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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走出去”變成一個政策口號或一場運動，而是要創造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讓企業自主決策
□本刊記者 王曉冰 曹海麗 何禹欣 張帆 發自北京
本刊特派記者 黃山 發自香港
“分水嶺”
2005年9月13日，又一樁由中國公司發起的巨資收購在等待東道國厄瓜多爾政府的批準。根據協議，由中國公司控制的合資公司安弟斯石油公司(AndesPetroleamCo.)將收購加拿大石油公司(EnCanaCorp.)厄瓜多爾業務的股份，耗資14.2億美元。目前能確定的收購方股東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而就在此前一月，另一樁曾引起廣泛注意的中國式收購已正式告吹。
“如果說五礦原本還保留著收購諾蘭達公司(Noranda Inc.)的最后一線希望，現在，這個DEAL(交易)已經徹底完了�！�
8月底，匯豐銀行投資銀行部一位資深人士對《財經》說這番話時，其情未了。作為融資行國家開發銀行的財務顧問，匯豐跟蹤這宗交易已然一年零一個月。即使在去年11月16日喪失獨家談判權之后，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下稱五礦)及其背后龐大的中介機構，也并未放棄收購的努力。
然而，澳大利亞最大的銅礦生產商斯特拉塔(Xstrata)在今年8月間宣布，以17億美元收購全球第三大鎳生產商加拿大鷹橋即諾蘭達19.9%的股份，這終結了五礦的最后希望。
五礦這起收購的涉及金額原計劃在40億至59億美元之間，僅次于中國海洋石油集團(下稱中海油)收購優尼科(Unocal)報出的185億美元之“天價”。在業界看來，這兩宗并購行動，將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帶入了一個新時代�！耙郧�(包括聯想的收購)，中國公司收購的都是某項資產，而對上市公司發起全面收購，則從現在才開始�！�
僅僅數天后，總部設在加拿大的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董事會就宣布接受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下稱中石油)41.8億美元的報價，中石油收購成功在即。
自2004年下半年以來，由中國企業參與的并購接連不斷。這些案例使中國成為過去一年國際并購市場最令人矚目的買家——從2000年到2003年，在與中國企業有關的并購中，單筆交易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收購案幾乎沒有，而2004年至今，已出現八起。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2005年都是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分水嶺”。國際知名投資銀行摩根大通近日完成的全球產業并購報告稱，中國境外收購正在進入新時期，其規模迅速擴大，收購目的更加復雜，收購過程和融資安排也更趨專業和透明。
報告顯示，不包括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報價，2005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總額為62億美元，2004年是接近48億美元，而2000年時，這個數字才18億美元。從2000年到2004年，這個數字以平均每年28.4%的速度在急速膨脹。
是什么樣的力量推動著這股并購大潮的興起？外界對于中國政府在中國公司海外收購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有諸多猜測，甚至不乏泛政治化的推論——其中幾分事實，幾多誤解？
放松管制，并購門啟
如果沒有2000年提出的“走出去”戰略，中國企業這一輪并購浪潮恐怕還要延后數年。僅僅外匯管制這一項，就足以卡住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脖子。
在2000年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主要思路就是‘管住資金流出’，當時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曾經聯合七八個部委打擊騙匯。直到這兩年，才提出‘資金流出管理要平衡’�！眹彝鈪R管理局的一位官員回憶說。
其時，企業進行境外投資，必須報當地外匯管理部門，進行外匯資金來源審查和外匯風險審查，經過層層審批之后才能放行。申請時不僅要提交投資回收計劃、企業經營報表、外匯資金來源證明，還需要提供投資所在國(地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等級、投資與外匯管制狀況等等文件，甚至要求當地中國使館出具項目審查意見；其申請材料之冗雜，程序之繁瑣，耗時之長，足以令企業望而生畏。直至資金匯出之前，企業還需提交利潤匯回保證金。
嚴格管制之下，很多準備海外投資的企業只能繞道而行。業內人士透露，不少企業發明了很荒謬的辦法，比如說通過員工開旅行支票出去。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超過10億美元的并購尤如“天方夜譚”。
