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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屆政府將會開放數據

2013年04月08日 07:43  《中國企業家》雜志 

  案例3:數據權之爭

  文_本刊記者 周恒星編輯_楊婧

  發揮你您的想象力,選擇您認為可是的答案

  擁有了數據就等于奪取了行業制高點,飛友網絡科技公司CEO鄭洪峰深知個中道理。

  最近幾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一類關于航班動態的應用程序開始出現。通過一套算法,數據工程師們將機場航班實時動態轉換成直觀的信息,再傳遞給用戶,讓后者能夠及時了解到航班的起飛、到達、延誤、取消、返航、備降等狀態,從而幫助用戶更高效地安排行程計劃。

  目前這個市場上主要有三款應用產品,分別是航班管家、飛常準和航旅縱橫,飛常準正是飛友科技推出的一款應用。三款應用中,航班管家和飛常準都是民營企業,上線時間較早,用戶數較多;航旅縱橫雖然上線最晚,卻是由央企中國民航信息集團(中航信)開發,大有后來居上的趨勢。

  隨著這個細分市場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個問題浮出水面。鄭洪峰向《中國企業家》直言,數據是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資源。但是目前中航信壟斷了大部分行業信息,使得飛常準必須通過購買和交換才能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數據。

  

  “我們的數據成本是非常高的。”鄭洪峰告訴本刊,“氣象、航班信息、空域流量等信息有些是公開發布的,有些則需要公司向空管局、機場和航空公司購買或交換。”

  對于鄭來說,獲取數據的過程就是一部血汗創業史。據其回憶,早年的各大機場、航空公司之間的數據是割裂的,為了獲得準確的航班起降信息,鄭洪峰和他的團隊就去為這些政府機構、大公司提供技術支持,以此來交換所需要的數據。“我們必須放下身段,他們需要什么我們就做什么。”鄭說道。因為飛常準是家小公司,決策鏈條短,效率高,通過多年的積累,鄭洪峰打通了部分數據通道。

  鄭洪峰在民航系統工作近12年,其人脈和常識的積累成為飛常準的重要優勢。1999年,他創建了民航資源網。現在,這家網站是中國最大的民航門戶網站。2005年,他又創辦了飛友,主要為飛行旅客提供機票搜索引擎等服務。從2008年開始,鄭洪峰團隊通過飛常準為用戶提供航班動態服務。早期,飛常準的用戶只是民航內部工作人員,很多機票代理商主動幫其推廣,機場方面也常常用飛常準的應用來安撫因飛機延誤而憤怒不已的乘客,而業內資深人士也常提供很多有價值的反饋信息。鄭洪峰依靠民航內部的資源維持著自己的數據來源。但鄭知道,這并不能長久。

  鄭洪峰的故事并不是孤例。中國一家大型電子商務公司的數據挖掘專家接受本刊專訪時提到,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子商務公司需要預測非一線城市的物流狀況。在這一過程中需要考慮當地交通擁堵程度和天氣情況,如果當地政府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相關數據,可以大大提高運作的效率。以交通數據為例,這位數據挖掘專家使用的是百度地圖和高德地圖,后來,他發現不能再用了:一方面,與這樣的公司合作存在商業機密問題;另一方面,由于交通數據可能來自于這些公司的統計,失真度也是這位數據挖掘專家擔心的。“我們非常希望政府能開放一些原始數據。”他繼續說道,“我們也希望和領先者能平等地分享數據權,而不是數據成本增加了二三倍。”

  鄭洪峰和這位數據專家都擔心數據壟斷,希望政府公平公開地開放數據,這樣的做法并非沒有借鑒。美國有一個叫做flyontime.us的網站,用戶可以從這個網站上獲得航班信息和天氣情況,其功能與國內的航班動態應用類似。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網站的數據來源是一個公開的美國政府網站data.gov。目前在上面大約有超過40萬各種原始數據文件,涵蓋了農業、氣象、金融、就業、交通、能源等近五十個分類。此外,data.gov還有一個地理信息的子站點,專門提供地理信息相關的數據。美國官方表示,這個網站的目的是“方便公眾更便捷地獲得聯邦政府數據,并通過鼓勵創新來突破政府的圍墻而創造性地使用這些數據。”

  2006年經濟學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維基經濟學》中指出,人類已經進入了共享時代:“失敗者創建的是網頁,而勝利者創建的是生機勃勃的社區;失敗者創建的是有墻的花園,而勝利者創建的則是一個公共的場所;失敗者精心守護他們的數據和軟件界面,而勝利者則將資源與每個人共享。”這一理念后來被認為是網絡2.0時代的核心理念。以用戶為中心,注重用戶交互,讓用戶參與共同建設的網絡2.0同樣適用于政府,最近幾年各國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標志著政府2.0時代的到來。

  那么在大數據時代,中國政府做好準備了嗎?

