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工會 管理和權力機構政治組織

　　韓國工會已超越傳統的代表勞方利益訴求的功能，演變為管理者、權力擁有者和政治機構。工會由勞方走向資方或“準資方”后，矛盾的地位帶來搖擺的立場；工會走向權力，也醞釀著腐敗和丑聞

　　□ 陳彩虹

　　通常情況下，企業或行業由勞動者一方與資本者一方組成，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各自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表或“發言人”。資方作為企業“主人”，其利益有“自然的”表達渠道。而勞方不同，他們必須建立一種機構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于是工會應運而生，它代表勞方向資方爭取合理的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等。

　　工會的功能多了

　　韓國早期的工會也是這樣的機構。但韓國工會在年復一年與資方的利益對立、摩擦和斗爭中，早已拋棄了傳統的代表勞方利益訴求的功能，走向了管理，走向了權力，走向了政治，從而變質為一個管理者、權力擁有者和政治機構。

　　熟悉韓國工會的人，都認為韓國工會厲害，但很多人并沒有清楚地看到，韓國工會的“厲害”，已經不是作為工會組織的厲害，而是作為管理機構、權力機構和政治組織的厲害。試想，這樣一種特殊的厲害，又有哪個國家的傳統工會可比呢？

　　在韓國的產業工會組織中，現代汽車集團的工會很有代表性。現代汽車集團勞動者的待遇在韓國是相當高的，工會組織似乎在要求改善勞方工資福利待遇這方面已經沒有太大作為；但工會活動并未因此減少，它將目標轉向了企業的管理和權力等方面。

　　在近年工會與資方的“夏斗(一年一次的夏季罷工活動)”中，現代汽車工會組織提出了參與企業管理的明確要求。工會試圖在企業管理層之外，增加一個權威管理機構；工會意見必須受到重視并實施，甚至企業出品

　　有趣的是，2005年的“夏斗”，現代汽車工會組織似乎找不到罷工斗爭的足夠理由，只好開會討論，以投票來決定是否罷工，再行樹立罷工的具體目標。這次罷工的理由，是要求企業在向海外投資設廠之前征求工會的意見，并減少節假日和周末加班時間。如此的工會，已經離傳統工會所代表角色很遠了。

　　2004年美國花旗銀行收購韓美銀行時，工會罷工提出數十項條件，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與管理或權力訴求相關。例如，收購完成后，美國人必須繼續保留“韓美銀行”的名稱；原有網點必須全部保留；雖然美國人是該銀行的“資方”，但召開董事會或管理層會議，要用韓國語作為工作語言，美國人參會時可以配翻譯等。這次罷工持續了十多天時間，最后政府出面，美國方面施加了多方面影響，問題才得到最后解決。

　　由工會組織發展出一個政黨，由工會領頭人擔當政治人物，更是典型的工會質變的事例。韓國有兩大全國性工會組織，一是韓國總工會，一是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后者在1999年結合其他社會團體，推選出勞動者代表、前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委員長權永吉參加總統選舉，當年成立了政黨籌備委員會，2000年1月正式成立了勞動者的政黨“民主勞動黨”。

　　這讓人不由得想起當年波蘭團結工會主席成為波蘭總統的歷史。“民主勞動黨”在韓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中，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作為，它明確地體現了韓國工會某種與眾不同的特質。

　　還能否代表勞方利益

　　當韓國工會走向管理、權力和政治之后，一個巨大的悖論產生了。在現代社會的企業里，管理層的獨立出現，似乎在資方與勞方之間形成了某種中間地帶，但管理方通常是資方自任，或雖然他任卻直接代表資方利益，從而有“準資方”意味。

　　工會組織走向管理，這意味著勞方或勞方代表走向了資方或“準資方”，工會還能否很好地代表勞方利益，就值得疑問。事實上，韓國企業工會組織中許多的“頭們”由于坐到了與管理者相同的發言位置上，儼然成了“準資方”。如此矛盾的地位，使得他們不是毫無價值地干擾管理，就是投靠資方而成為“叛徒”。

　　工會走向權力，也醞釀著腐敗和丑聞的可能性。近些年韓國工會組織中受賄等腐敗事件大為增加，這與工會組織在權力訴求后得到了相當的權力，又沒有權力制約機制的約束是直接相關的。至于工會組織走向政治舞臺，這已經完全與傳統工會職能相背離，當工會組織在政治上贏得了某些地位時，它作為勞方利益代表或發言人的地位就自然弱化了。

　　因為它必須以產生一批政治家為前提，這些政治家在政治舞臺上的表演是受利益左右的，只有需要勞動者的支持時，他們才是勞方代表；當需要資方支持時，指望他們代表勞方利益，那是不現實的。韓國工會走向政治后的這種搖擺格局，如今開始時隱時現。

　　現實總是具有它的合理性。或許，韓國工會的這種悖論局面，就是世界各國工會組織未來的樣本。

　　(作者就職于中國建設銀行漢城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