實質性的政策松動，始自2000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報告中出現了“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字眼，第一次將中國企業“走出去”提到如此高度。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此后，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財政部、外匯管理局等逐步啟動了政策調整的步伐。
國家外管局自2002年10月啟動了外匯管理改革試點，確定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等24個省(市)為試點地區，放松300萬美元以下的外匯審批權；同時允許境外企業保留利潤，不必再調回國內；次年，國家外管局正式取消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和匯回利潤保證金兩項行政審批；至今年5月，又將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擴大到全國，地方可審批權限也提高至1000萬美元，境外投資外匯購匯額度，亦從年初核定的33億美元增加到50億美元。
購匯換匯的閘門打開之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開始從“灰色地帶”轉入公開，從小規模的試探開始參與國際兼并與重組。中國公司的并購潮由此勃興。
優惠種種
伴隨外匯管制的放松，一系列金融、稅收優惠政策陸續出籠。中國兩大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金融臂膀。
2004年11月12日，國家發改委與中國進出口銀行聯合發出通知，將對“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重點項目”給予信貸支持。根據此文件，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每年信貸計劃中，專門安排一定規模的境外投資專項貸款，用于支持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重點項目，并享受出口信貸優惠利率。
據中國進出口銀行有關人士介紹，符合條件的“走出去”項目，人民幣貸款利率比商業銀行貸款利率至少低2個百分點；美元貸款實行國際官方出口信用機構通行的固定利率，商業銀行貸款實行的則是浮動利率。目前商業銀行一年至三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為5.76%。
所謂“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重點項目”，主要分為四類：一是境外資源開發類項目；二是能帶動國內技術、設備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三是能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境外研發中心項目；四是能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快開拓國際市場的境外企業收購和兼并項目。
對于這類貸款，中國進出口銀行還可視情況給予延長貸款期限、減免保證金等一系列優惠。
此外，今年5月，商務部等八部委下發《關于扶持出口名牌發展的指導意見》，也承諾優先安排名牌出口企業使用優惠貸款和各項扶持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名牌出口企業擴大對外投資，開展國際化經營，逐步建立國際化的研發、生產、銷售和服務體系。
在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銀行959億元貸款總額中，“走出去”項目占批貸總額的30%，約為280億元。剛剛履新的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已經表示，將保持和發揮該行在支持“走出去”項目中政策性融資的主渠道地位，“計劃今后大規模增加貸款額度”。
國家開發銀行則是站在中國企業“走出去”背后的另一家重量級政策性銀行。據國家開發銀行廣東省分行行長戴達年稱，國開行已與一批大型企業集團簽署了戰略性合作協議，累計向17個重大“走出去”項目承諾貸款86億美元。
誰是受益者
TCL集團便是這一信貸支持政策的受益者。今年8月5日，國家開發銀行與TCL集團在廣州簽約，前者將提供80億元貸款，主要用于TCL集團未來五年在多媒體終端、移動通信終端、家電等產業的“走出去”。
自2004年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的彩電業務和阿爾卡特公司的手機業務以來，這已是TCL第三次獲得政策性銀行的貸款支持。今年3月12日，中國進出口銀行與TCL集團簽署總金額為60億元人民幣的出口信貸支持；7月5日，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與TCL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幫助其建立“全球海外業務風險管理體系”，并提供信用保險等全方位服務，預計2006年出口信用保險承保目標金額將達到15億美元。
在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名單上，獲得“走出去”信貸支持的，不僅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國五礦、中冶集團這些資源性行業，也可以看到華為、清華同方、TCL等IT和家電類企業。去年12月，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獲得國開行100億美元的授信額度，用于拓展海外市場；今年6月，清華同方也獲得國開行38億元貸款，同樣是用于“走出去”。