  深藏的事實

  飛常準的競爭對手也遇到了相同的困境。為了拿到第一手數據,航班管家非常賣力。它與各大機場合作,間接獲得自己所需要的航班起降信息。2012年6月,航班管家與上海虹橋機場達成協議,航班管家可以直接從虹橋機場獲得信息,包括航班的延誤、取消以及登機口變更等一手信息,且提供的信息均與虹橋機場同步。可以預見,機場是其重要的數據來源。

  面對競爭對手的步步緊逼,鄭洪峰認為,正常的商業競爭并不是飛常準所焦慮的事。“開放與競爭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對于飛常準來說,央企中航信旗下的航旅縱橫才是最大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壟斷數據的嫌疑。”一位堅持匿名的專家說道。而面對記者的采訪要求,航旅縱橫以不便透露為由拒絕。目前,中航信擁有中國所有終端旅客詳細的數據庫,包括姓名、手機、消費習慣等,這是中航信最核心的資源。由于與航旅縱橫母子公司的關系,非市場化的利益輸送飽受詬病。

  在有關民航信息的關鍵數據中,空域流量是影響中國航班正點率的主要原因,而這一數據掌握在空管局手里。“空管局也愿意將數據分享給航空公司、機場,甚至是一些小公司,它們這么多年也在努力,可中國有自己特殊的情況。”上述專家說道。

  在中國,不到30%的空域對民航開放。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是空域管制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民航系統也很頭疼,七成多的空域屬于國家機密,所以機場、空域關閉根本無法預知,何來公開的數據?”上述專家說道。

  在航班信息中,準點率是非常重要的一條數據。鄭洪峰以此對比中美兩國差異。“在國外,像準點率這些關鍵數據都是由政府全部公開的,因為準點率會決定哪家航空公司可以獲得哪些航線,是航線資源分配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但是,在中國,這個數據卻是各家公司自己搜集的。”換句話說,相關政府部門并沒有掌握到第一手的數據來源,遑論數據開放了。

  在石油、電信、鐵路、民航等戰略行業中,民航業的數據開放遠遠走在了其它行業的前頭。上述電子商務公司的數據專家告訴本刊,設計物流工具時,他們更愿意與民航系統合作,不僅僅是快,還因為如果找相對封閉的鐵路系統要一些關鍵性數據,“更難,更不靠譜。”數據專家說道。

  “有時,政府也有擔心,你要數據做什么?有時他們第一反應是,‘間諜’;第二反應是,你用來賺錢的,我會不會存在什么風險。”上述民航專家說。這位民航專家的一部分工作是為相關政府寫內部報告,有時需要跟民航系統要一些關鍵性數據,即便如此,也免不了遭遇相關政府部門的懷疑。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沈浩認為,現在的政府網站許多都是空架子,甚至大部分網站都很少更新,內容上也只是一些公告,而之前的決策過程并沒有反映出來;與此同時,由于中國政府缺少推動力,尚無法建立像data.gov的數據平臺。

  另外,根據BNET商學院對中國政府部門的調查分析顯示,政府部門以數據分析作為決策支撐并沒有形成氣候,將數據分析作為核心競爭力的只占5.6%,比起美國和英國等政府開源力度差距巨大。

  此項調查的負責人,BNET商業英才網副總編周安利認為:政府部門依然缺乏對大數據的真正、全面的認識。在挖掘信息系統價值方面,數據分析也受制于管理體制和職能制約,及長期傳統管理積累的習慣,業務驅動力不足,績效考核不配套。所以中國政府部門對大數據可能產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利用數據分析實現政府的科學決策依然有相當長的距離要走。

  數字生產力

  如今,飛常準已經擁有300萬月活躍用戶,覆蓋1萬個國內航班,5萬個國際航班。鄭洪峰直言,飛常準的優勢和主要收入來源就是利用大數據技術對數據進行收集、分析和加工。比如利用獲得的收據,飛常準可以幫助保險公司制定航班延誤保險,而這些都是政府和保險公司以前無法完成的。

