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金融危機是否為IMF危機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0月22日 14:28 《財經時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國危機的拯救，既有天使之功，又含魔鬼之虞。一方面，韓國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與國際“接軌”的范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真正屬于韓國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越來越少

　　陳彩虹

　　1997年韓國人經歷的歷史性金融危機，隨著時間的流逝漸行漸遠。但那場危機帶給韓國人的思考，則越發開闊和深沉。有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要對韓國的金融危機負責，正是該組織依據美國人的錯誤分析和理論，強行地要求韓國采取相對的對策，結果讓韓國深度地被迫卷入到了亞洲金融危機之中。更有激烈一些的論者，干脆將那場金融危機，改名為“IMF危機(IMF crisis)”。

　　那場波及到幾乎整個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其策源地并不是韓國。從某種分析來看，韓國本來頂多算是危機波及到的一個國家，而且是較為遠端的一個國家，整個經濟、金融貨幣制度和社會日常生活體系，應當不至于受到毀滅性的沖擊。危機開始后，就在先行進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將外匯投資或貸款從韓國轉移出去，以保證它們自身的支付需要時，韓國人對外匯短缺形勢過于嚴峻的判斷，迅速轉為了向IMF求助應急外匯貸款的決策。應當說，如此的決策并無多大過錯。

　　然而，IMF依據一份由美國經濟學家提供的分析報告，認定韓國經濟、財政和金融貨幣體系的脆弱性，強求IMF的短期貸款與韓國經濟體系的重組變革掛鉤，在提供短期貸款的同時，韓國必須接受IMF的財政貨幣政策安排，及經濟和金融體制的重組改造設計。結果，沒有對于韓國經濟和財政金融體系的深刻了解，盲目地使用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危機的初期，讓韓國國內的外匯流出更為迅速，韓國的銀行被迫進一步收縮貸款，導致韓國企業破產倒閉數量驚人，最終讓韓國由危機波及的遠端國家，變成了危機的中心國家。

　　盡管IMF后來改變了政策要求，放松了韓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歷史則不可能重新再來一次，韓國陷入危機中心的第一步一走出，要想從中走出來，就成了一個曠日持久的事情了。

　　由此看來，視韓國金融危機為IMF危機并不為過。不過，韓國

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盡管一些相對激烈的言論批評了IMF在危機中的做法，絕大多數韓國人思考那次金融危機的結論，還是“客觀地”給予了IMF 50%左右的肯定之說，感激IMF的貸款拯救了瀕于崩潰的韓國經濟體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恐怕是韓國主流的對于IMF在危機中作用最經典的判斷。

　　整體而言，那場危機讓韓國巨變的最突出一面，是這個國家的經濟體系被強行地推進上了“全球化”的軌道。1997年之前，韓國的經濟雖然有著相對市場化的特征，卻不能不說它的市場封閉性相當突出，例如，外國資本進入韓國重要行業(如銀行業等)幾乎不可能，外匯管制相當嚴格，商品貿易的本國保護極為到位(農副產品市場今天也還未完全放開)。危機中，IMF “有條件地拯救”，硬是讓韓國俯首稱臣，

資本市場、重要行業入股、商品貿易市場、外匯進出等，均洞門大開。

　　韓國人一夜之間，似乎除了鈔票和泡菜還有本國特色之外，一切都全球化了。故此，與其說IMF的短期貸款支持，更多地拯救了韓國的經濟，不如說更多地改變了韓國的經濟體系更為貼切。

　　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下，既有天使之功，又含魔鬼之虞的IMF對韓國危機的拯救活動，實際上給韓國留下了天使，也留下了魔鬼。這正是當今韓國經濟最為明顯的特征。

　　一方面，韓國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與國際“接軌”的范圍越來越大，得到國際經濟社會的認可亦越來越多，韓國由此獲得了更多的國際經濟交往的好處；另一方面，真正屬于韓國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越來越少，大企業集團和幾乎所有重要行業的重要機構，均由外國資本控制，國際經濟社會中任何細小的波動，都對韓國經濟產生著重大的影響，韓國無可奈何地承受著經濟控制權巨大喪失帶來的無可度量的經濟成本。

　　在經濟全球化并沒有也不可能消滅民族國家經濟特性的當下，經濟控制權的縮小或失去，從長期看，無論獲得多么大的全球化的好處，都不足以覆蓋如此權力喪失的成本，當然就更談不上“凈收益”了。基于此，韓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勢如何，讓人陷入迷茫。

　　(作者為中國建行漢城分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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