在這兩大信貸支持主力之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身影也不時閃現。2003年3月，中國工商銀行為亞洲的網通牽頭組織銀行貸款，成功收購了亞洲環球電訊的主要海底光纜資產。
一些特殊項目，甚至可在獲得商業銀行貸款支持的同時向財政部申請貼息。例如，對于可帶動勞動力輸出和設備輸出的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為支持和鼓勵有比較優勢的企業“走出去”，商務部即承諾由中央財政出資，對其國(境)內銀行獲得的商業貸款予以貼息。
一些地方政府也紛紛推出了本地區的優惠政策。云南省財政廳今年6月與省國稅局和地稅局聯合發文，設立省級“走出去”財政專項資金。同時規定，云南省企業境外投資利潤五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稅期滿后至2010年，減免15%的稅率計征企業所得稅。
隨著“走出去”大潮日漸壯大，政策性銀行的貸款已供不應求。中國進出口銀行一位消息人士告訴《財經》，“不可能每家企業的貸款要求都得到滿足，有很多項目被我們否定掉。我們選擇項目的原則是擇優扶持。當然首先要滿足條件，要在國家規定扶持‘走出去’的四大類項目中�！�
他強調，企業申報的項目是否獲得發改委的同意是放貸的前提條件，但項目能不能做，還是由銀行自己定�！拔覀冏裱毩徺J的原則，在這點上，發改委基本不干預�！�
“雙刃劍”
逐步開放的外匯管理通道，低成本的政策性貸款或貼息的商業貸款，一條“走出去”的跑道鋪在了每一個渴望“做大做強”的中國企業面前；壓抑已久的國際化夢想，終于有了兌現的可能。
然而，一個陰影同時橫亙在他們面前。從五礦、中海油，到海爾、聯想，幾乎每一起有中國企業參加的并購，都會在東道國遭遇到政治方面的責難。甚至華為在印度的“擴張計劃”，也因為印度政府懷疑其有“軍方背景”而暫時被擱置。
摩根大通的分析報告指出，東道國在政治上表現出的“敵意”，是中國海外并購面臨的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中國公司的海外并購，因此常常處于“政治火力”的交叉點。2004年10月，五礦收購諾蘭達進入關鍵時候，加拿大輿論排山倒海般指責中國公司，稱其在政府的導向之下，以國有銀行的金融支持為后盾，在全世界瘋狂收購。今年夏天，更兇猛的反對浪潮指向了中海油，最終毀掉了對優尼科的收購努力。
由此，質疑者總提出同一個問題——收購究竟是政府行為還是企業行為？
這本來是一個無需解釋的問題。因為從每一個個案看，從收購對象的選擇到收購時機、報價的確認，確實都是中國企業自身的判斷，其中不乏投資銀行的影響。事實上，中國企業之所以這么快進入國際并購市場，與大型國企陸續登陸國際資本市場有很大關系。上市打開了這些企業的視野，來自各大投資銀行的收購建議，也從上市以后就源源不斷地擺在中國大型企業CEO的案頭。
記者曾詢問匯豐銀行一位資深投資銀行人士，“在近一年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大并購中，有多少是由投資銀行最早提議的？”這位資深人士迅速作答——“全部。”
從2003年開始蔓延全國的能源緊缺、資源價格上漲以及愈來愈尖銳的國際貿易摩擦，無疑加速了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并購市場的步伐。今年8月底，在清華大學舉辦的首屆亞太管理學院聯合會年會上，聯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坦承：“我們做這個事情(收購IBM的PC部門)絕不是為了讓世界轟動。這個企業是我們的命，我們要靠它吃飯，所以會把很多問題想得清楚又清楚�！�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并購在2005年發生？摩根大通中國主席李小加告訴記者，“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企業已發展到新階段，他們(給收購的外國企業)帶來了‘Value’(價值)，帶來了Manufacturing Expertise(制造業經驗)�！�
“走出去”本來是中國企業成長的自然選擇，這個過程之所以被外界扭曲，在摩根大通中國區負責并購項目的一位資深人士看來，優惠的信貸政策是一把“雙刃劍”，或者說是造成敵意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的銀行為什么愿意提供低息或貼息貸款？國有母公司為什么要不計成本地給上市公司以資金支持？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本意在于為企業提供便捷的融資渠道，但在部分心懷疑慮的境外人士看來，在境外展開收購的每一家中國企業背后都站著中國政府，他們服務于一個難于測度的目的。
政策之疑
低成本的資金支持實際上“并不便宜”，甚至需要企業付出額外的代價來獲得。這樣的政策安排是否必要和合理，一些專家從根本上提出質疑。
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指出，銀行應該對“走出去”的企業融資持更為審慎的態度，而不是放松信貸發放標準。因為企業到境外投資或者收購，面對較不熟悉的經濟環境，比在本土經營的風險更大。如果政策性銀行為了“配合國家政策需要”，比如稀缺資源的開采、占領某個重要的海外市場等，向“走出去”項目發放貸款或可理解，但由此產生的風險最終將由財政來承擔，變成隱性的補貼，也會對企業行為產生扭曲。
