也是干部制度“能上能下”原則的體現。

　　官員復出尚需機制到位

　　“官員在引咎辭職后，如在短時間內迅速復職或平調崗位，實際上這是對其另外一種形式的補償，這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也在形式和過程上，破壞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問責，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一位學者談及馬富才復出的影響時這樣認為。

　　不僅馬富才如此，張文康、孟學農等都是按照“先歇一段時間避過風頭，然后會選擇一個適當的機會和場合露一下面，最后悄然復出的方式。人們只是在心理上接受了這樣一種方式，但在程序上卻有失公允，這樣操作甚至會讓人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調動。”有學者認為。

　　其實，人們對官員復出或復職最大的擔心也正在此。一個官員的復出，其程序應該公開化和透明化。因為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那么，在他們復出的時候，也同樣需要有個對公眾告知的程序。

    (黃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