  以前,航班延誤險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保險公司讓用戶去舉證,用戶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紙質證明才能從保險公司拿到賠償,而賠償金額往往只有兩三百塊錢,因此用戶都不愿意買這個險。“而現在,航班一落地,通過我們的數據和服務,保險公司就知道是否超過保險閥值,沒超過的,用戶可以直接從保險公司拿到錢,過程非常簡單。”鄭說道。與保險公司的合作,鄭洪峰得到的回報是收取一小部分服務傭金。

  數據開放不僅可以讓小公司受益,而且可以讓政府更加透明、負責任。美國政府前助理信息官、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貝絲·諾維克(Beth Noveck)在她的《維基政府——運用互聯網技術提高政府管理能力》一書中闡述了如何在數字化背景下,運用網絡和大數據建立民主和高效的政府。“數據開放可以讓體制內外的人一起參與進來,解決政府無法完成以及棘手的問題。”諾維克告訴《中國企業家》。

  諾維克以感染率數據為例說明開放數據的作用。美國的醫療部門搜集了全美幾乎所有醫院的感染率,但是政府并沒有足夠的能力把這些數據轉化為有價值的信息。可是,當這些數據被放在data.gov網站上以后,微軟[微博]和谷歌[微博]卻能夠運用自己強大的技術能力制作了一幅數據地圖。不管是研究機構或者是普通患者都能運用搜索引擎查找任何一家醫院的感染率來決定是否住院。

  而在中國互聯網領域,此前受到虛假廣告質疑的百度也開始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利用后者的數據進行網絡打假。百度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前百度需要從2000億網頁中篩查出有問題的假藥網站,屏蔽虛假醫療信息非常困難,單純依靠技術和管理手段的升級,難以達到打擊假藥的最佳效果。同時,百度作為一家企業,并不具備相關監管資質,這也是百度無法進行獨立打擊假藥的問題所在。百度曾獨立打擊假藥,但效果十分有限。

  從2010年開始,百度聯合衛生部、國家藥監局等多個部委部門發起“陽光行動”,打擊各類互聯網不良及虛假信息,之后,百度與國家藥監局正式達成戰略合作,國家藥監局的三大藥品數據庫,總計20余萬個權威藥品信息向百度開放,而且這些數據庫將隨著藥監局的數據變化實時更新。用戶可以通過通俗的商品名、專業的藥品名、批準文號等多個途徑,在百度搜索到藥品的權威信息。

  “作為5億網民的互聯網入口,百度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利用搜索入口和平臺優勢,與各家具有數據資源優勢的政府部門、權威機構聯手,讓權威信息全面入駐網絡。”這位負責人說道,“重要的是,數據治國,相關政府部門也獲得了很好的贊譽。”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沈浩認為,雖然中國政府在2007年就發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目前政府公布的數據大部分還是報告和報表,沒有標準的格式,不能以數據的形式查到,因此也無法進行深入的分析、加工和挖掘。

  “如果政府需要社會共享和分析這些數據,必須提供最原始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學術和商業上才能去應用它。”沈浩說,“你看data.gov的網站,在上面的聯邦政府的數據庫,都是以電腦可讀取的格式發布的。”

  鄭洪峰也意識到這個難題。他有時候會給相關政府、大公司提供一些數據,他力求尋找一種標準格式。而在這樣的方向上,中國的一些公司也在與政府一起努力。

  高德軟件有限公司三維應用事業部總經理趙珂告訴記者,以前的項目往往是政府立項再雇用公司去做,完成后政府擁有版權,這樣導致數據市場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投資拉動型的經濟。而目前高德與地方測繪局采取的合作形式是授權模式,高德幫助政府采集數據。擁有了標準化的數據,相關政府就擁有了一個標準的基礎數據庫。“這是國家測繪局比較有遠見的一個舉措,相信我們未來和政府這類合作會越來越多。”趙珂說。

  鄭洪峰也相信,未來會更務實更市場化,歧視性的東西會越來越少。中國的數據會越來越開放,也會更加利用市場的機制去鼓勵更多的商業用戶用好航班的數據。

  與此同時,鄭洪峰也在以不同形式回饋于給他提供數據的政府相關部門和大公司,最近,他的團隊正在撰寫一份報告,名為《航班正點提高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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