對于制定“走出去”戰略的部門而言，鼓勵企業的政策也有消化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動機。商務部對外經濟合作司副司長王濟光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因為壓力除了來源于經常項目盈余，也來源于巨額資本流入。截至今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較年初增長873.3億美元，達7109.7億美元。
這種說法遭到了王君的強烈反對。他認為，通過“走出去”消化外匯儲備完全不可行，就“好像錢多了要燒掉”。如果以這種動機對“走出去”的企業發放優惠貸款，等于降低了運營成本，扭曲了企業的商業決定，后果非常嚴重�！罢粦撨M入。無論哪種銀行，都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商業條件提供融資支持”，而外匯儲備應從匯率機制上解決根本問題。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走出去’變成一個政策口號和一場運動�！蓖蹙龔娬{，“要創造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讓企業自主決策�！�
“鋼絲上舞蹈”
但是，完全意義上的自主決策在短期內還看不到實現的可能。中國政府在鼓勵企業往外走的同時，政策層面的約束并未放松。
一般來說，目前國內企業走出去仍需經歷繁瑣的審批程序。首先是要通過外匯主管部門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審查；接下來，如果是國有企業，則需到國資委進行資產評估和產權登記。第三步則是到主管部委報批核準。主要有兩家——商務部和發改委。
去年10月1日，作為國內企業海外投資的主管部門商務部發布了《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籠統地稱“商務部核準國內企業在境外投資開辦企業(金融類企業除外)”。富有戲劇性的是，僅隔一個多星期，10月9日，發改委亦發布了《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規定將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從審批制改成核準制。同時規定，中方境外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資源開發類項目，以及投資用匯額在1000萬美元以下的其它項目，由國家發改委核準；中方投資額在2億美元以上的資源開發類項目，及5000萬美元以上的其他大額用匯項目，則要再報國務院核準。
依據上述規定，商務部和發改委在核準過程中應各有分工，但在現實中，很多企業為保險起見仍然兩個部門都需跑到。
此外，在核準過程中，企業需要提交的文件也極為復雜。商務部的規定相對簡單，主要是企業自身的情況和相關證明；針對中央企業的駐外經濟參贊意見等。而發改委的規定相對多一些，不僅需要項目報告書，包括項目總投資、各方出資額、出資方式、融資方案及用匯金額等；還要有中方及合作方資信證明，董事會決議，銀行出具的融資意向書、資產評估報告等。
“幾乎每次我們代表中國去收購，人家都會要求你解釋中國政府的審批程序，非常復雜。要讓對方明白這是一個不至于影響到交易本身的操作，是很難的一個過程。”美國世達國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苗廣華告訴《財經》。
之所以維持這一套繁雜的審批程序，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真正有能力到海外投資的企業，目前仍以大型國企為主，而審查國企海外投資的理性和合法性，從來都是一個令中國政府各相關部門頭疼的問題。
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200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去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5.3億美元，同比增長93%。
其中，國企在境內投資主體所占的比例仍高達35%，上年則為43%；私營企業的比例上升了2%，達到12%。另外，有限責任公司(30%)和股份有限公司(10%)、股份合作企業(3%)中仍有很多屬于國有企業，總體而言，以國企為主的“走出去”格局，并沒有出現改變。
這一整套繁雜的程序，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交易行動的障礙。曾跟蹤五礦與諾蘭達收購談判一年多的一位投資銀行資深人士坦言，從2004年7月以后，五礦本來有很多次機會贏得收購，甚至一度獲得獨家談判權，離成功只“一步之遙”。最終收購失利的原因“錯綜復雜”，但總的來說，“決策遲緩”終使希望破滅。
雖然到2004年10月，有關審批程序已經改為核準制，但其審查的難度絲毫未見降低。從目前情況看，各相關部門仍無意放寬審批程序，企業和中介機構對此嘖有煩言。
一位曾參與中海油等數起重要并購的資深人士抱怨，“那么多行業，發改委怎么知道項目好不好？怎么知道是商業行為還是非商業行為？怎么知道錢付高了還是低了？”他認為，“商業行為由一個政府機構來作判斷，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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